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说得极是。老师在教我们的时候,屡屡教导,画画必须留有足够的空白,否则意境残缺不全,表现不出任何东西。”白白对应子余说道。
“新安文化”文学创作大赛作品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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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初三,天空灰蒙蒙,刺骨的寒风在窗外一个劲地肆虐着,摇曳的树枝发出“呜呜”的呻吟。不一会儿,整个天空就飘起了鹅毛大雪,渐渐地,寂静的山城便笼罩在一片白色之中。
随着朵朵洁白的雪花在半空中不停地翻滚,李家坞一幢六层楼房的顶层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伴着皑皑白雪飘了下来……
屋的主人此刻静静地躺在一张早已褪色的老式红木床上。她双手抱在胸前,神态安详,惨白的脸上看不出一丝皱褶,双眼紧闭。
就在三天前,她意识到自己时日不多,便开始不吃不喝,任凭家人怎么劝,她毅然绝食。两眼紧紧地盯着墙上的那幅画,也不说一句话,几天下来,一直都保持着这样一个姿势。
墙上挂着的是一只“鹰”。画面上的鹰,突然从半空中俯冲下来,两眼炯炯有神,锋利的双爪张开着,带钩的嘴喙有点微微上翘,仿佛随时捕捉猎物。整幅画枯淡幽冷,超尘拔俗;笔法飘逸潇洒,疏密有致;留下的空白也让人觉得扑朔迷离,意境深邃,很有点新安画派的风格。画为立轴,偏黄,三色画面,上有天头,中间粘有“惊燕带”,下有地脚,高约一百二十厘米,宽约六十五厘米。右上方标有“鹰击长空”四字,左下角落款:庚申年春应子余,旁边有颗四方红印。
“妈,你就放心地走吧,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的心事,墙上的鹰,是我们应家祖传下来的,我们会保管好的。”
应家后人趴在床沿俯身对床上的母亲说着。
只听“咕嘟”一声,床上的老人头歪向一边,没了气息。一位贺城老淳中曾经的校花,台湾女作家龙应台的母亲应美君在贺城的邻居,耗时十五年亲手描绘出《新安上河图》的余年春的街坊,红极一时的贺城“小毛娘”终于依依不舍地走了,再过三天便是她九十八岁的生日。
一
清晨,古城中山公园的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东城王庙边上的铁匠铺,每天也都在这个时段传出一阵阵节奏感很强的敲打声:“哒叮哒叮哒叮叮,哒叮哒叮哒叮叮……”炉膛里炭火蹿出一尺多高的红焰。右手握着小锤的马铁匠,拔出嘴里长烟杆,左手攥着铁钳把一块七八公分长的小铁板埋进炭火中。边上抡大锤的徒弟,赶紧拉着风箱。伴着炉膛里的火苗发出“呼哧呼哧”声,炭火中的小铁板开始变色,从褐色变成暗红橙红鲜红,再到全身透明的红。马铁匠赶紧用钳子挟着铁板往里杵了杵,然后翻了翻抖掉粘在上面的积炭迅速拔出来,搁在铁砧上。右手的小锤在铁砧的尖耳朵上轻轻地敲了两下,徒弟马上心领神会抡起大锤猛地砸了下去。小锤指点,大锤重击,师徒二人,一起一落,犹如急骤的雨点,打在小铁板上,整个铺子顿时火焰四射,烟雾缭绕。小铁板在锤击声中开始扭曲,变形,一把镰刀的雏形渐渐显露出来……
铁匠铺师徒二人演奏的晨曲,仿佛是古城的号声,把沉睡的市民从梦中拉了出来,开店门的,扫大街的,卖段子糖的,挑水的,去江边洗濯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各就各位,开始忙碌起来。
“昂”的一声,冯公街转角一幢老宅的大门从里面开了。走出一位身穿灰长衫,头戴西瓜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肩上扛着一只枣红色小木箱的瘦高个。他叫应子余,三十出头,短发,皮肤白皙,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出了家门,他踩着青石板,从城东的应家巷,沿着江边小道一直往前走。江边的埠头上,已停满了早回的小渔船。收鱼的,贩鱼的,一边吆喝着,一边把活蹦乱跳的鲜鱼一筐一筐挪到船头,吸引来往客商和市民。小船的后面挂着洗净的白色渔网和男人的花短裤。
江边的晨雾渐渐散去,千年古城露出饱经风霜的面容,清一色的徽派建筑,黑白分明,青砖黛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依江而筑。纵横交错的街道,便捷繁华,街两边的商铺琳琅满目,一座座高大的庭院幽深寂静,似乎藏着无数的秘密。清澈的新安江水吻着古城的气息,缓缓地流了过去。一群小青鱼追逐着几片从上游飘下来的菜叶戏耍着,水面上顿时漾起阵阵涟漪。不远处突然从水里钻出两只黑鸬鹚,伸着尖嘴,悄无声息地朝小鱼游了过去……
应子余行色匆匆,无暇顾及繁忙的鱼市和江上的风景,他经过冯公街,直街和横街,拐进一街十八巷的秀衣巷,绕到街后,顺着青石板路抄近道爬上铁井岭。
“应先生,早。”一中年男子扛着背篓从铁井岭上走了下来,遇见台阶上的应子余便笑着打招呼。
“早,早”,应子余仰起头,用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赶紧回道,“你也这么早就把孩子送过来了?”
