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运生｜老姜家街上

拜读了书旗兄的散文《老汾口街上》，竟引起我也想写写老姜家街上，写写老姜家街上的那些事、那些人的念头。

我虽是姜家人，但却不是老姜家街上人，老家霞社村离姜家近，仅五里地，对老姜家街上比较熟，虽时隔五十余年，对那些事、那些人仍记忆犹新。

熟悉老姜家街上的人都知道，之所以有老姜家街，是为保存原遂安县狮城镇那点儿工商业老家底、几经选择而定的狮城移民集中安置点——所以可以这样说，当时的老姜家街上即狮城街上；老姜家街上人即狮城街上人；老姜家街上方言即狮城街上的“城里话”，老姜家街上是狮城文化的延伸，是狮城街上的缩影。

我写老姜家街上，只能写写我印象较深的凡人凡事，以期窥一斑而见全豹。

老姜家街上的人是凡人又是能人，是从狮城迁来的城里人，可谓藏龙卧虎。他们中既有文化素养较高的原工商业管理者，言谈举止就是不一样；也有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秉承徽商经营之道的老店员，师出有门，遵循行规，也与乡下人有别；就连他们的子女也是吃着商品粮长大的小城里人，比乡下顽童懂规矩、会读书。那时的老姜家街上人是香饽饽，自觉不自觉地高人一等，令我们乡下人无比羡慕。

制鞋店里的鞋匠师傅

姜家照相馆右侧有爿不大的制鞋店，店里一胖一瘦两个男师傅特别引人注目。胖的好像寺庙里的弥勒佛，瘦的极像相声大师马三立，一个胖得出奇，一个瘦得特别，要是改行说相声，两位往台前一站，不说即笑。那两个极不像女人的男人却放着男人的活不干，偏偏干起了女人的活计——做布鞋。这令乡下人极为不解，狮城人真是奇了怪了。但一瞧他俩端坐在竹椅上，双膝上垫爿皮垫子，在那里穿针引线，娴熟地上着鞋帮子的架势，再看看货架子上摆放着做工精致、款式各异的各种布鞋，不得不啧啧称奇，那两双胖得不能再胖、瘦得不能再瘦的手竟能做出如此高档的布鞋，哪个女的能比得了?

这两位师傅我都熟，当然最熟的是那位胖师傅，因他两家刚移民来时都暂住在霞社村，而那位胖师傅一家恰恰住在我家，一住就是三年，我叫他“胖子伯伯”。胖子伯伯姓陈，名永甫，祖籍义乌，他虽魁梧奇胖，也不苟言笑，但为人和善，乐于帮人。老姜家街上建好后，他家搬离霞社村时还送给我家几套尺寸不一的鞋楦。后来，两家一直当亲眷走动。

面店里的“傻子”与“癫子”

百货商店斜对面是姜家饮食店，俗称“姜家面店”。姜家面店主营面食，兼营小吃。面食中，最便宜的是光面，最实惠的是普通面，最味美的是片儿川，而当家的是炒面。小吃中，最能解馋的是馄饨，最好吃的是肉包，最有名的是烧饼。由于味美价廉，服务热情周到，生意特好，声名远扬。

然而，就是这爿声名远扬的面店，主厨师傅竟叫“傻子”。傻子怎能当主厨?其实他挺聪明的，傻子只是他的绰号，他姓张，当年刚步入不惑之年，长得高高大大，相貌堂堂，厨艺了得，尤其是他的当家绝活——炒面，人吃人爱。这样一位名店主厨，最起码也应尊称“张师傅”，怎么人人都叫他傻子的:“傻子，片儿川一碗!”“好咧!”“傻子，大盘炒面一盘!”“好咧——”喊得快，他应得更快，一点气恼都没，还乐呵呵地，何故?没探究。假如没有傻子，姜家面店的生意肯定没那么好。

面店里除了那位厨艺精湛的傻子主厨，还有一位特殊的“服务员”。这位“服务员”姓甚名谁不清，约莫五十出头，衣着并不邋遢，因平日只会讲:“两位、两位，嘣啪”的，故人称“两位癫子”。关于“两位癫子”因何而癫?坊间传言:“两位癫子”年轻时家里挺富的，但先后讨了两位漂亮老婆都被国军军官拐了去，含恨受辱的他竟癫了。嘴上常念叨的“两位、两位”，很可能是指被拐的两位老婆。“嘣啪”，极有可能是指拐他老婆的两个国军军官该吃“花生米”之意。

