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山西，人们能想起来的，大抵不过是煤炭、汾酒、老陈醋，还有过去的地主老财们那一处处怎么也望不到边的大宅院。
但你也许不知道，山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符号，那便是戏曲。
▲ 晋剧演出
山西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发祥地，被誉为“中国戏剧的摇篮”，中国戏剧的萌芽、演变、发展，直到成熟，一直都与山西文化息息相关。
“山乡庙会流水板整日不息，村镇戏场梆子腔至晚犹敲”。在山西，从古至今，村村有庙，有庙必有戏台。
▲ 金代戏台
目前山西保存着金、元、明、清时代的戏台计有3000多座，数量占全国古戏台的五分之四，其中的一座金代戏台，是目前中国现存时代最早的戏台。同时，全国仅存的8座元代戏台全都在山西，明代戏台山西更是多达30余座，至于清代的戏台，在山西来说，几乎村村都有。
在这一座座古老戏台上，千百年来，活跃着无数的山西艺人。从北魏开始，一直到清朝，1400年间，这些山西文明的守护者，这些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传承者，他们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称呼——“乐户”。
▲ 乐户后裔
那么，什么是乐户？乐户为什么会集中出现在山西一地？这些乐户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
什么是乐户
乐户，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他们是古代掌握着专业音乐技能，且名隶乐籍的杂户民。所谓的“乐籍”，简单来说，就是这类杂户民的户籍。
宽泛来讲，这一以音乐作为谋生手段的文化群体，亦即我们常说的“伶人倡优”，在很早，比如夏商周的时候就存在了，只是典籍中未有明确的“乐籍”记录，亦未出现“乐户”的称谓。
▲ 清代乐户
“乐户”这一称谓，我们最早是从北魏文献中看到的。《魏书·列传孝感》中有这样的记载：“河东郡人杨风等七百五十人，列称乐户。”
明朝《山西通志》进一步解释说：“景明初，河东郡杨风等七百五十人，列称乐户。”
此两条史料中提及的“河东郡”，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一带。山西是北魏王朝的中心区域，并、恒、肆、朔、汾等州，均为北魏的重镇，其后归东魏、北齐所辖，一直都是北朝的腹心地带。
▲ 北魏时期，并、恒、肆、朔、汾等州历史地图
景明，是北魏君主魏宣武帝元恪的第一个年号，从500年到503年，共计4年。
由此可以看出，乐籍制度从一开始便与山西有着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山西就是乐户的主要发源地。
北魏采用乐籍制度，一开始便是作为一种惩罚措施来使用的。据《魏书·刑法志》载：“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
▲ 金代大安二年（1210），戏台及杂剧俑，山西侯马市董明墓出土
北魏拓跋氏，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甫一进入平城（今山西大同），便将大量的汉民徙为奴隶。为了强化统治，同时也为了满足礼乐、享乐及社会管理等需求，北魏开始将人群严格进行分类管理，并强迫刑事犯罪人员家属坐罪为乐户。由于这种情况前所未有，故为史家所关注并记录下来。
唐朝孔颖达为《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作注疏时也说：“近世《魏律》，缘坐配没为工乐杂户者，皆用赤纸为籍，其卷以铅为轴。”是说北魏时期的律法规定，那些因为犯罪而被配为“工乐杂户者”，政府在作户口登记的时候，用红纸书写其名籍，并以铅为卷轴，是为“丹铅”。
▲ 宋代杂剧图
明朝有一位叫杨慎的人，写了一本书，叫《丹铅总录》，共二十七卷，是考辨群书异同的笔记汇编。之所以用“丹铅”冠之书名，是因为杨慎在嘉靖三年（1524）的时候，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了皇帝，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名在罪人之列，故以“丹铅”二字寄意。
杨慎这个人，大家可能有点陌生，但要提起《三国演义》的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估计很多人都会有深刻的印象。没错，这首《临江仙》的作者，就是大明第一才子杨慎。
