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要
日本已故学者桥本万太郎所著《语言地理类型学》，首次出版于1978年，译作于198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 年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重印出版。
该书立足于东亚大陆语言事实的研究而创建的新理论。本书把语言在地理上表现出来的类型推移，看作是语言历史演变各层次的投影，从而把“横”的区域考察跟“纵”的历史比较有机地结合起来。
全书除前言外主要由五部分组成：开章“语言的发展”为基本理论框架，后分别从句法结构、基本词汇、音韵结构三方面谈论语言的推移，最后一章为结论。
全书理论精邃，内容翔实，论证严密，涉及面广泛，由语言学家余志鸿精心翻译，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为之作序，是研究东亚诸语言的重要参考书，对普通语言学研究也具有指导意义。
二、本书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19世纪的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曾控制了整个语言学领域。从美国杰出的东方学家威廉·琼斯注意到梵语跟拉丁语、古希腊语和法语之间存在着如同个人与家族之间的那种亲属关系后，西方学者成功地建立了谱系学说（Family tree）。
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不少语言学巨匠，丹麦的拉斯克（R·Rask）、法国的葆扑（F·Bopp）、施莱赫尔（A·Schleicher）、格里姆（J·Grimm）和法国的梅耶(A·Meillet)等，他们发现了“语音对应规律”，并构拟“一般历史性的公分母”，即印欧语的原始形式。
谱系学说（Family tree）一方面在历史比较语言学基础上重建印欧语系的大厦，使语言学开始进入科学的领域，为现代语言学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语言科学中的“迷信”，以致较长时期使许多人都相信历史比较法是研究语言之间关系的唯一方法，这使得科学理论走向了极端。
历史比较语言学一度被认为是语言比较研究中的万能钥匙，可是当这把钥匙伸向亚洲大陆时候，尤其针对汉语的研究时，就顿时陷入了困境。
历史比较语言学出生于印欧语系，而当一个理论超出了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一旦与事实背离，就寸步难行。
这时无非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重建、探索新的理论；另一种是不断修订补充原有的理论。而不少学者都在用后一种方式努力，他们竭力在亚洲各语言之间寻找“亲属”关系。
比如雅洪托夫主张台语与印度尼西亚语、孟高棉语构成了“南方语系”，而本尼迪克特白保罗提出建立“东南亚的一个新的联盟”；而有的则采取否定主义，说汉藏语系并不存在，它们实际是两种更原始的语系——太平洋语系和南亚语系的某种混合物。
这样的研究带来一个结果，使得研究思路混乱，且阻碍了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教授选择的第一种方法，他大胆提出了新的理论——语言地理类型学，这一理论在他的著作《语言地理类型学》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
三、篇章布局
《语言地理类型学》一书加上前言，共有六章：（一）前言；（二）语言的发展；（三）句法结构的推移；（四）基本词汇的推移；（五）音韵结构的推移；（六）结论，但由于最后一章结论是作者对前面各章观点的总结归纳，在下文就不再加以赘述。
（一）前言
作者在前言中叙述了探索这一理论的原因和经过，以及先后发表的论文。作者写本书的目的是阐明现代语言学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语言为什么会变化。
而作者写本书是受到了河野博士一句话的启发——“作者同学，如果从语言区域角度来考虑藏语，那可真有趣！”。
作者假设亚洲在语言类型上是一个整体，他说“希望本书能成功地表明，至少亚洲大陆在语言结构类型方面是一个连续体。然而，是否成功，则有待于读者鉴定。”
（二）语言的发展
第一章作者首先谈到了人类的语言是随时地的不同，而以不同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其类型大致可分为牧畜民型和农耕民型，农耕民型又称定居农民型。
