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福堂先生所著的一本汉语方言学专著，1999年由语文出版社出版。书中主要探讨了汉语方言中语音的演变过程以及不同层次的语音现象等问题。
本书是汉语方言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不仅对汉语方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索，还尝试在实践中对汉语方言进行创造性研究，对理解汉语方言的语音演变和层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本书作者与内容介绍
本书作者王福堂先生生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教授，主要从事汉语方言学的研究和教学。
王福堂教授1934年4月22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952年进入北大中文系学习，195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在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现代汉语教研室工作。
1988年起任教授，1993年起任博士生导师，2002年退休，2022年12月1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王福堂教授在汉语方言学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上。
他修订了《汉语方言学概要》《汉语方音字汇》《汉语方言词汇》，并出版了专著《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绍兴方言研究》和论文集《汉语方言论集》（增订版）。
其研究成果在汉语方言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王福堂教授不仅在学术上有着卓越的贡献，还非常注重培养年轻一代的方言学者，为我国方言学事业的长远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本《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是作者在长期教学和研究所整理的课程讲稿基础上，结合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资助，对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进行深入探索和理论创新的成果。
全书共八章，前两章分别介绍汉语方言中由语音演变和外来影响这两种不同原因造成的语音变化及他们的表现形式。
语音演变中有新旧不同的语音形式，外来影响造成的语音变化有来源不同的语音层次，需要把他们区别开来。
第三、四章主要就汉语方言分区的问题进行阐述， 并探讨了客赣方言之间、闽吴方言之间的关系，以及晋语的设立问题。
在第五章“原始闽语的构拟”中，作者主要介绍了美国汉学家（罗杰瑞(Jerry Nor）an)构建原始闽语的依据及其音系，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第六、七、八章则分别详细考察了方言中的“儿化韵”“子变韵”和“连读变调”等三种方言音变现象。
附录部分是作者1964年在山西太谷实地考察方言语音特点时所获得的材料，包括十二个方言点的声、韵、调及其配合的主要特点。
王福堂先生在前言中这样介绍章节之间的关系：“关于方言分区的两章，因为和对方言语音演变和层次的认识有关，所以也收在里面”，“原始闽语一章是根据头两章的认识，对一个古方言音系构拟所做的分析”。
而“儿化韵”等三章是“个案处理”，目的是“介绍几种重要的方言现象， 探索它们生成发展的规律”。
可见，这八章内容都是紧紧围绕“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这一主题展开的，层次分明，条理清晰。
三、本书特色与价值
(一)对语音演变和层次的详细描写
在本书中，作者不仅对语音演变的原因、方式、规律等做了介绍，还对几种重要的方言音变现象做了详尽的分析， 探索它们生成发展的规律，既有理论概括，又有实践应用。
在第一章中，作者提出语音变化主要是由于发音上的省力和方便的要求，导致发音动作的改变，使得音节内部不同语音成分相互影响，改变原有的发音部位和方法，变得彼此相近或相同。
语音变化通常采用渐变的方式，开始时细微差异逐渐积累，最终导致古今汉语语音的巨大差别。
语音变化也可能采取突变的方式，即某一类语音成分由原来的形式突然变成新的形式，中间没有过渡。
语音变化是有规律的，系统性语音变化的系统性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它们在语音变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平行发展、类推使语音系统得以保持原有的基本格局，分化、合流、整化使语音系统简化或繁化，而链移常常造成语音系统中的特色。
在具体现象的分析方面，本书的第六章“儿化韵”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在本章里，作者分八小节分别介绍了儿化韵的分布地区和语音形式、性质、合音方式、形成、儿化韵韵类的调整和归并及归并中的“逆行”现象、儿化韵的衰亡、儿化韵和小称变调，对儿化韵现象做了全方位的分析。
本章也是作者探讨具体音变现象最详细的一章。作者详细分析了儿化韵在不同方言中的表现和演变过程，体现了语言演变的层次性。
具体来说，儿化韵在某些方言中可能经历了从拼合型到融合型的转变，这反映了儿化韵在语音演变中的层次性。
拼合型儿化韵是指合音后“儿”尾成为韵尾，或者“儿”尾取代前一语素韵母的原韵尾，二者可以明显区分开来。例如北京话中的“花儿”（xuer），其中“儿”尾成为韵尾。
融合型儿化韵是指合音后“儿”尾和前一语素的韵母融合成另一语音形式，其中的“儿”尾无法再辨认。例如湖北鄂城话中的“环儿”（xuæ），其中“儿”尾已经融合到韵母中，无法单独辨认。
接着，作者分析了儿化韵衰亡的必然性，指出这是由于语素和音节结构规律导致的。
儿化韵的衰亡过程也体现了语言演变的层次性，从合音开始，经历调整和归并，最后归于消亡。
作者通过不同方言的实例，如北京话、宁波话等，展示了儿化韵在方言中的具体表现和功能，这些方言中的儿化韵表现也揭示了语言演变的层次性。