“听孩子说,先生今天要放电影,睡不着,就早点来了,反正也是顺路。”
“弄玩玩,主要是想让孩子们有点兴趣,还不知行不行。”
“巷里都说先生教得好,孩子们喜欢听。”
“哪里哪里。”应子余谦笑道,上了几步台阶便到了古城的小学堂,“你先忙吧,我到了。”
这是古城唯一的民间小学堂,也是私塾。应子余是聘请的私塾先生,一个人要带二十几个孩子,大小不一,不设班级,因人施教。小学堂就设在铁井岭上的郑家祠堂。在古城,郑家祠堂赫赫有名,是郑家巷的宗族祠堂,整条巷子里住的几乎都是有钱的大户人家。据说明末清初就有人在京城做官,在贺城一街十八巷中排名第三。民国初年,郑家巷的郑大麻子骑着高头大马带着马弁来过一次,身后马车上装满了金银细软,委实让郑家巷的郑氏家族开了眼界,觉得郑家祖上显灵,出人头地,脸上有光。就连那个平日里见人就露出大门牙总叫着“好好”的傻子,也似乎感到很自豪,整天站在巷头,不管有人没人,伸出黑黢黢的手,把裤裆里的东西掏了出来,拉得老长老长把玩着。
郑家祠堂是老式建筑,分前后两厅,没有窗户,屋里的采光,仅从屋顶的天井泄进来。祠堂的前面有个小平台,里面都供奉着郑家历朝历代祖先的牌位,平时很少有人进去。后面用木板隔成的教室,白天也是黑咕隆咚尤其显得昏暗。教室里课桌也是大小不一,褐色,用久了,桌中间都起着一条条细楞,参差不齐地排列着。学生们都已坐好,静静地等着,一双双小眼睛静静地注视着前面糊着白纸的小黑板。
应先生站在讲台上环视了一下,见孩子们都到了,连忙打开小木箱,从箱里取出一个长方形小纸盒,纸盒的前面开个圆圆的小孔,孔边用硬纸片糊着小方框。又从木箱里取出一叠方方正正的小玻璃片,搁在纸盒旁。他握着一把金黄色的铜手电,对着一双双充满求知欲的小眼睛说道:“今天的实验还不知成不成,等会看见黑板上像什么,大家就喊出来。”
应先生边说边拿起一片玻璃,把它插入纸盒圆孔前的小方框,然后握着手电筒从纸盒后面伸了进去,按下电钮,一束强烈电光“倏”地穿过圆孔和玻璃片,直接射在两米远的小黑板上。
“船,小船。”下面孩子齐声高喊起来。
应先生又换了一片玻璃。
“树,柳树,还有一只灰知了。”
“房子,门边好像有只狗。”
“……”
应先生终于松了口气,他费了十几个通宵画的图案,终于在黑板上显现出来,他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同学们,为什么小黑板上会有画?”
学生们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一时半会回答不上来。
“其实这是光照的原理,玻璃片上有先生画的画,通过电筒的光直接射在糊在黑板上的白纸上。”说着应先生又从下面抽出几片玻璃一一放进方框。
“街道。”
“铁井,井里好像有水。”
“这是贺庙吧,老师,门前那个一层层黑黑的圆球,是不是铁塔?”