所谓牧畜民型，只是假设的名称，主要是指印欧语体系，因为印欧语的民族以畜牧为主要生产方式——远古放牧的生活，使他们扩展到了广大地区，南到热带印度次大陆（梵语），东到中亚沙漠（吐火罗语），西达邻近冰岛的爱尔兰（凯尔特语），北到俄罗斯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波罗的·斯拉夫语、日尔曼语），一扩展就各自取得了独立的发展，到近代才互相接触。
它们这样独立地发展而且有异常丰富的古老文献资料，在词的语音结构和形态上有条理的复杂的变化。，所以它们有可能通过比较法来寻找“祖语”，探索语言发展的模式。
所谓农耕民型，同样是一种假设。作者指出这种类型的语言，以某个文明发源地为中心，非常缓慢地同化周围语言而发展的方式，语言以同一方式发展起来。
正因为农耕民型语言由于被中心语言的同化和不断借用，要想阐明这种同化的组合和过程，采取比较法来构拟祖语则非常困难。作者以东亚语言为事实，进行了有力的论证。
印欧语比较法，习惯上总是先从数词等通常认为最稳定的词着手的，但是东亚各语言的数词偏偏最为浮动，而且受着汉语强有力的渗透。
比如越南语，能数到9999，到了“万”，就出现了汉语的计数法；朝鲜语数到99，一过“百”就被汉化；日语则只能数到10为止。
泰语只有1是本族语言，其他都是汉语体系的计数。即使能数到9999的越语，34以后的4，也是汉语的借词；至于序数词，不管1还是4，都用汉语。甚至泰语的1也只保留在10之内，11的1或21的1，也都采用汉语词根。
但我们绝不能因此断定朝鲜语、日语、越语、泰语、汉语是亲属语言。这正说明适用于印欧语的比较法并不适用于东亚的农耕民型语言。
最后作者指出了语言发展的研究方法——人类语言之间有谱系关系，研究不同的语言谱系可以有不同的研究方法。
通过语言结构区域性的特征，同时尽可能与“纵”（时间）的演变相对照，才能追溯到语言的亲属关系。
（三）句法结构的推移
第二章着重在东亚大陆诸语言句法结构上，主要是词序结构的区域性推移和历史性变迁。
上一世纪的类型学家受了牧畜民型语言的束缚，以前对亚洲大陆语言的分类往往只着眼于单词的有无声调或屈折，而作者第一次创新地提出，应从语言的全貌上，把区域性共时性变异的特性与通时性历史性变异相统一地加以处理。
他认为亚欧大陆语言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结构连续体，突破了上世纪“语系”的差异。
本章首先讨论了词序里的层次结构特征，指出亚洲大陆各语言特别是汉语南北区域在词序上的差异，北方汉语的逆行结构与华南汉语的顺行结构恰成对照。
根据奥塔马顿的实验，一行自左向右排列的词素，如果其“层次”整个地向左分枝，即修饰语都在中心词之前，由于人类瞬间记忆上存在一定的跨度，那么其左分枝里的语言储存信息能力有限，语言结构长度有限。这种向左分枝而有界限的语言层次，叫逆行结构。
与此相反，如果形成向右分枝，即修饰语一律后置，那么其层次被认为在人类利用瞬间记忆充分加工的范围内，储存信息相对自由，可以不受限制扩展，这叫顺行结构。
自然语言中，哪种语言基本上属于哪种结构，应该说是可以辨认的。亚洲大陆的语言，北方的通古斯语、蒙古语、土耳其语都是逆行结构，反之南方的大部分语言，无论泰语、孟高棉语、越语，都以顺行结构为基础。
而分布在两者之间的“汉语”，越往南就越可看作南亚式的顺行结构，越往北就越可看作阿尔泰式的逆行结构，北方汉语的动词短语既保持了汉语的基本句法（词序）规则，而又整个地统一于逆行结构。
在古汉语的标准语里，修饰动词的成分除掉强调或临时倒装，都系统地放在动词之后。据此，作者用如下曲线图象来表示：
两根曲线分别表示历史的和区域的变化轨迹。上升曲线表示逆行结构随着时代（上轴线）和区域（下轴线）的推移而增加，下降曲线表示顺行结构相应地减少。
连结古代和现代的“纵”的变化的中间阶段，正好在区域上处干南方语的北部、北方语的南部，因而可以使我们把“纵”的历史变化放在“横”的区域推移中进行考察。
在南北或古今词序的推移过程中，修饰成分的换位，并不破坏语言的词序原则，而实际上是采取新的词序。介词（如宾语前置词“把”）的出现，便是一个明证。
此外，在构词法中也存在这种“纵”与“横”的对应。南方汉语的复合名词往往具有顺行性，存在着后置修饰语的事实。如闽语厦门方言中人客（客人）、风台（台风）、菜蔬（蔬菜）、历日（日历）、鞋拖（拖鞋—拖，动词）。在其他方言中也能看到这种结构。
但这种顺行结构的复合名词，越往北越少，到了北方几乎全部变成了逆行结构。现代在南方方言里也少了很多。连广州话也只有极少数形素，如“干”（菜干、牛肉干）等，还没有失掉它的活力。
为了更明确显示从南往北的这种有条不紊的类型推移，作者对动物性别的方言词汇进行了探讨，最终得出在长江流域附近有一条很明显的界线表示性别的“雌、雄”的修饰语（形素），在南方方言中经常跟在被修饰成分之后，而北方方言却规定为“修饰语+被修饰语”的词序，这一事实将引起我们的深思。
作者认为这条南北分界线，古代也许在更北一些的地方。在河南和湖北的京汉铁路线旁有座“鸡公山”，南方人一听就知道是“公鸡山”，但北方人也可能会误以为“鸡公”是古代某个伟人。
