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浙大城市学院人文学院教师蔡渊迪收到该校通知，由于他负责授课的3门课程「挂科率」高于30%，所以学校让他作出说明，并进行整改。
蔡老师则认为，现在的学生质量堪忧，他举例说，他出题《孔雀东南飞》作者是谁，答错率都超过五成。
蔡老师觉得，他也可以降低标准，「比如说让学生默写《静夜思》（20分），但是一门课的基础知识标准还要不要呢」？
所以他说自己「水平有限，实在抱歉，请另请高明」。
其实我觉得蔡老师乐观了，即使考《静夜思》，我觉得答错率也会超过五成。
三年疫情之前，我去过多次本市二三本的一些学校，对里面的学生状态，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什么状态，二十多岁就跟快死了的差不多，一点活力也没有。
这与二十年前很不一样，与四十年前就更不一样了，所以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觉得，问题非常多，但归因，肯定不能归结到一个原因上。或者说，问题多，那么触发的原因，也同样多种多样。
当年浙江大学的老校长竺可桢曾经在演讲中说，我们有些同学，来浙大为什么呢？他回答，混。那你毕业做什么呢？答，混混。
当年类似的事情，也是当年竺可桢校长改革整顿的缘由，他需要改变的核心点，就是学生为什么是这种状态。
很显然，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根本没有，他找不到任何希望，但大学能给他吗？这就很难讲了。
倘若大学都是在教孔雀东南飞的作者是谁，那他无非是在延续高中，对他来说，三年高中的搏命坚持，早已经厌倦透顶了，如果大学还是这样，那有什么意义？
所以很多学生来大学一看，就抱定了大学无用的判断。老师规劝学生学生的理由，跟高中一样，但很明显，到此时学生已经成人，离开故乡独自面对未来，原来高中老师喊的理由，基本上「一眼假」，早就破产了。
对学生来说，需要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理由。大学所学，能否给与三观，又或者能否给予出路，包括考研，都可以试试。但问题是，很多时候找不到这种可能。
像城市大学为什么要开《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蔡老师所陈述的理由是，如果学不好，影响考研率、就业率怎么办？
前一个还算是一个理由，打算考研的，我猜还是能学一下的。但后一个根本没什么意义，如今除了少数专业性很强的研究所或者出版社，谁用得到这些呢。
那么，学校可以修正这些课程的课时、教法和价值方向吗？很显然，众所周知，在我国大概率做不到。这一点学生心知肚明。
既然双方都无法改变，那就只剩下「混」了。反正到最后，总有一方会「破产」。最糟糕的情况，无非是「双输」，但到那时，这个学校体系也就没什么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