“两位癫子”究竟是面店里的在册员工，还是店里见他可怜而暂时收留他，给他一个栖身之地，一口饭吃，也没深究，但自从有了姜家面店，即有了“两位癫子”。“两位癫子”并不骇人，连小孩都不怕，他平时在后院干些劈柴担水的杂活，忙时也会到前堂来收拾碗筷，揩桌抹凳（但不端面）等，顾客们并不嫌弃，还“两位、两位”地跟他打招呼，或递根香烟给他。面店里包容“两位癫子”，顾客们也包容他。

裁缝店里的“光荣爸妈”

我有个小学同学叫姜柏生，他家刚从狮城迁移来时也暂住在霞社村，初中毕业后去了黑龙江饶河当了知青还与我有通信联系，关系不错。柏生的爸妈都是姜家裁缝店的名师傅，听说他俩在狮城时既会做旗袍又能做西装，到姜家后做中山装也是一流的，但最让姜师傅夫妇自豪、令人羡慕的并不是那高超的裁缝手艺，而是那顶“光荣爸妈”的桂冠。

那时，鼓励育龄夫妇多生接班人，争当“光荣爸妈”，生三个五个子女的是平常人家，生七个八个的也不少见，但在姜家街上谁也比不了姜师傅夫妇，他俩竟生了七男四女十一个。最有趣的是姜师傅夫妇给子女们取的名字特有创意，绝不像乡下人狗呀、牛呀、女呀、花呀的那么俗气，而是既能体现城里人的文化素养又寓意深刻。如头胎是男孩，名字中间取带“荣”字，叫“荣生”，二胎女孩带“华”字，叫“华妹”，如此一来，相继有了“荣华富贵，柏子同春”，七子一女，刚好一副对联，也不想再生了。想不到后来又怀上了第九胎，生下一男孩，再取什么，一副对联的字都取光了，该圆满了，即取名“圆生”。圆生之后，又有了第十胎，想想这小丫头该是最末一个了，就取名“末妹”。哪想末妹不愿做老末，竟又招来个妹妹，干脆就叫“十一妹”。

理发店里的剃头师傅

面店隔壁有爿理发店，那时都叫“剃头店”。店里一溜儿排开六张能坐能躺能旋转的新式理发椅，六位师傅中有对年轻夫妇，另四位分别为项、姜、蒋和哑巴师傅。我最熟的是项、蒋两位师傅。项师傅刚移民来时也暂住在霞社村，与我家还是邻居，他长子项有立跟我同年，很会读书，一直是我小学期间的班长；而蒋师傅入赘在我们村，算半个霞社人。

这几位师傅中，年轻的可松师傅可能是移民后才学的艺，少了点狮城手艺人的韵味，剃的是时髦头，街上小年轻光顾得多。他老婆一般上了点岁数的人都不愿让她剃，老思想作怪，好在有女的来剪发、烫发。姜师傅手艺一般，但为人热情，笑面春风，弥补了手艺的不足。蒋师傅的手艺跟姜师傅差不多，但他的显著特点是快，三劈两刀就完事，若是赶时间的人倒蛮欢喜的，加上他是半个霞社人，沾亲带故的人多，生意也还可以。手艺最好的是项师傅和哑巴师傅。剃头手艺好与差，主要体现在发型和刀工上，他俩能根据面型、头型来理出最合适的发型，使你更显精神。尤其是刀功，他俩刮的胡子三日后仍摸不到胡子茬，细心到连耳朵里的绒毛也刮净。最见功底的是能用一小而窄的剃刀，翻起眼皮修刮眼睫毛，别看只那么轻盈地一闪而过，那可是真功夫呀!可惜的是，自他俩去世后，我再也没遇到过手艺如此高超的剃头师傅了。

街头豆腐花摊

百货商店门口有一专卖豆腐花（即豆腐脑）的摊，摊主是位盲人，人称“上江瞎子”。“上江瞎子”名为摊主，其实在摊上忙碌的是他娇小的老婆，他只能磨磨豆腐浆、抬抬豆腐桶，到了街头也只能坐在摊后的长凳上看看摊，与顾客们聊聊天，显示摊主的身份而已。