但这种名词构成的“横”的推移，在从古到今的“纵”的演变里，竟存在着异乎寻常的对应。古文献中就有“献大、中谷、丘商、祖甲”之类的说法，反映了古代汉语构词的顺行结构痕迹。
名词句的顺行结构在南方方言里仅仅残留在化石化了的词汇中，足见名词句的逆行化一定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
历史性的语言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如周以前殷商时代用“祖甲、祖乙、祖丙”等，即“十干”命名的方法，传到春秋时代的齐国，太公的子孙的命名已变成了“乙公、丁公、癸公”。“横”的地理推移，很整齐地对应着从古到今的“纵”的演变。
（四）基本词汇的推移
第三章讲基本词汇和语法形态的“横”与“纵”的演变。本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一是“川”的分布和历史；二是否定词的区域性推移和历史性变化；三是类别词的性质。
“川”的分布和历史。一方面，在古汉语里河流的总称是“水”和“川”；“河”是指黄河，“江”是指长江。
另一方面，现代汉语里有关河流的普通词汇的地理分布（自古就已有的名称），大致以长江为界，南边的大部分叫江，如钱塘江、闽江、嘉陵江、珠江等；北边的叫河，如淮河、黄河、辽河等。
否定词的区域性推移和历史性变化。各语言否定词的语音形式形形色色，甚至在同一语系的语言之间也未必一致。
否定词在亚洲大陆语言也表现为南北对立和推移，南方语言绝大多数用暗鼻辅音，北方却使用破裂音（闭塞音），但也都是钝音。
一到长江流域，北方性的变为不北不南，南方性变为不南不北，变成了向破裂音过渡的摩擦音。
最后，作者论述类别词的本质，即类别词在普通语言学里通常指的是表示数量的“木”和“杯”这样的单位。
但其在句法学上还是形态学上，和表示数量单位的词都毫无区别，在亚洲大陆语言里都属于“数量词”，而数量词这一类在任何语言里都有。
类别词是划分名词“类别”的，或者换句话说，是名词的意义性、语法性分类的标志。
在亚洲大陆语言的词汇中，与语言类型特征最有密切关系的，是类别词。紧接着作者指出了类别词分布的区域性推移的特征，一个语言单音节性强，类别词就丰富多彩；复音节性强，类别词就贫乏，即使曾经有过丰富的类别词，其存在也只不过是躯壳而已。
汉语大致在长江流域附近明显地从南方型移向北方型。中国南方的语言，剔除借用词，几乎全是单音节词；北方语言基本上是复音节词；夹在中间的汉语方言，越往南，单音节性越强，越往北，复音节词就越多。
（五）音韵结构的推移
第四章对东亚大陆及其周围语言的音形作了同样的考察，处理它们的“纵、横”变化以及内在规律。
首先关于音节结构，若C为声母，V为元音（包括复元音），那么南方诸语一般都具有CVC结构，韵尾都带有包括人类语言中被看作主要辅音群的鼻音，以及带有和鼻音一样担当调音点的闭锁音（内破音）。
相反，北方语言如锡伯语大部分只是CV，唯一例外的是满语的CVN。作者列举日语和朝鲜语的例子，指出北方诸语的CV性如何强烈地影响它们，为了避开辅音的结合，把CVC一CVC、CVC一V改变成了CV一CV一C（V）、CV一CV。
而汉语也显示了这种从南向北的有趣推移。这说明了由南向北推移，不同音节数量逐渐减少。与音节的区域性推移相平行，音节声调的数量也由南向北减少，如侗语有十五个声调，壮语有八个声调，长沙方言有六个声调，北方方言有四个声调。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晋语和东干语，在长江流域一带连奏音调和断奏音调的对立也消失了。作者指出，从南往北音节结构和声调体系的简略化，毫无疑问是与单词的从南往北单音节性变复音节性的推移，存在着密切关系，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作者引用了赵元任先生的调查资料和《切韵》中的音节单位数据。
本章最后讨论了语音组织中属于最表层的所谓“超语段音位”在这一方面，亚洲大陆语言的南北又是不相同的。
通过论证，作者指出亚洲大陆诸语言构成了一个连续体，并描出了它们的变异体的原形概貌。他认为这种变异体的原形，无论地理上、时间上，或可能是南端，或可能是北端。
如果把它当作是向南北两端发展，那么，这与东亚大陆实际发生的民族移动和社会变迁的脉络相反。
在类型地理学上处于南端或北端，从一方向另一方推移，不如假设为由于长期缓慢的同化，或对方民族的渗透，更合理些。作者在本书所论及的“原形”，与印欧比较语言学上的“祖形”或“祖语”有本质不同。
他指的是语言“同化”的产物。因为农耕民型的语言具有以文明中心向周围缓慢同化的特征，在同化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最初阶段是词汇被部分地替代，最好的例子是日语、朝语，以及现代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语言。
