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作为语言地域变体的方言，承载着地域文化的丰富内涵，是当地人在长期的日常劳动生活中亲身体验的总结，多来自于现实生活，起始于田间地头，带有泥土朴实的芬芳。因此，语言本来就属于文化的范畴，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不能孤立地研究语言本身，而忽略了对于语言和文化关系的探索。历史地理和文化语言学家周振鹤与语言学家游汝杰共同创作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将方言与文化有机结合，向读者展示了方言背后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从多角度、多层次对汉语方言的历史流变，以及方言与中国文化的复杂关系进行梳理分析。
二、《方言与中国文化》的价值及特色
（一）将语言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
语言是一个与社会和文化密切相关的符号系统，语言的研究是不应该离开社会和文化的，进行语言与文化的双向研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早期的语言学家总是选择孤立地研究语言本身，将语言和文化割裂开来探索。十九世纪的西方研究者将语言学看作人类学的分支，并未独立考虑语言本身。直到二十世纪，研究者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结合起来思考问题。在二十一世纪，语言学的独立地位才得以凸显。在中国，传统的语言学是“经学”的附庸，二十世纪，西方语言学科东渐，才开始脱离乾嘉学派的轨道，扩大研究范围。但是，直到1950年，罗常培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中才明确指出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必要性，只是之后语言学界鲜有人继续他的方向进行研究。
《方言与中国文化》继承罗常培先生的将语言与文化密切联系起来的路子，将汉语方言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却又有所突破和创新。周振鹤、游汝杰先生缩小研究范围，将研究目光集中于中国的方言与文化，同时不仅仅局限于方言和文化现象的描写，还探讨了现象背后的背景、原因及影响，着力理清中国方言与文化之间的联系。
（二）提出“历史地理分析法”
“历史地理分析法”是《方言与中国文化》中探讨方言与文化关系时使用频率较高的研究方法，其本质是一种方言分区方法。一个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各方面的一体化会促进方言一体化，因此，借助历史上的行政地理对方言进行划片分区是合理有效的。
西方学者曾仿照地理学科的“等温线”为西方的方言地理学设计“同言线”，以此来划分地域方言。其特点是将具有相似语言特征的方言点连接成线，由同一条同言线圈定的地域具有某一个相同的方言特征。但是许多地区的同言线往往不是集中的，无法密集成束，甚至相距甚远，通常只能主观臆断地选择其中一条同言线作为同言线束。汉语方言与中国文化跟西方有很大不同，周、游两位先生提出的“历史地理分析法”是适用于中国方言地理的分区方法，它为汉语方言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三）流动的方言与文化
《方言与中国文化》在剖析方言与文化时，立足与文化传承的视野，结合共时与历时的眼光，不仅探讨了方言与文化的历史流变过程，还展示了方言与中国文化的共时发展趋势
同时本书的研究虽然集中指向了汉语方言与中国文化，但在进行分析探讨时，也大量融入了外国语言与文化，尤其是与中国接壤的东亚诸国，在结合对比中进行阐释。
其次，本书在论述语言差异的同时，不仅仅讨论了汉语方言，还包括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只是书中主要强调的是他们的差异而不是共同点，突出了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在不同环境中的相互影响。
三、《方言与中国文化》的不足
毫无疑问，这部著作在语言学研究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但它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遗憾。
第一，本书在谈论方言与文化时，只涉及到八个方面，还有一系列的研究内容和主体，本书还没有涉及。语言文化本身就是一共宏观的主题，不是一两本著作就能涵括的，需要不断的更新与拓展。
第二，本书在内容安排上略显头重脚轻，前三章讨论了我国方言形成和发展的文化背景，后五章则是以方言为钥匙解决中国文化史上的某些问题。后五章所涉及的内容庞杂，涉及中国文化的许多重要方面，如中国戏曲、小说，但书中的介绍相对简略。
第三，本书主要强调了物质文化对方言的影响，用大量文字阐述了中国历史上物质层面的变化给汉语方言带来的影响，包括社会变迁、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和历史政治活动等，而对于精神层面的影响却较少涉及。
第四，本书在阐述方言的历史流变，以及方言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时，主要从语音层次作为切入口，对方言语言进行详细描写，但是却较少提及文字、词汇和语法等方面。
四、结语
本书从文化史的视角对中国方言的各类现象进行描写探讨，结合丰富的史料去论证观点，向读者全方位地展现了方言与文化之间的深切关联。同时，本书包含丰富的知识，系联了各个领域的知识，不仅能够扩充读者知识面，也能为其他学科提供研究方法。此外，阅读本书也能让读者更深刻地意识到保护方言的重要意义，采取正确态度对待方言与文化的保护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