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的说，二道河不是一条河，而是一所坐落于两条河交汇口东北角的学校的别称。学校西边的大河叫淄河，南边的小河没有名字，在西封山东麓汇入淄河。学校，最初归市属，名为淄博第二十一中学；后来下放到区，更名为博山区第三中学；再后来，又更名为博山镇金晶学校。
上世纪七十年代，老家所在的南博山公社几乎村村都有小学，也有近邻三两个村合在一起的小学。我读的小学在本村，学校就在我家前面。一到课间，就有学生趴在教室的窗子上，大娘婶子的嚷嚷着要喝水，我娘便会用葫芦皮制成的瓢舀上满满的一瓢，喝不够，再舀。
那时的条件差，教室里除了高高低低的桌凳，也没有其他比桌凳还值钱的东西。前后各有一块黑板，前面的老师讲课用，后面的学生画板报用，况且搬也搬不走，就连粉笔也是老师装在一个小木盒子里，上课端进来，下课端回去。小学五年，教我们主课的老师变换很小，语文一年级是杜秀兰老师，后四年是王玉振老师，数学一直是孙庆利老师。至于音乐美术体育等课，则是有时间就上，没有时间就上自习。即便是上，也是由任永雪、周玉香、王建峰等老师轮流上。
小学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仿佛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最难忘的就是夏天偷偷跳进村边的河塘里游泳，被老师知道罚站。
说是游泳，其实就是狗刨样的乱扑腾，图个凉快清爽，出来一晒，全身黑不溜秋的，牙齿却格外的瓷白，人称“非洲小白人”。去狗刨的不光我一个，被罚站的也不光我一个。起初都咬着牙不承认，老师在我们胳膊上用手指一划，划一个，一道白印，再划一个，再一道白印，没等划完，我们几个便十分自觉十分配合的在教室的屋檐下站成了一溜。太阳高高挂在天上，以饱满炽热的深情注视着我们。
老师说：“再去，就不要来上学了。万一上不来，想来也来不了。”
在校挨老师罚，回家挨爹娘揍，没几回，都老实了。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最粗暴也最有效的“防溺水”教育模式。
1979年夏， 改革开放之初，淄博二十一中恢复初中招生，只招两个班，每班五十四人。全公社的小学合计毕业三百余人，再加一部分分散在各大村的初一年级的学生“回炉”，竞争相当激烈。王家庄村小学共考上了我们八个，升学率全公社第一。侥幸地很，我也以“小升初”总分第一的成绩为我的真正意义上的母校，或者说第一母校增添了一份荣光。
新的学习生活开始了，更为激烈的竞争也开始了。二道河注定要成为我一生之中第一个重要拐点，艰难之处在于，它只是将舞台交付与你，怎么拐、拐的好坏全在你自己。
从家里到学校，有一条土公路，七八里长的样子，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公交车，当时我们称之为客车，不是念客人的“客”，而是念“Kei”。客车从王家庄到南博山一大队五里许，从一大队到三大队二里许，从三大队到学校门口百米许。客车站是真的客车站，外边来的客人要坐，外出做客的人要坐，对于家庭拮据的穷学生来说，自然是坐不起。为什么不骑自行车？没有，哪有钱买？用脚丈量大地，成为我出村求学的必修课。抛开寒暑假和星期天，一天一个来回，十五里的路程，风雨无阻，风雪也无阻。
新入学的我们这一级，被排序为初十二级。想必之前学校也曾办过初中班，具体什么时间开始办的，又是什么时间停的，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全然不清楚。不清楚不是因为办办停停的时间不清楚，而是我们没必要去把这个清楚的时间让自己清楚。读书是自己的事，初十二级，一个标签或符号而已。