应先生微微一笑:“郑家祥同学看得仔细,那不是铁塔,那是贺庙前的铜鼎,有五六米高,我画得不太像,鼎的三个足应该是三个老人头的造型,下课后同学们可以去看看。”
孩子们似乎觉得有几分神秘,怎么黑板上会有画呢,一个个坐在位子上一动不动。
“今天就到这儿了,下课吧!”应先生说着收好玻璃片和电筒,一件件重新放回小木箱里,然后和孩子们一起离开教室。
二
应先生在祠堂里放“电影”一事,在古城传开了。尤其是郑家祠堂的族人们觉得是件从未有过的稀罕事,更是对应先生赞不绝口,非得要他有空也放给他们看看,开开眼界。
而应子余心里似乎并不满足于此,他有更大胆的想法。没多久,他就瞒着家人托人去上海买来一架折合式手提黑白照相机和玻璃底片、照相纸、配冲洗用的化学药品,按照使用说明书在家里边学边试。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先是拍一些风景,自我欣赏,然后给亲朋好友照些生活照,慢慢地掌握了照相的基本要领。在实践中,他非常重视用光,精洗精修底片。通过他的刻苦钻研,创新出采用油墨着色技术,使黑白照片放大后成为稀少的彩色照片,所拍摄的照片可与大城市的电光照片相媲美,而彩色照片更是一件连见也没见过的稀罕物。于是在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下,他辞去了私塾先生,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创办了贺城乃至周边县城唯一的一家照相馆——留真照相馆。
留真照相馆一开业,生意就十分红火,大多数顾客都是冲着彩色照片而来,加上应子余为人和善,喜欢结交,彩色照片又是稀缺资源,颇受欢迎,在浙赣皖邻县一带名气很大。短短的几年时间,他的摄影技术就日臻成熟,得到了客户的认可。一传十,十传百,贺城西北角的留真照相馆便成为千年古城的地标,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许多过往的商贾,文人硕儒也常有光顾。
应子余在照相的同时,还喜欢画画。读书时曾跟民间艺人学过炭精画,后又自学国画,尤其喜欢画花鸟。只是没有正式拜过师,画艺不精,纯粹是爱好。偶尔高兴起来,也会把自己画的画和彩色照片一起,挂在照相馆的前台,供客人欣赏。
一日,应子余正在照相馆后面临江的平台上画一只鹰。画来画去怎么也画不好,不是嫌它太瘦,就是觉得画上的鹰有点像蹲窝的鸡。他双手抱着胸看着自己画的画,又抬头凝视着江面上那只一直在盘旋的鹰。
“爸,有客。”刚读初中的儿子应德伦,在客厅大声喊着。
应子余好像没听见,仍然专注着江面上的鹰。
这时来了两位客人,走前面的是位年近六十的老者,留着灰白的长胡子,戴着眼镜,身材修长,看上去精神矍铄,步履矫健,给人一种气宇不凡的感觉。他披着黑色长衫,左肩斜挎着米黄色布包,腋下夹着油纸伞,后面跟着的年少些,和应子余身高年龄都差不多,只是皮肤稍黑些,剃个平头,耳后根长颗黑疣,手上提着一只上过清漆的淡褐色的竹编翻盖箱。两人一前一后走进照相馆,停下脚步,朝屋里打探了一下。一张栗壳色八仙桌摆在堂前,中间搁一只镂空的徽雕小香炉,里面插着一支檀香,冒着一缕细细的青烟,一股淡淡的清香在屋里弥漫着。大堂两侧靠墙有一圈供客人坐的长凳,门边的小柜台坐着一男孩,低头埋在一本破旧的菩萨书里。客人有点诧异,眼光一下被墙上的彩色照片和画吸引过去,便上前慢慢浏览起来。少顷,年少些的脸带微笑扭头问坐在柜台上的小男孩:“你家老板呢?”
小男孩这才抬起头来:“在后面平台上画画,我带你们去。”说着小男孩丢下手中的菩萨书,跑到后堂转角楼梯,用手指了指:“就在上面。”
两客人点点头就径直爬上楼梯。
平台不大,十几平米,和晾晒谷物的晒坦差不多,但视野很开阔,一条清澈的新安江从上游徽州迤逦而下,江面上帆船和卧在水中的龙山尽收眼底。应子余听见后面的脚步声,忙转身脸露歉意:“怠慢怠慢,到下面喝杯茶,我就来给你们照。”
“不忙,不忙,让我们好好看看你这里的风景。”老者彬彬有礼对站在桌子旁的应子余说,边说边眺望起来。其实,对于江上的景色他们并不陌生,可以说非常熟悉,尽管他们在龙山也曾逗留过,这条水路也不知走过多少回,但由于来去匆匆,还从未从古城的上空好好地领略过新安江的英姿。右边东源港的东溪和上游徽州港的新安江沿着苍翠的龙山在古城汇聚,形成开阔的江面,浩浩荡荡向东而去。
客人看着看着,便走近应子余的身边瞄了下桌上的画:“老板也喜欢画?”
“画着玩玩,献丑了,我们还是下去喝杯茶吧!”应子余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老者看着画扭头说道:“白白,这是你擅长的,看看老板画得咋样?”
叫白白的上前看了下画便摇摇头:“没画完,就当是画着玩吧!”
听着客人的对话,应子余马上意识到什么,连忙对两人说:“我一早画到现在,怎么也画不好,还请先生指点指点。”
老者看了看应子余虔诚的眼神便笑道:“也算我们有缘吧,本来是想照完照片就走,碰巧看了你墙上挂的画。学画不久吧?”
“是的,没几年。”
“还学过炭精画?”
“以前跟民间艺人学过,连这也能看出来?”