对于日语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是没有汉字词汇，日常思想交流就会产生重大障碍。进而词序也比如海南岛西北临高地区的一种语言，被占优势的汉语因素的侵入，原来的面貌只能在部分构词法和词序结构的基本部分才看得到。
但值得提醒的是，即使在词汇的大部分、以及词序和音韵体系完全被同化的时候，在一些基本词汇和部分构词法或音结构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该语言若干原来面貌的残余。
而这些残余来自绝对不能认为是借用的部分。正因为如此，汉语虽然具有亚洲大陆各语言变异的共同的“原形”，但不能说它是其他语言的共同的“祖形”。因为前面所举的现象，是不能从同系语上去寻找合理解释的，对此作者对“汉语”的性质也作了详尽的探讨。
四、《语言地理类型学》内容特点
（一）研究主题
《语言地理类型学》的核心主题主要围绕着语言结构特征与地理分布的关系、特定区域的语言类型特征、语言接触与历史发展的影响、语法结构、语序类型以及语言共性与差异来进行探讨。
这些主题不仅揭示了语言类型学在理解语言本质、揭示语言演变规律以及探索语言与环境相互作用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且也体现了语言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性。
通过对这些主题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语言地理类型学》中试图构建一个综合性的框架，用以解释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这些特征如何在不同地理和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发展。
（二）研究对象
《语言地理类型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语法现象；特定语言或语言特征在地理上的分布情况；
不同语言的语法特征，包括语序类型、形态类型、词汇类型等；语言随时间变化的历史演变；
民族交融与语言接触对语言发展的影响；以及语言类型学的方法论基础，包括语序类型学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和理论方法。
通过这些研究对象，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地理类型学》旨在通过跨语言的比较研究，揭示语言的共性和差异，理解语言的本质和演变规律，并探索语言与地理、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
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语言多样性的认识，也为语言的保护和教育提供了科学依据。
（三）研究方法
《语言地理类型学》采用了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来深入探究语言的地理分布、历史演变以及类型学特征，研究方法的归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关键点：
首先，作者采用跨语言比较研究方法，通过对比不同语言的结构特征，揭示语言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其次，作者运用类型学描写与比较的方法，基于前人如约瑟夫·H·格林伯格（Joseph H. Greenberg）、德赖尔（Dryer）、丽贝卡·霍金斯（Rebecca Hawkins）等人的研究，深入探讨语序类型学中的蕴含共性、倾向共性等理论方法。
再者，历史语言学与语言接触学的方法也被纳入研究，以理解语言形式的作用和来源，以及语言（文化）接触对语言发展的影响。
此外，归纳法在作者的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强调从自然语料中归纳出语言范畴，而非强加预设范畴。
最后，语序类型学研究和功能语法学研究也是《语言地理类型学》一书中作者采用的重要方法，前者分析修饰语与中心语的相对顺序，后者则关注语言现象的等级序列和用原则表示的语言共性。
从这些研究方法可以看出，语言地理类型学是一个多角度、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不仅关注语言的内在结构，还考虑了语言与历史、文化、地理等多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