那时的村里，已有两人考学“鲤鱼跃龙门”了，虽然都是高中中专，不是专科，更不是大学。毕业了就吃商品粮，吃商品粮了就是公家的人。邻里乡亲在为他俩高兴的同时，也树起了一根标杆，尤其是家里有孩子正读初中或高中的父母总把这么一句话挂在嘴上：“你看那个谁，真是长出息，你得好好学，以后跟他一样。”我的爹娘没文化，都是扫盲班出身，大字认不了几个，话却说的更铿锵：“只要你考得上，不管多么高，砸锅卖铁也供你。”多年以后，娘私下里跟我说，打从看到我全公社第一的分数时，她就知道她这个憨儿子不会在家刨土窝窝了。她还特地走了趟娘家，请村里一位瞎眼的老婶子算了一卦，回来后啥话也没透，却早早为我准备起了去二道河上学的新书包、新鞋子和新衣裳。
那时初中是三年制。三年里，我所在的二班换了三位班主任。初一时是任笑展老师，教语文；初二时是赵治博老师，教物理；初三时是李奉晋老师，教数学。其他的任课老师，印象比较深的还有：教语文的齐乐群老师，教数学的焦裕宏老师（代数）、李祥老师（几何），教英语的李同桂老师、翟乃恬老师，教化学的商明波老师等。
任笑展老师个头不高，瘦瘦的，眼窝很深，平时不戴眼镜，只是上课读课文时才会从衣服左上角的口袋里拿出眼镜戴。别看他个小人瘦，一上课一开口，声若洪钟、字正腔圆，尤其是诵读文言文时又低回曲折、余音缭绕，不光他陶醉其中，我们也是。可惜，他只教了我们一年，1980年的暑假，便退休回了老家。后来慢慢才知道，他的老家在潍坊。他姓任，我姓任；他是班主任，我是班长；他教语文，我爱语文。这么多年自己对文字近乎偏执的敏感和热情，源头大概出自这里。有时会冒不定想起他，他中气十足的嗓音，他瘦小但矍铄的身影，倘若他还健在，就是一位实打实的“世纪老人”了，这该多好！
初二那年，赵治博老师接替任笑展老师做了我们二班的班主任。他那时刚从师专毕业，要朝气有朝气，要活力有活力，浑身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他组织班里建立了几个活动小组，放到现在应该叫学生社团。有打乒乓球的，也有做手抄报的，还有练小合唱的。虽然项目上没有现在影视评论、摄影、舞蹈等等的丰富，层次上也没有现在时兴的模联、无人机、校园电视台等等的高档，但依旧将原生态的素质教育搞得红红火火。他是一个讲原则的人，有奖有罚，奖罚分明，全班没有一个同学不服气。你若是犯错在先，他极少给你上“政治课”，就一个字：跑。学校南边有个操场，土底子，跑道坑坑洼洼的，一圈下来大概不足三百米。这个“跑”就在这个土操场上。跑几圈，你自己定，不是你想跑几圈就跑几圈，而是你自己犯的错的大小让你跑几圈就得跑几圈。你若是争得了荣誉，不管是三好学生评选，还是学科竞赛，还是“好人好事”，即便是学校发了奖状，他也会自己掏钱再买一份“礼物”给你，以资奖励。有时是一个笔记本，有时是一个演草本，有时是一册日记本，有时是一支钢笔，有时是一本书。后来，赵治博老师从博山三中校长任上调进城里，挑起了博山五中校长的重担。再后来，在大街上遇见他，还是那么开朗，还是那么利落，还是那么精干，一如当年跟着他读书时的“样子”。
到了初三，或许是为了“文革”后我们第一届初中能“开门红”，学校按初二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年级总排名重新分班，对半切，前一半是新一班，后一半是新二班，集中优势兵力打攻坚战。教平面几何的李奉晋老师是我们新一班的班主任。他上课时讲的内容，关于等边三角形、平行四边形、等腰梯形以及如何划辅助线解题等等，现在已不记得了，或者说沉淀到了记忆最深处，却极少有机会浮了出来。记得最真切，后来我们同学时常提起的是两个场景：一个是自习课上的办公。他“盯”班不是一般的紧，而是对自己近乎严苛，严苛到每节自习课，包括住校生的晚自习，他都抱着课本、备课本、作业本按时来到教室，坐在讲桌前，极为认真地忙碌着。