“你画的线条留下了痕迹。”
“我也觉得哪个地方出了毛病,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画。”
“照相和画画都是视觉艺术,有异曲同工之意,但毕竟是有区别的,照相是复制固定景物,而画画是要构图创意。”
站一旁的应子余连连点头,心里对老者升起了几分敬意,同时对客人的身份已猜出八九。
“就像你画的这幅鹰,你想表达什么呢?”老者扭头望着应子余又缓缓道,“这幅鹰,从你开始构图时就已经失败了。你想画新安江和两岸的山,又想画天上的云,那鹰在画中就显得逼仄呆板。”老者停了停,又接着说道:“一幅好画,除了要表现的东西以外,要有留白,要有深邃的意境,更要让人有想象的东西。”
“老师说得极是。老师在教我们的时候,屡屡教导,画画必须留有足够的空白,否则意境残缺不全,表现不出任何东西。”白白对应子余说道。
“你们,你们是新安画派的?”应子余心里一阵激动。
“他是黄山中人黄宾虹老师,我是他的学生,叫汪采白。”白白做了自我介绍。
应子余呆住了,眼前这位其貌不扬而又平易近人的长者,竟是如雷贯耳大名鼎鼎的新安画派的奠基人黄宾虹大师,他脱口而出:“你就是首创‘五笔七墨’的黄宾虹大师?”
老者笑而不答。突然,他手指江面对应子余和汪采白道:“快看!”
三人的目光,同时注视着江面上那只盘旋已久的鹰,突然传来“啾,啾”两声尖啸,迅速朝江面上俯冲下来,贴近江面溅出一朵小水花,又一个上扬快速地扇着翅膀,形成一个漂亮的弧线,它的爪子牢牢地攥着一条还在挣扎的银光闪闪的小鱼。
“这就是鹰的气势,一定要把它画出来。”黄老先生指着桌上的画,对应子余道,“你可以撇掉这些无关紧要的,只留下这只鹰,其他地方随他空着,把力用在眼睛和爪子上,使它传神。”
应子余顿时茅塞顿开,黄老先生的话增加他对画好这只鹰的信心和底气。经过一番交谈,应子余才得悉,原来黄老先生在他的学生汪采白的陪同下,从徽州沿江而下要去金华。路过古城,天已晌午,便想照张彩照再走。应子余心里很是感激两位远道而来的老师,一再邀请下楼喝杯茶,吃了便饭再走。
照完相,黄老先生随口问道:“几天可以取?”
“上彩定色还是有点慢,最快也要后天。”应子余说着。
“老师,要不过几天我亲自来取,顺便再来看看老板画的鹰。”汪采白说着转身看了看应子余,掏出两枚银元给应子余:“这是照相的钱。”
应子余推诿着:“见外了不是,我谢你们还来不及呢!”
在应子余一个劲地推辞下,汪采白只好作罢,顺手在纸袋上给应子余留下徽州的地址,然后,告辞。
应子余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目送着两个远去的背影。
……
三
抗战爆发后,郑家巷的郑大麻子据说战死在四明山。消息传来时,家人哭得一塌糊涂,他的夫人更是痛不欲生,一时想不开在家里吞金而死,留下了三个女儿,大毛二毛和小毛。
三姊妹中,从小就喜欢琴棋书画的小毛长得最漂亮,圆脸,皮肤白皙,细腰身,整天穿着一件紫色的法拉尼旗袍,走在古城的街上,像一朵摇曳的玫瑰,一颦一笑,都散发出无穷的魅力,活脱脱的一个画中美女。不知从何时起,古城人都喜欢叫她“小毛娘。”
郑大麻子死的时候,小毛娘刚读初中。家里一下失去两位亲人,顶梁柱没了,日子一天不如一天。那时,古城的老淳中也刚创办不久,“小毛娘”和应子余的公子应德伦同属于贺城的第一批中学生,且就读于同一个班。校舍就设在城隍庙,上学放学都走在一条街,彼此非常熟悉。一来二去,俩人心里暗生情愫,心照不宣。说来也算是门当户对,只是在古城,郑家巷的郑大麻子和应家巷的应子余,都属于有钱人家,爱面子,不轻易给对方挑明。
一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古城的上空突然传来一阵飞机的轰鸣,紧接着便是“哐哐”几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落点就在街后山脚下的铁井旁和城王庙的左侧。铁井上部的圆圈被穿了一个大洞,城隍庙靠近教室的一角也被炸塌,残垣断壁,地上全是瓦砾。
“快躲起来,是鬼子的飞机!”老师站在教室门口,对正在吃饭的学生拼命喊着。
应德伦扔下手中的饭盒,一把攥起小毛娘的手,拼命往外跑,一直跑到城隍庙大门口的铜鼎下躲了起来。两人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小毛娘浑身不停地颤抖着。好一会儿不见任何声响,才听见老师在喊:“都出来吧,飞机走远了!”