作者还探讨了儿化韵在社会语言学现象中的“逆行”现象，即儿化韵的重新分化。
逆行现象指的是儿化韵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的由简趋繁的趋势。
逆行现象主要体现在儿化韵的合而又分，即原本已经归并的儿化韵在某些方言中又重新分化。
北京话中某些儿化韵在二三十年代相互区分，但在四五十年代的年轻人口中已经混淆不分，表现出归并的趋向。
例如，歌儿=根儿、果儿=鬼儿等。但近年来，这些儿化词又有了区别，显示出逆行现象。
逆行现象并非语音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社会语言学现象。例如，1949年后北京外来人口的大量进入，这些人大多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学说普通话时比较注意听辨，导致已经归并的儿化韵重又分化。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语言演变的层次性在作者对儿化韵的分析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作者以大量方言实例论证了儿化韵的形成、演变、衰亡过程以及在不同方言中的表现，揭示了语言在不同层次上的变化和发展。
（二）对既有理论的质疑与创新
对既有理论的质疑与创新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以第四章为例，客家话、赣语的分合历来是学界争论不休的一大焦点。
在本章关于客赣方言的讨论中，作者的质疑精神和创新精神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第四章里，作者对传统上认为客家话和赣方言存在明显区别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两种方言不能简单地直接划分为两种方言或同一种方言，而是存在着复杂的演变过程和历史层次。
作者通过分析客家话和赣方言的语音特点，特别是古次浊上、全浊上、次浊平字归阴平的语音特点，指出这些特点不足以作为区分两个方言的依据。
作者认为，这些特点在客赣两方言中都有所体现，且在不同方言中的表现并不一致，因此不能作为本质的区别特征。
在质疑传统观点的基础上，作者也提出了新的看法。通过深入挖掘历史资料，如《晋书·王导传》中关于中州士女避乱江左的记载以及客家人祖先的迁徙历史等，作者提出，客家话和赣方言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共同时期，原先就属于一个方言，它们之间的重要语音共同点是在这二百多年的时间里经历共同的演变形成的。
而它们不同语音特点则是在客家人祖先第二次迁徙后分别产生的。此时一部分原来的客家人离开原居住地，加上北方官话的影响，才使得客赣两方言分歧逐渐拉大。
客家人特殊的移民心理，以及自身语言、 文化风俗、族群的强烈认同感， 也使得客家话成为一个比较特殊的方言。
作者对此评价道：“似乎客家话主要是和客家人本身而不是和客家人所在的地域相联系的，似乎客家话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地域性方言。”这也许才是客家话和赣方言无法合成一个方言的真正原因。
可以看出，作者在分析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历史关系时，采用了创新的分析方法，不仅从共时的角度分析了方言的特点，还结合历时的视角，考虑了方言的演变过程。
这不仅可以让我们深化对这两种方言的认识，还能进一步了解语言演变的复杂性。
四、本书不足
（一）资料的时效性
本书成书于1999年，时间较早，在引用资料时，可能部分资料的时效性不足。
特别是对于一些早期的研究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研究可能会对某些观点和结论提出修正。
（二）方言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方言研究是一个复杂且不断发展的领域，本书可能在某些方言的分析上深度和广度不够，未能涵盖所有相关的方言现象和最新的研究成果。
在个案处理中，作者选取了几个重要的方言现象进行探索，但可能由于方言的多样性，选取的案例未必能全面代表所有方言现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五、给我们的启示
《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对我们理解汉语方言的语音演变和层次，并对其做出科学分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所蕴含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也能给我们以启示。
首先是要注重历史演变规律的探索。纵观本书，十分注重从变化规律和形成路径的角度介绍汉语方言中的音变现象。
我们应深入挖掘方言的历史演变规律，理解方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从而更好地把握方言的现状和未来趋势。
其次，要采用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方法。书中提到，研究中应把不同原因造成的语音变化和不同层次的语音现象区别开来。
在现代汉语方言研究中，应采用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方法，对不同方言现象进行细致的分类和分析，才能揭示方言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最后，还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本书为例，在理论探索的同时，也注重实践应用，如在确定方言分区和反映语音演变层次方面，作者为了全面而准确地展现语言的实际情况，做了许多调查工作。
这启示现代汉语方言研究者应将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结合，通过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来验证和完善理论，推动方言研究的深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