▲ 金代杂剧俑
名在赤籍，丹书铅轴，这在古代是刑事犯罪人员的象征。明朝顾其志《揽茝微言》就这样说：“古之罪人，以丹书其籍。”
北魏王朝将乐户的名籍用红纸书写，其意味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将乐户等同于罪人，带有很强烈的歧视色彩，这就注定了他们的“贱民”的身份。
什么是贱民
贱民这个概念，如果从字面意义上来看，似乎比较好理解，就是地位低下、人格卑微，受人鄙视的人群。但是，我们仔细审视这两个字，便会发现，其背后却有着极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
▲ 元代戏台
中国古代的制度和文化经常是同构的，如三纲五常的森严的等级制度，重农抑商的农业保护制度，义重于利的小生产关系的义利观念等等，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心底，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内化的固定的观念。同时，又从隐性的文化观念层面变成了显性的社会制度，使得每一个人都处在一个等级分明、界限严格、终生基本固定的等级序列之中。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随着等级制度的产生和阶级社会的出现，“良贱之别”遂成为一种普遍共识。
▲ 元代杂剧壁画
良民，指封建国家中的“编户齐民”，即有自己正式的独立的户口的人。贱民，则是没有自己独立的户口的人，后来则泛指与良人相对的、被法律排斥于社会保护之外的、连自身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难以保障的社会群体。
贱民户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周礼》载：“由命士以上不入市。”命士，就是有官爵的贵族。是说先秦时代，有身份的贵族，是不准入市买卖的。贵族们一旦入市，难免会跟有“市籍”的商人产生交往。而“市籍”大多数都是商业奴隶，在当时属于“贱籍”。
▲ 1981年山西省新绛县南范庄出土 金代戏剧砖雕 社火表演 敲锣
秦国也把商人编入市籍，与奴隶等都属于贱民户籍档案的范围，这类户籍不具有独立公民权利。这大概就是最早的对普通百姓中等级的划分。
历朝历代，对贱民的定义是不一样的。秦汉法律将奴婢规定为贱民，唐律中规定的贱民包括奴婢、部曲（即豪门大户的私人军队）、官户（即官府的奴仆）、杂户、工乐户、太常音声人等，明律中规定的贱民包括奴婢、娼优（乐户）等。
▲ 1981年山西省新绛县南范庄出土 金代戏剧砖雕 王武子妻割股孝亲
到了清朝，则以法律的形式，将贱民明确规定为一个阶层。《大清会典》曰：“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隶卒为贱。”这里所说的“四民”，指民、军、商、灶。其中的灶户，即煎盐之人，其称始自唐代。
清律中的“倡优”，常常被称为“乐籍”“乐户”。清朝《皇朝通志·食货略·五》载：“雍正元年时，山西省有曰乐籍，浙江绍兴府有曰惰民，徽州府有曰伴当，宁国府有曰世仆，苏州之常熟、昭文二县有曰丐户，广东省有曰蜑户者，该地方视为卑贱之流，不得与齐民同列甲户。”
▲ 1965年山西省侯马市出土 金代竹马戏砖雕
这条文献中所列的各地贱民，很多都是专职或兼职从事音乐工作的。《清史稿·食货志一》就说：“（雍正元年）并谕浙江之惰民，苏州之丐户，操业与乐籍无异，亦削除其籍。”
之所以把山西的“伶人倡优”专门称为“乐户”，是因为山西不仅是乐户的主要发源地，也是明清以来乐户的最主要聚集地，是乐籍制度的一个典型区域，其对中国戏曲艺术影响之深，全国罕见。
▲ 山西上党乐户班社走街串巷进行表演
直到今天，山西各地市县区均有这一群体的孑遗。2006年12月，上党乐户班社被山西省文化厅公布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2009年6月，以“壶关县牛府鼓乐社”为保护单位，入选国家级《唢呐艺术·上党乐户班社》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吹打班子的各种乐器
从古至今，千百年来，“上党乐户”一直是职业乐人，他们代代相传，自成体系，户与户之间密切相连，艺不外传，就连取妻嫁女也都是在相互之间进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
山西为什么是乐户最集中的区域