学生们一个一个从四处钻了出来,惊魂不定,落满粉尘的脸上,仍然弥漫着爆炸声带来的恐慌。
没多久,老淳中便从城王庙转移到半山腰的“菩时庵”躲避,以防不测。
初中一毕业,小毛娘,真名郑宝姝便走进了应家大门,成为应德伦的媳妇。由于郑家的变故,婚事办得有点简陋,小毛娘知书达理,并不在乎。成了应家媳妇后的小毛娘很是乖巧,洗衣做饭,缝缝补补,样样都拿得起来,与先前那个爱撒娇的郑家小姐几乎判若两人,到了年底便给应家添了个大胖孙子,乐得应子余两口子合不拢嘴,逢人便夸。
自打有了孙子后,应子余也忙碌了许多,每天看见儿子德伦不是拿着一本书坐在堂前,就是背着鱼竿去江边钓鱼,整天无所事事的样子,便一心把照相技术传授给他,店里的生意也渐渐由儿子去打理。
一晃,孙子也会笑了。一天,小毛娘带着孙子上楼睡觉去了。应子余坐在柜台前,满腹心事,双手从抽屉里抽出两张照片,看了又看,嘴里自言自语:“说好就来取的,这都几年了,怎么就一点音讯也没有。”他翻过装照片的白袋子,上面有汪采白留下的地址,几次都想给它邮寄去,又怕外面战乱路上丢失。少顷,他从边上画缸里抽出那幅早已画好的“鹰,”展开来凝视着,突然叫道:“德伦,过来,把这幅《鹰》挂堂前吧。”
“不等了?”儿子边走边问道。
“挂上去看看,你上桌去,把娘娘请下来。”应子余说着便和儿子一起把原先的《观音点水图》小心翼翼揭了下来,站在桌子上的德伦双手握着上轴两端,两眼只顾寻找墙上的最佳位置,不承想把画左下方落款处碰在边上冒着青烟的檀香上,“快拎高快拎高!”站在桌前的应子余急喊着。儿子不知发生什么事,一把扯起画轴,把檀香也碰倒了。还好,落款处仅留下一个被烧烤过的焦点,不仔细不太看得出来。
“你还会做什么,一幅画也挂不到好!”应子余脸露愠色,把德伦好一顿臭骂。
弄了半天,父子俩终于把“鹰”挂了上去。站在八仙桌前的应子余仔细端详着,心里仍有点诚惶诚恐,要是能让黄老先生再指点一下该多好。
少顷,应子余突然扭头对着儿子说:“德伦,我明天出去一趟,家里你就多照应点。”
在一旁的德伦愣着,心想这么些年父亲从未离开过,这是要去哪儿呢?
“爸,你就放心去吧,找不到也早点回家,家里还有我们小疙瘩呢。叫爷爷。”小毛娘不知何时抱着刚睡醒的孙子站在转角处。
应子余怔了怔,暗忖,这媳妇就像是他肚里的蛔虫,便笑了起来:“来,让爷爷抱抱我们的小疙瘩”……
初夏的清晨,江面上和风习习,凉爽宜人。应子余搭上一艘上行的货船,肩上搭着褡裢,手上握着一个长竹筒,竹筒的一端用木塞塞住,里面装着他的画。他站在船头,望着两岸还开着的栀子花,吸吮着飘在空气中的清香。货船被长长的纤绳拉着,在几位纤夫的号子声中,缓缓前行。
一天一夜,货船终于到达徽州歙县的深度老街。应子余跳上岸在深渡老街找了一家客栈,暂且住下。晚上吃饭时,顺便向店家打听西溪怎么走。
“你说的是西溪南村吧?”
应子余手上握着筷子,点点头。
“还远着呢,抄近道翻山过去也有一百多里地,今天你是走不了了。”女店家双手擦了擦围裙,说着收走了应子余刚吃过的面碗。
第二天东方刚发白,应子余就上路了,临行前女店家给他几个红薯,拉着应子余肩上的褡裢,边塞边对他说:“看你像是个读书人,走山路要当心脚下,这几个红薯路上拿去点点心。”
应子余双手作揖连连道谢。
紧赶慢赶,太阳已掉到西边的山岗上,映在树上的余晖好像有点血红。女店家送给应子余的几个红薯早被吃光,饥肠辘辘的他边走边打听。在夜幕降临前,终于找到掩映在一片风杨林中的古村落。经过一条小河,一座独木桥横跨两岸,他站在独木桥上眺望着古色古香的村落,心里一阵欣喜,仿佛他要找的人,此刻正站在桥对岸等着他。
下了桥,一位扛柴火的汉子走了过来,应子余连忙迎上去:“麻烦问一下,汪采白是住这儿吗?”
