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韵学研究》发表于1915-1926年间，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构拟中古音的代表作。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由罗常培、赵元任、李方桂翻译并引入中国出版，被誉为中国现代音韵史的开端。
《中国音韵学研究》共有两个版本，一版是由商务印书馆在1940年初版，后又再版，另一版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在2007年刊印。
前一个版本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先生对原文中的一些错误进行了订正，并在原文基础上有所创新，比如三位先生按照汉语实际，以舌前部位的硬音软音为区别标准，自拟了一套符号。
后一个版本编者主要是针对书写错误进行了一些订正，无论哪个版本，都值得我们细读研究。
这部著作的作者高本汉来自瑞典，在各个领域卓有成就，他影响最大的作品就是这本《中国音韵学研究》，这部著作实际上是他的博士论文，汇集了他思想的精华。
他将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引入古音探讨，并开创性地运用注音字母对古音进行描写，提出了许多见解。
书中除“序言”“绪论”和“方言地图”外，共分为四章，分别是“古音的讨论”、“现代方言的语音学”、“历史的研究”、“方言字汇”。
在第一章中，高本汉主要分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关于古音知识书本上的材料，高本汉认为有“梵汉对音材料”“韵书反切材料”“等韵图”三种。
但他对这几种材料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梵汉对音不能作为主要材料，而将另两种为构拟中古音的主要材料。
第二个方面就是借助音位学理论发展了声母j化说。并且他认为韵是不断简化的，并归纳出了四个阶段：同等间的简化、一等开合口音的混同、一三等元音的混同、独立的二等韵被别的韵吸收。高本汉根据这些原则还整理出了声韵表。
在第二章中，高本汉从研究对象、记音方法、研究仪器、普通语音学相关概念、定性语音学五个方面出发。
在研究对象上，高本汉共记录了三十三个方言，其中24个是严式记音。在记音方法上他提倡使用严式记音。
他认为严式记音是科学的，而宽式记音仅有实用价值，三十三种方言中有九种采用宽式记音，是高本汉没有实地调查所致。
在实验仪器上，他指出人们通过小鼓和假腭来分析语音的生理特征这样的记音方法，价值有限，主张采用调查人听音记音以及比较分析的办法来记录语言。
在明确对象和方法手段后，高本汉介绍了普通语音学相关语音声学概念、解剖学概念和生理学概念，并总结了语音的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
在这些方法基础上，高本汉列举了55个辅音、5个单元音、59个复合元音，他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上分别分析每个音的特征，并在方言内部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相关发音进行比较。
第三章主要记录了高本汉在古音构拟方面的成果，分为声母、韵母和声调三个方面。他通过前面的材料和方法，从《广韵》中整理出了47声纽，又参照汉语方音，总结出了5系32纽。
在古代韵母的擬测中对韵尾辅音、元音、它们的共同的原則、各摄分论分别进行了讨论。并且在声调方面也提出了一些见解，比如认为声调除平上去入四种分类外，其分合大半系于声母。
第四章是作者实地考察的结晶，整理了三十三个方言点的字汇，并通过现代方音来反证中古音，将共时与历时结合起来，有着较强的说服力，为我们的方言调查和音韵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这本著作在内容上广纳海川，有着极强的创新性，对我们的各种研究都提供了新的参考。它被公认为是开启了现代音韵学研究新阶段的代表作。
我们借用赵荫棠先生说的：“等韵图的编制，至劳乃宣已走到穷途；……，幸而我们借着创制注音符号与国语罗马语的机会，激起来新的趣味，……，自然对于中国音韵全体都有大的帮助，而等韵学的研究亦因此而开辟新的纪元。”
《中国音韵学研究》中开创性地运用注音字母描写古音，为现代音韵学研究提供了新方向。它还将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结合起来。
它将空间因素也就是方言，和时间因素也就是历史语音结合起来。从古代音韵中考察现代方言的发展历程，从现代方言中考察古代音韵的遗留。
比如在书中高本汉从三十三个方言点中收集了几万个字音，从其中挑选3125个字来印证《广韵》32声类。
这本著作因为年代较久远，且各个体系都还不完善，自然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站在现在的角度可以明显看出两个不足：
1、研究材料的局限：高本汉认为的《切韵指南》实际上是《康熙字典》前所附的《等韵切音指南》，引用的《广韵》反切是从《康熙字典》上转抄来的。这就造成了许多研究上的错误。
2、研究对象的局限，高本汉在方言的选择更侧重于北方方言，对南方方言不够重视，书中所选方言点，连湘方言和赣方言都没有收录。
同时，该书对文白异读现象也没有很好地收集整理，材料中收录的基本上是文读而非白读，这些都对方言调查结果的准确性有不利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