今日看热搜，有一条是人大一位在读博士的。她手持身份证，举报其导师性骚扰。按她的叙述，这件事已持续近两年，但到今天已忍无可忍，只好公之于众。
那么，这位学生有没有向人民大学的校领导进行举报？我没有细看，很难讲。但设身处地来讲，我觉得作为弱势的学生，如果这样做，可能会有顾虑。
因为，很明显国内类似事情的处理，都不那么尽如人意。
一般来说，大学都会通过领导层劝学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最终悄无声息完成对该导师的庇护。
倘若进入法律层面，官司同样很难打赢。因为此种事情不但很难举证，而且容易被反打一耙，诉其诬告，损害某某个人名誉。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好几起类似的事情了。
所以，一旦举报不成，反而会引来更大的压制。
本次其实非常特殊，因为该学生有音视频作证，使之无法翻案，亦无法以难以查明作为托辞。
但倘若没有这些证据，那么会怎样？我想极大的可能性，就是不了了之。
事有凑巧，其实在此事之前，正好原北大、华师教授茅海建在澳门大学遇到同样的事情。
法庭称，他因「于席间性骚扰女学生，包括多次说出不礼貌且具有性意味的言语，拥抱、抚摸等身体接触及意图强行袭胸行为」，被判决触犯「性骚扰罪」，判囚7个月，缓刑2年。
茅海建不服，认为自己酒醉失去理性，但未被法院采信。
于此之前，澳门大学仍有一案例，即研究生院原院长兼法学院教授莫世健，也因2018年涉嫌在娱乐场所性侵一名另一所大学的女学生，同年六月底被羁押受审。
2019年，「经澳门中院经审理裁定，莫世健性侵罪成。最终莫世健被判6年徒刑，并向被害人支付10万澳门元的精神损害赔偿。」
在这两起案件中，我们看，澳门大学与澳门检方都本着公正的方式，以法律为准绳，一旦查实，就立即做出惩治。
这些教授不但不能再于该校任教，而且要付出牢狱代价。
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学校的学术声誉和社会底线极为看重，所以绝不会因为某位教授拥有巨大名声，或者能够带来大量资金，亦或者在学术界拥有资源，就去演绎「糊涂僧判葫芦案」。
但更重要的是，澳门大学与澳门当局对此有相当成熟的制度化流程，各负其责，但相互监督相互成就。
我想，如果国内院校想要减少类似事情，实在应该向澳门大学学习。
很显然，此事关乎整个高校体系的制度建设，也关乎社会底线公正。
一方面，我想大学应更正自己的大学治理制度，对此类事情进行制度性纠偏。比如敦促设立伦理委员会，并时刻关注学生权利。凡遇到类似举报当对此进行自查。而一旦查实，亦应切断其在高校的教学生涯。
很显然，这里面最主要的问题出在双方「权力不对等」。更彻底的方式，应该把学生是否可以毕业，与某位导师的强链接进行隔断。
另一方面，社会也应正视类似事件，积极促进使嫌犯进入刑法层面。绝不应因为太多这样的事情，就阴暗的以为是潜规则，所以视而不见，甚至进行猥琐推断。
何况，即使是「潜规则」，那么我们应不应该为那些不服从「潜规则」的人做些保护呢？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为什么说这些都关乎社会底线问题呢？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此事的根源，仍在于腐败和权力的肆无忌惮。
要知道，我们这些年被洞穿的底线，实在是太多了，而这些被洞穿的底线，其缘由基本与之相同。我们如何对待类似事件，也表明我们要如何对待那些有着同样原因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