汉子用担柱撑着柴,扭头看着应子余,眼神似乎有点惊讶:“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的朋友。”
“怎么现在才来,他,还是我带你去吧。”
转了个弯,汉子指着前面不远处一栋白色老宅:“那就是采白的家”。两人一前一后朝白色老宅走去。到了门前,汉子朝屋里大喊着:“当家的,来客了。”
老宅门前蹲着两尊石狮子,里面的庭院比较大。应子余站在大门前朝里面张望着。从庭院走出一位身穿白色花衬衫的中年女人,看上去有些憔悴和臃肿,对应子余笑笑:“快进来坐坐,喝杯茶。”说着女人转身去泡茶。
应子余解下褡裢和竹筒正欲上前,双腿突然像被什么拽住一样,一动不动,眼睛死死盯着中堂上的那幅画:一只展翅飞翔的鹰,右下方横逸出一根苍虬的松枝,整个画面具有强烈的视觉艺术感。右上方有两行小字: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左下方落款仅两个字:采白,其余地方都是空着。应子余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上前近距离仔细看着画,鹰通体以重墨为主,墨分五色运用,头部羽毛偏淡。嘴巴和爪子勾线富有力度和锋利,用笔以干笔淡墨处理。翅膀则以重墨为主,背部和尾翼腿部的转化,用干笔轻扫,显得层次极为分明。
“先生喝茶。”
应子余方醒悟过来,忙转身伸手接过女人递过来的茶杯:“谢谢。”
女人扭头对右厢房喊着:“爸,有人找白白。”说的是徽州话。
一会儿从右厢房走出一位长者,他拄着拐杖,边走边问道:“是谁要找白白。”
应子余连忙站了起来:“我是采白的朋友,给他送照片来。”
“什么照片?”长者打量着应子余。
“是他和黄老先生一起拍的彩色照片,本来说好他要自己去取的,都这么长时间了,他一直都没有去。”说着,应子余从褡裢里取出照片递给女人。
女人接过照片一看,顿时眼泪流了下来。她把照片递到老者手中:“是黄伯伯和白白”。
长者握着照片看着看着,手有点颤抖,眼睛也湿润起来:“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啦,还有别的事吧?”
“本来想叫采白兄看看我的一幅画,他要不在我就回去了。”
“天黑了,路不好走,在这儿将就一晚吧!”说完长者回头招呼女人,“烧几个菜,让先生陪我喝一盅。”
一直到饭后长者才告诉应子余,他和宾虹两家是世交,从小一起长大,两家关系非常好。儿子采白五岁就开始跟宾虹学画,管宾虹叫伯伯。在宾虹的调教下,采白的画艺日见长进,后来出去读书,学成归来,又当了教师,中堂这幅《松鹰图》就是他画的最后一幅画。本来可以在新安画上有所造诣,谁承想——汪老先生说着揉了揉眼睛,接着又告诉应子余,采白两年前就去世了。是在去黄山的写生途中,被蛇咬了,当时没在意,到晚上毒性爆发,全身发烫,郎中叫来已太迟了,终因剧毒攻心,眼睁睁看着他离去,一点办法都没有,留下两个女儿。采白去世后,老伴也一病不起,今年清明也走了。听到这里应子余的内心有点颤抖,一个好端端的家庭。竟遭受如此惨烈的变故……
夜深了。窗外传来几声狗吠。应子余一点睡意也没有,两眼直瞪瞪注视着窗外黑洞洞的天,眼神里充斥着无奈和后悔。几天的劳累,满以为会见到汪采白,借送照片的机会,可以和他痛痛快快地聊聊。谁承想,再也见不到他了。
不知何时月亮爬上枫杨树,白生生的月光从窗外照进屋里。应子余悄悄起来背上褡裢和竹筒走到客厅,站在《松鹰图》前看了又看,尽管月光下的画有点模糊,但此刻在应子余的眼里却显得格外清晰。稍后,他又从褡裢里摸出十块银圆轻轻放在八仙桌上,然后又轻轻打开大门走了出去……
四
十年后。
千年古城已被人民政府接管。
小毛娘又给应家添了两个孙子。留真照相馆的生意依然红火。古城百姓的生活,在新秩序下显得更加从容。
然而,当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一结束,安宁的古城,就被街头巷尾的传说搅得天翻地覆,说下游铜官在筑坝,新安江已被拦腰截断。到时水会满得很高,还会把古城给淹掉。对当时祖祖辈辈生活在古城的百姓来说,这就像是天方夜谭,怎么可能呢?
短短的两年时间,就在人们几乎快把这件事给忘掉了,街头巷尾却传来了阵阵的喇叭声:“舍小家,顾大家,支援国家建设。”有的更是传得活灵活现,说下游茶园镇一带已经开始移民了。整个古城人心惶惶,见面四处打探:古城真的会被淹吗?古城什么时候开始移民?民国38年都办不成的事情,这刚解放没几年的新政府就能办好?
形势的变化比人们的想象还要快,没过几天,上面的通知就发下来了:满城张贴,古城要移,二十天准备,届时统一移去二十里外的新城。街头巷尾的喇叭也变成了:少带旧家具,多带新思想。
这一下把整个古城都给愣住了。
“我就不相信水会淹掉古城,会淹掉我的留真照相馆!”一大早应子余就在屋里大声吼着。
“老头子,你别在这干号,横街卖缎子糖的老五说水头快到港口了。”应夫人站边上小声嘟囔着。
“怕了?要走你们走,我不走!”