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使得研究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语言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以及语言在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演变和发展。
五、对研究的启示
《语言地理类型学》的研究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深刻的启示，这些启示不仅涉及理论框架的构建，也包括实证研究的深化。
第一，跨语言比较研究的重要性，通过比较不同语言的结构特征，揭示了语言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对比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语法现象，研究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汉语及中国语言的特色。
第二，作者展示了类型学视角和方法论框架在特定语言宏观类型归属以及语言要素深度研究中的应用。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对语序类型学中的蕴含共性、倾向共性等理论方法的探讨，就能够更精确地描述和分类语言结构。
第三，历史语言学与语言接触学的方法被纳入研究，以理解语言形式的作用和来源，以及语言（文化）接触对语言发展的影响。例如，我们可以研究汉语史上的重大变化，包括被字句和把字句的产生、前置词短语的前移等，从而揭示语言接触和历史发展对语言结构的影响。
第四，归纳法的应用，从自然语料中归纳出语言范畴，不将预设的范畴强加于语言上，为语言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范畴和视角。语言库藏类型学方法的提出，强调在跨语言的基础上总结人类语言在库藏方面的共性和类型差异，为理解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第五，《语言地理类型学》一书促进了基于语言学本身进行跨学科、跨语种、跨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推动了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学术交流的深化。《语言地理类型学》不仅为语言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和理论框架，而且促进了对语言多样性和复杂性更深入的理解。
通过这些研究方法，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语言的本质，以及语言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演变和发展，这些成果不仅丰富了语言学的理论体系，也为未来的语言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六、结语
通过阅读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后，我们不仅对语言的演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对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本书以其独特的视角，将语言的地理分布与历史演变相结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路径。
通过对比不同语言的结构特征，我们能够揭示语言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而类型学视角和方法论框架的应用，使得我们能够更精确地描述和分类语言结构。
此外，历史语言学与语言接触学的方法的结合，让我们理解了语言形式的作用和来源，以及语言接触对语言发展的影响。
《语言地理类型学》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语言多样性的认识，也推动了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继续探索语言的无限可能，以期达到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