“上江瞎子”的豆腐花摊设得早，有了老姜家街就有了他的摊，且是夫妻搭档，家庭经营，是老姜家街上最早的“个体户”，何能在“大公无私”的年代搞单干，没有深究。摊也简陋，仅一底层加炭火保温的大豆腐桶，一张摆有葱花、辣椒粉、虾皮、油渣、酱油、味精等调味品和碗、匙的长条桌，雨天临时搭一遮雨简易棚。清早出摊，一日只卖一大桶，啥时卖完啥时收摊，一年到头，风雨无阻。豆腐花生意不错，原因有三:一是大家有怜悯心，愿上他这儿来；二是豆腐花开味、便宜，小碗的仅三分钱，大碗也只五分；三是豆腐花是当时老姜家街上唯一不收粮票（熟食粮票）的饮食。“上江瞎子”靠这只豆腐桶，养了一家大小。

手车组里的老革命

姜家货运码头有支专业手车组，专门负责装卸、搬运粮管所的粮食和供销社的百货，干的都是些笨重的体力活，而这个手车组里竟有个新中国成立前即参加革命并经历多次重大战役的老革命。老革命怎会去干装卸、搬运工?说来话长。

老革命叫顾悦良，皖北肥东人，长得高大魁梧，少言寡语，人叫“老顾”。老顾47年参军，淮海战役时就已是二野十二军三十五师直属炮兵营的二排排长，曾先后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战役、修建成渝宝鸡铁路等，并于195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赴朝参战，先后参加了长德岭之战、上甘岭之战，真可谓枪林弹雨，九死一生。1954年4月，老顾随部队归国后驻扎在浙江兰溪，并在兰溪安了家。1957年10月，老顾转业了，分配在原遂安县木材公司森工站工作，狮城移民时随森工站迁到了姜家。三年困难时期，他响应号召，精简下放，成了“三无”（无工作、无城镇户口、无生产队接收单位）人员。

老顾没了工作，没了固定收入，一家五口要吃要穿，生活乱了套，他却无怨言，先后捕过鱼、开过荒、种过桑、打过零工，但日子仍过得相当艰难。老顾有个皖北战友叫刁炳瑞，在姜家粮管所当所长，见老顾如此处境，就建议他去手车组当装卸、搬运工，收入会高些。手车组虽是个干笨重体力活的地方，却是个“肥缺”，不是谁想进就进得了的，刁所长去跟组长商量，组长还不买他的账。幸好手车组隶属姜家公社，老顾的老婆戴冬芝恰好在公社食堂当炊事员，与也是南下干部的解社长很熟，老顾才凭“后门”进了手车组。

后来老顾在手车组干不动了，还曾帮人看管过船只，在公社食堂干过劈柴、担水的杂事。幸亏后来落实了政策，三个儿子先后都参加了工作，夫妇俩才有个幸福的晚年。

老姜家街上的“姜三”

“姜三”，是老姜家街上的文学青年。那时能算得上“文青”的，应该说是相当时髦吃香的，何况“姜三”既能常在县文化馆主办的《山城》上发表文学作品，还曾在《西湖》杂志上有作品问世，名声大振，成为全县业余文学爱好者仰慕的对象和县文化馆重点培养、扶持的骨干作者。

其实，“姜三”并不是某哪一个人，而是三个文学青年的笔名，意指“老姜家街上三个人”。这三个人分别是照相馆的蔡昌明，供销社的王水法和农机厂（县锯床厂前身）的金健人，牵头人则是金健人。这三个不同单位的文学青年，因志趣相投，业余时间凑在一起喝着小酒，侃着大山，聊着文学，试着创作，在县文化馆刘志华、袁楚明两位老师的引领、辅导下，迈出了人生可喜的第一步。

后来，“姜三”中的蔡昌明进入县文化馆，成为摄影创作干部，作品不凡，硕果累累，曾任县文联摄影家协会第一至四届主席，第五届名誉主席，并带出了名震全省摄影界的师弟——吴宗其。王水法调任县人大秘书，后晋升县委办主任、杭州市交通局局长、市园林文物局局长等，并为淳安的交通发展与大运河申“世遗”作出巨大贡献。金健人1978年考入杭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任杭大中文系副主任、社科处处长，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副所长、浙江省写作学会会长等。可谓个个有出息，成为老姜家街上人的骄傲。

照相馆里的吴师傅

姜家照相馆设在百货商店南侧的二楼，照相师傅姓吴，名汝森，人叫“吴师傅”。吴师傅祖籍义乌，系照相世家，新中国成立前即随其父辗转到狮城开设“如真照相馆”，手艺是跟他父亲学的，其父退居“二线”后，他当了老板，公私合营后成了吴师傅，狮城迁移了，“如真照相馆”随迁到姜家，成了“姜家照相馆”。