“爸,我们都得走,你没看见前街的人都在搬东西,不会有假,我们还是赶紧准备吧!”小毛娘轻轻地说道。
古城的测高标一直往上插。迁移时间又要提前五天。每家每户都有人在催。水一个劲地涨涨涨,没几天就逼近古城的东城门。人们才开始有点慌乱起来,纷纷回家卷起铺盖,打点行李,拿些日常要用简单用具,跟着工作人员,一步三回头,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千年古城。
留真照相馆在古城的西北角,地势最高。应子余怎么也不会相信水会漫上来。工作人员上门做了几次工作,他仍然不肯走。直到水已经把东城都淹掉了,整个搬迁扫尾开始,拆房队进场,绳索都已套进要拆的房梁,应子余才被工作人员架走,小毛娘抱着刚出生不久的老三,应夫人背着两床棉被,应德伦推着装满日常用品的小推车,老大老二抱着小凳和枕头跟在后面,应家一家老小最后才离开了古城……
新城是一片刚开垦的荒野,周围看上去只有松树,再看还是松树,与古城的繁华相比,就像是天上和地下。应子余和鞋匠老蒋、铁匠老马,还有针匠老洪四户人家,一起被安排在李家坞老井边一幢两层的泥墙屋里。等到各家各户打扫好卫生布置好住舍,齐聚在井边洗刷,已经是第三天了。
应子余夫妇起床后,小毛娘早把茶给泡好了。应子余捧着紫砂壶,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无意中他抬头看了看对面的粉墙,猛地想起:画,我的画。他急忙下楼一把扯起睡在地上的德伦,大喊道:“画呢?画呢?”
“什么画?”德伦还有点磕充懵懂。
“大堂的鹰。”应子余大声吼了起来。
“鹰,还在墙上,我只顾拿生活用品,其他东西都忘了。”
“你,你,你还不去给我找回来,”应子余火冒三丈,手上的紫砂壶也掉到地上。
应德伦一滑碌从地上跳了起来,脸也不洗,就往外跑了出去。一气跑到泗渡洲古城的附近。水已经把来时的路给淹了。放眼望去,留真照相馆也只剩下大半垛墙和一个屋顶,四周已是一片汪洋。
应子余看见回来的德伦像泄气的皮球,问:“进不去了,都淹了?”
德伦点点头。
“天意,天意啊!”应子余说完一声不响,走了出去。
应子余在床上一连躺了好几天,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他的脸上,再也没有看见以前那样的笑容,每天都拄着拐杖走到泗渡洲,磕磕绊绊,爬上梦姑塘边上的一座山顶,眺望着远处他那熟悉的古城,仅剩下西北角的一个尖尖的屋顶,他知道那就是他创办了34年的留真照相馆。在他的眼中那个屋顶正在一天一天地小下去,他的心就一天一天沉重起来,面对滔滔江水感到无比的凄楚和无奈。最后,那个尖尖的屋顶连同他心爱的“鹰”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双眼淌下了心酸的眼泪,那是他的故乡,再也回不去了……
五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文革”刚结束,应子余已是88岁高龄的老者了。每天总看见他和对门的鞋匠老蒋还有铁匠老马一起坐在李家坞老井边晒太阳,偶尔谈些散落在古城的趣事。儿子应德伦也已60出头,刚从十字街的“四新”照相馆退休。那个爷爷总喜欢抱来抱去玩的小疙瘩应维达,也有了自己的家庭。老二应维礼在运输公司当驾驶员,年底准备结婚。唯有老三应维信还是孑然一身,师承爷爷,喜欢画画照相。有事没事胸前挂着爷爷的老色黑白照相机,跑遍山城的犄里旮旯。
一日,老三想去灯塔山写生,路过大码头,见老候船室门前水泥平台上聚集着许多人。他挤进去一看,地上摆着许多古玩,有钱币,有玉石,还有灯盏和佛像。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边上的一幅画,看的人也最多。老三也被那幅画吸引住,画的是一只鹰。看着看着,他突然想起爷爷曾和他说起过,他以前画过鹰,不过老三没见过,再看这幅鹰的落款,字已很模糊,依稀可辨最后一个“余”字。难道是?老三寻思着,马上又否认,不可能,爷爷的画早已沉入江底了。老三站起来准备离开,可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画,他有点不死心,蹲下去和买画人说:“你等我下,我回家取钱就来。”说着转身猛跑出去。
一会儿应德伦上气不接下气和老三一起跑来,摆地摊的还在。应德伦喘着气,往画上瞥了一眼,落款下面那个被他烧烤过的焦点是那么刺眼,这画对应德伦来说,简直是再熟悉不过了。他好像有点发懵,整个身子似乎颤抖起来,都沉入湖底快二十年的画,怎么会突然出现呢?