有明一朝，山西一地的乐户数量呈井喷式上升，而且与以往不一样的是，进入这一群体的，大多数不是战俘，也不是坐罪的贫民，而是因政治获罪，导致被籍没的官居高位、声名显赫者的族人。以至被许多人误以为，乐户是从明代始有，认为乐户即籍没的官员及其族人。
▲ 山西临汾牛王庙戏台（建于1283年）
事实上，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成祖以降，乐籍制度突然发生了畸变，其声色娱乐功能退居次位，而成为了明代统治者惩罚政敌的一种政治迫害的工具和手段。
据清朝《皇朝文献通考·王礼考·泰陵圣德神功碑》：“靖难后，诸臣抗命者，子女多发山西为乐户，数百年相沿未革。”
所谓的“靖难”，史称靖难之变，是建文元年（1399）到建文四年（1402），明朝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帝位的一系列战争。
▲ 金代戏剧砖雕
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朱元璋病逝，因太子朱标早逝，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
建文元年（1399），明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以为国“靖难”为名，誓师出征，攻打帝都应天（今南京），这就是“靖难之役”。
朱棣攻下南京当上皇帝之后，便大肆杀戮曾为朱允炆出谋划策，及不肯降附的文臣武将，并将这些籍没官员及其眷属发配至山西，配作乐户，终生不得为良。
▲ 清代乐户
《明史·刑法二》中这样说：“成祖起靖难之师，悉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掘冢，妻女发浣衣局、教坊司，亲党谪戌者至隆、万间犹勾伍不绝也。”
一时间，山西之乐户大为增加。200年来，数以万计的乐户在山西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繁衍数十代。
▲ 古代戏剧砖雕
明时坐罪之所以多发配山西为乐户，有学者认为，一则是山西近邻京畿地区，地靠直隶，便于在籍乐户前往宫廷轮值；二则山西藩王众多，据清朝光绪《山西通志》：“成祖永乐至明末，君王七十六。”这些藩王平时宴饮享乐皆用娱戏，造成较大的社会需求。
▲ 金代打鼓俑砖雕
其实，这都只是表面现象。根本还在于，早在宋金时期，山西戏曲艺术就非常兴盛。20世纪中叶以来，晋南地区的金代墓葬中出土了一大批戏曲砖雕，全方位、多视角呈现了金代山西地区戏曲艺术的繁荣景象。
▲ 山西籍元杂剧家
到了元代，山西一跃而成为全国戏曲艺术的中心。这片土地上，一度名家荟萃，优伶辈出。别的且不说，元曲四大家，山西就有仨：关汉卿、郑光祖、白朴。
“每当三月中旬八日，居民以令节为期……相与娱乐数日，极其厌，而后顾瞻恋恋，犹忘归也，此则习以为常。”这是元延佑六年的《重修照应王庙之碑》上的一段文字，描述的便是元代百姓在洪洞广胜寺观戏的热闹场景，可见戏曲艺术在山西广为人们喜爱和熟知。
▲ 山西运城庙前村后土祠二连台
到了明代，山西境内出现了“蒲州梆子”戏，后由蒲州梆子分别与晋中、晋北、晋东南等地的土戏及风俗人情相结合，就又逐步形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
正是因为山西有深厚的戏曲渊源、令人瞩目的戏曲大师、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及规模洪浩的戏曲剧种，所以，明时坐罪多发配山西为乐户。
▲ 山西高平古戏台
大量坐罪之人进入乐籍，改变了乐户的人员构成，而政治歧视使乐户的身份有了重大变化。
他们不能与良民结婚，不能读书，执业时必须“戴绿帽子”，犯了罪处罚要比其他阶层严厉。乐户之家，特别是那些吹鼓手，被称为 “龟家”“王八”，就连行路，也须在道路两侧，不能居中，备受社会其它阶层的歧视和侮辱。
▲ 山西上党乐户班社艺人
时至今日，乐户这个在历史上充满血泪辛酸的字眼，在人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但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忘记，一千又数百年来，这些以“贱民”为主体的乐户，在宫廷官邸、祭坛神庙、军旅民间、迎神赛社、婚丧嫁娶、风俗节庆等各种场合，用笑声和泪水，用聪明和才智，为我们留下了无数宝贵的精神财富，成就了中国音乐的体系化。
一言以蔽之，中国音乐文化的主脉，实际上就是由他们创造和传承的。（张文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