因是家传，吴师傅的照相技艺相当精，但没架子，和蔼可亲，见谁都是笑脸春风，再哭闹的小孩经他一逗一哄，皆能留下满意的全家福。吴师傅年轻时曾有过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他十八岁时就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金萧支队并任班长，因作战勇敢，正欲提排长时家遭变故，赶回家后却没能再走出来，阴差阳错地离开了部队。由于这段经历，吴师傅曾在“文革”期间遭受不公正对待，吃过不少苦哩。

对我印象最深、最能体现吴师傅技艺的是到我们霞社来拍老村舍照片的事。1967年春节刚过，我们村即面临移民拆迁后靠，有着750余年历史的老村将成一片废墟，为给子孙后代留个纪念，大队领导在请来吴师傅为老村舍拍张照片。当时的老村舍是狮城北门出城第一大村，有300多户，1300余人，村舍呈船形，从上街、中街、槽里到下街一字儿排开足三四里长，按当年的照相设备很难一张全拍进去。这难不倒吴师傅，他将三脚架移到郁川溪对面高高的龟石塔顶，将整座村舍分为两段，分段拍摄，然后再衔接起来，竟看不出接痕，为我们村留下珍贵的影像资料。

吴师傅是当时遂安地区公认的第一照，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胜过一代，他的小儿子吴宗其虽是他的徒弟，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父亲干的是照相，而儿子干的是摄影，层次就不一样。1986年，吴宗其的摄影作品《狂舞》，荣获第十四届全国摄影艺术展金奖，此项殊荣填补了浙江省摄影界在全国获金奖的空白，引起了轰动。尔后，其作品多次获全国、国际大奖，誉满摄影界。2007年，被浙江省文化厅授予“浙江省首届摄影艺术贡献奖”。他先后曾任县文化馆副馆长、县文联副主席、杭州市摄影家协会主席兼秘书长、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主席，退休后仍担任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成为老姜家街上人的又一骄傲。

钟表修理店里的胡师傅

钟表修理店设在理发店右角一侧，名曰店，实则是铺。一张装有玻璃档柜的长条桌一隔，隔出一个不大的空间，侧旁有一个不高的格柜，上摆款式不一的闹钟，秒针刷刷地走着；后壁挂着各种式样的挂钟，下摆不停地左右摆着；宽大的抽屉里整齐地摆放着修理好的各式男、女手表，表带上嵌有手表主人姓名的纸条，这便是老姜家街上的钟表修理店。

店主叫胡乾成，二十六、七岁的样子，年纪不大，手艺不错，大人小孩皆叫“乾成师傅”。我与乾成师傅认识早，聊的次数多了，就渐渐知道了些他的基本情况。乾成师傅家原是狮城的大富户，开有多家店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成分高，升学、工作均受限，他即拜师学艺修钟表。他母亲业务能力强，在姜家饮食店坐柜台卖面筹（卖票），能顺手写字反手打算盘。我没见过他父亲，也不便问，只知他与母亲相依为命。那时我挺不解的，像乾成师傅干的是独门行业，手艺又那么好，母亲也有正式工作，吃口轻，又是城镇居民，虽说是以前的富户现在不富了，但破船尚有三千钉，家底应不比别人差，何况他又是姜家街上公认的美男子，要身材有身材，要相貌有相貌，为何那么大了还是光棍汉?归根结底是家庭出身问题，一个“文革”期间常被抄家、母亲隔三岔五被游街批斗的家庭，哪个城镇姑娘愿嫁给他。

后来，霞社小学新来了位代课老师，名叫洪爱云，她虽也是霞社人，但亲生父母却是狮城富户，因成分高从小即送给霞社人招弟，而上学仍在亲生父母家，故能读到淳中毕业，也因自身条件不错，高不成，低不就，也拖成了大龄青年（仅比乾成师傅小三岁）。恰恰那时我也在该校任民办教师，对男、女双方都熟，觉得他俩挺般配的，就趁到乾成师傅处给手表清洗添油时对他讲了，他也觉得不错，托我探探口风，没承想惺惺相惜，竟促成了一对大龄青年的美好姻缘。老姜家街上的乾成师傅，竟也成了半个霞社人。

收购站里的老梅

副食品店隔壁是姜家收购站。那时的收购站是个综合性收购部门，除了收购农副土特产、中药材、书籍报纸、废铜烂铁、皮毛等外，最大宗的生意是收购毛猪。老梅就是毛猪收购组的头儿。老梅叫梅金庭，四十多岁，长得壮壮实实，络腮胡，一脸严肃，颇像曹操的扮演者鲍国安老师，乍一看，有点骇人，接触多了才知道，其实他是个热水瓶式的大好人。收购站里的员工分工不分家，不收毛猪时老梅也管管其他事，一到收猪日，他便全身心地投入毛猪收购中，一丝不苟，铁面无私。