“这画是你画的?”应德伦问摆地摊的。
“不,是我们家祖传。你看,这画纸都发黄了,上轴也毛边了。”摆地摊的中年人用手中的小竹棍轻轻敲了下地上的画。
“那你祖上一定很阔,做生意的?”
摆地摊的好像听出德伦是在套话,就变得不耐烦起来:“要买就买,问这么多干吗?”
“买,我肯定要买,开个价吧!”
摆地摊的见眼前这个买家肯定会要他的画,稍微想了想,便脱口而出。“1200吧,少一分也不行。”
“你刚才不是说1000吗?”老三在旁边叫了起来。
“你肯定听错了,我一直都说是1200。”
“好吧,你把画卷好。”说着从布包里掏出一沓用报纸包着的钱:“这是1000,您点一下。”
摆地摊的打开报纸,里面都是拾元一张,有新有旧,他用手指蘸着口水仔细点了起来。
“这是200。”里面夹着好几张伍元的,他一手递钱,一手从摆地摊的手中接过画,拿在手中轻轻地来回抚摸着,就像是在摸孩子的脸,然后用手指轻轻弹去画轴上的灰尘,小心翼翼地把画塞进布包里。临走前,丢下一句:“你家祖先是不是拆房子的?……”
摆地摊的一听,怔了怔,便赶紧收摊了……
听说孙子找到画了,应老先生半信半疑,他拄着拐杖站在门口一直等着。
应德伦和老三一路小跑。看见老爷子还站在门前,应德伦老远便喊着:“爸,是你画的鹰。”
应老先生接过画轴,颤巍巍地打开一看,便仰天大笑起来:“天意啊,天意。”二十多年过去,朝思暮想的“鹰”又飞回来了,他怎能不激动,身子开始摇晃起来,突然,老爷子一个后仰倒了下去,手中的拐杖和画轴扔得老远……
老爷子走了,他是带着欣慰和遗憾走的。没多久,老夫人也随他而去了。
六
时间到了2000年初,李家坞实行旧城改造。那些安置移民过的泥墙屋都要拆除,原住户统一搬到两边坎上已造好的6层楼房。应德伦一家被安排在靠东的一栋楼房的顶层。1室1厅加厨卫,还有个靠东的阳台,站在阳台上可以看见大半个城区。一家老小从那个狭小拥挤的泥墙屋,一下搬进崭新的楼房,并且还有个属于自己的阳台,一开始好像还有点不太适应。
乔迁那天,应德伦拿着父亲画的《鹰》在客厅里转来转去,想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给它挂上去。转了半天总也找不到一个恰当的位置。没有中堂的新居,这画挂在哪儿都差点意思。本来在大堂上挂幅“鹰”寓意就是镇宅辟邪。现在可好,挂哪儿呢?应德伦好像没了主意。
“就挂我们睡的房间吧!”小毛娘叠着衣服,对应德伦说。
忙完这一切,天都黑了。为了庆贺,一家老小都到了十字街的“五谷丰登”酒楼聚餐。应德伦一高兴,就想喝点酒。小毛娘劝他不要喝,怕他心脏承受不住。他说乔迁之喜,就喝一点点。小毛娘也不好意思再拦他。
当晚,聚餐结束,大家都各自回到自己的住处。新居只留下应德伦和小毛娘两人。草草洗了下,便回屋休息了。也许是年纪大了,加上搬家又有点累,睡下不一会就打起呼来。半夜里。应德伦咳了几声。小毛娘也许太睏了,没在意。一直到天亮,太阳从枇杷园爬了上来。小毛娘醒了,揉揉眼。用脚轻轻碰了碰对面的德伦。“好起来了,太阳都照屁股了。”
应德伦好像还睡着。
小毛娘起来穿好衣服,走到应德伦身旁摇摇:“还睡呢,起来喽!”
应德伦仍没有半点反应。
小毛娘这才有点紧张起来“德伦,德伦,你怎么了?”
任凭小毛娘怎么摇怎么叫,应德伦始终没有半点反应。小毛娘便大声地哭了起来。
哭声惊动了住五楼鞋匠老蒋的儿子,他赶来一看。应德伦的脸上有点发紫。一摸身体已僵硬,便对小毛娘说:“老应走了,料理后事吧!”
小毛娘一听哭得更厉害了:“你就这么忍心抛下我顾自走了……”
应德伦走了以后,小毛娘独居一人,在李家坞新楼房里和墙上的“鹰”陪伴,一起住了近二十年。三个儿子和媳妇孙子隔三岔五也常来看她。一直到她九十八岁无疾而终。在她去世后,应家后人整理她的遗物时,突然发现墙上的“鹰”,不知何时又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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