20世纪70年代，农民出售毛猪是主要经济来源，平日开支全指望毛猪，猪未卖掉时靠借钱用或向代销店赊账，等猪卖掉再还，有的人家猪还未卖，但卖猪的钱早已花得差不多了。那时缺粮无饲料，猪的品种又差，长不快，好不容易熬到卖毛猪日（每月逢十，只收三次），又怕不合标准（每头猪须130市斤为合格），会事先将自家的猪过下秤，如差得多，叹口气，需再养十天、二十天，等下个收猪日再说；如只差那么三五斤，会抬去试试碰碰运气，向老梅讲讲好话，或许也会收。

收毛猪日，全公社卖毛猪的一大早就或抬或用独轮车从四面八方涌向收购站，长长的卖猪队伍一直排到十字街上，人喊猪叫，热闹得很。老梅高筒雨鞋一穿，长围裙一系，袖套一戴，手拿长剪刀，黑塔似的往磅秤旁一站，一头挨着一头地过秤、品级、剪毛（剪特殊的顺序号）、开票，丁是丁，卯是卯，一言九鼎，犹如指挥千军万马，故背地里人称他“猪司令”。

老梅收毛猪有时还真叫人看不懂，如一头相差六七斤，另一头相差二三斤，按理两头都未达标，均应拒收，如要收，也是收那头相差少点的，但老梅会摸摸猪背、捏捏猪肚，做出相反的裁决收下那头相差多点的。卖猪的提质疑，老梅解释说:“你这头虽然相差少点，但食欲强，吃得多，肉型差，杀肉率还不如那头，故不收；他那头虽然相差还多点，但杀肉率已达标，如不收，原本食欲就差，抬来抬去又受到了惊吓，会影响后续饲养。是不是这个理?”说得大家口服心服。这就是收购站里的“猪司令”老梅。

剁猪肉的鲍杭州

鲍杭州是鲍家村人（现姜家黄村桥），比我小两岁，是小学时的学弟，贫下中农管理商店时进姜家供销社，后曾任该社副主任。

鲍杭州初进供销系统时是在副食品商店当营业员，先卖烟酒，后叫他剁猪肉。那时猪肉紧俏，店门一开，猪肉还没上高高的肉台，买肉的队伍已排得老长。初学剁肉的鲍杭州力虽大，却捏不稳笨重的大砍刀，剁得不是多了就是少了，且像狗咬咬的，常有口角发生。后来听说排岭某副食品店有位姓张的老师傅剁肉很厉害，一刀一个准，人称“张一刀”，剁一斤不会九两半，剁两斤不会一斤九两，不用过秤，直接用三根稻草一绞一系递给顾客，近旁置一公平秤，不放心的，可复秤。于是，领导就派鲍杭州去拜师学艺。

张一刀的绝活怎肯轻易传，头一日只让鲍杭州站在肉台下看，看了一日看不出门道也觉得太慢，于是他想了个办法。鲍杭州知道，凡剁肉的皆嗜酒，张一刀也不例外，只要嗜酒就能乖乖制服他，因鲍杭州是老姜家街上的酒仙。最终，张一刀酒后传绝技:怎样握刀、怎样切割，凭手劲；怎样看肉型、怎样的肉型一根肋骨有多重，凭眼力。但刀再准，还是准不过秤的，还需事先备几块一两半两的零碎肉，觉得这刀肉还差一点的，系时搭块一两的，差半点的就搭半两的，肉台那么高，谁也发现不了，还真以为是一刀准哩。

一个星期后，鲍杭州回来了，成了姜家副食品店肉台上的“鲍一刀”。

弹指一挥间，五十余年过去了。上述那些个我印象较深的既平凡但又不平庸的人，年龄大的皆已相继谢世，萦绕在我心头的是他们的音容笑貌；与我年龄相仿的“姜三”、吴宗其、鲍杭州等也早已离开了老姜家街上，走上了重要的工作岗位，退休后仍发挥着余热。而姜家也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姜家街上的原集镇格局几乎荡然，变得更大、更宽、更美了，一个原县属工商业重镇蝶变为四A级国家旅游景区、浙江省旅游风情小镇。然而，老姜家街上的那些事、那些人，却永远拂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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