教室里很安静，同学们看书的看书，写字的写字，做题的做题，就连忍不住咳嗽也不好意思大声。老师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真的无穷。一个是冒热气的棉帽。这自然是发生在冬天的事。教室里的炉子烧得旺旺的，同学们口鼻的热气也呼煦煦的，但热量四下里一散，虽然比室外强，还是有些冷。他的课讲的真是富有激情，题干里有哪些已知的基本条件，可能有哪些要用到的基本定理，证明结论应该要走的哪些基本步骤，有时讲一段板书一段，有时一边板书一边讲。一节课下来，黑板上密密麻麻一黑板图形、线条、字母，他的头上密密麻麻一头汗。他一只手掏出手绢擦汗，一只手托着棉帽，这顶刚刚还戴在头上、当时常见的军用样式的棉帽蒸腾出圈圈热气，与脸庞上散发的热气呼应着，温暖了我们整个教室，也温暖了我们整个冬天。
跑了两年的土路，从初三开学起，我搬进了学校西南角的一间大宿舍，过起了睡大通铺的住校生活。按学校规定，我是不符合住校条件的，要距离学校十里之外远，我才七里多。我能住校，算是特殊照顾，理由大概是时间紧，任务重，得为“尖子生”保好驾护好航。那时没有“双休”，住校生都是周六下午放学回家，周日下午回校上晚自习，一周六天，整整的，严丝合缝。虽然一天增加了跑在路上的两个小时，还增加了两节晚自习上老师的辅导，但依旧觉得时间不够用不经用，依旧觉得有许多东西没学会没学牢。吃饭上，没办法讲究也没条件讲究。通常，我一般是按每顿饭两个煎饼带，一天六个，一周三十六个，外加一个玻璃罐头瓶子的咸菜。煎饼有时加芝麻盐，薄薄的一层，烙成长宽二比一的矩形状，黄黄的，干干的，香香的，特别费水。有时不加芝麻盐，就带咸菜，瓶子里装的或是白萝卜条或是辣疙瘩块，它们在小坛子里腌制的太久了，取出来一晾，表面会析出一层白花花的盐分，咸得很，即便填满咸菜的瓶子缝隙里也灌满了醋浸泡中和，同样特别费水。住宿上，一间集体宿舍，初中三个年级都有，二十个人，我们初三的占一半。宿舍坐西朝东，门在东北角，两块走了形的木板子，前墙中间有两扇格子窗，大部分格子装着玻璃，没有玻璃的格子钉着灰蒙蒙的塑料布。也许塑料布最初是白的，晒得久了，变了颜色。后墙没有窗，结结实实一面墙。进门，正对是西通铺，向前迈三步左拐是中间过道，过道左侧是东通铺。学校提供了一个草垫子和一个竹席子，行李自己备。天暖和的时候，怎么都好说，怎么都好过，除了味道不好闻。天寒冷的时候，比较难捱，没有炉子不让生火怕煤气中毒，我们就抱团取暖、合伙自救。两床褥子垫在一起，两床被子盖在一起，枕头一个靠墙一个靠沿。冬季里的宿舍便显得异常宽敞，异常宽敞的宿舍便显得愈加寒冷。
中考决战的时刻到了。时间是1982年7月12、13、14日。参加中专考试的在博山大街小学考，报考淄博一中高中的在淄博一中考，报考博山三中高中的在博山三中考。三个考点的带队老师分别是赵治博、李奉晋和焦裕宏。细数起来，我们这一届百十号人，报考中专或高中的还不足一半，其余的同学一毕业便回了家务农，或去了附近小工厂打工。如今早没有“预选”这个环节了，敞开了报敞开了考，当时的初中中专、高考都必须先过这个“关口”，预选过了，拿到了分配名额，才有资格参加正式考试。11日下午，赵老师带领我们七个“杀入”中专考试的同学乘客车来到博山，在大街南头下车，两个同学去了亲戚家住，余下的六人步行来到原人民剧场对面的一个叫“峨眉山旅社”的地方，谁料只剩下一个两张床的房间，他果断将这仅有的一间房分配给两个女同学，又同旅社负责人谈妥了六人吃饭的问题，然后借用旅社的电话打给了博山五中的领导。吃罢晚饭，他对她俩千嘱咐万叮咛地说了许多安全注意事项，背着从旅社借出的四条毛巾被，领着我们三个男同学穿过一溜曲里拐弯的胡同，走过一座清水北流的桥，爬上一个长长缓缓的坡，在李家窑博山五中的一间教室里落了脚。几张课桌接起来，为床；自己带的书包，当枕。三夜四天，除了考试，我们四人形影不离。多少年以后，试是如何考的，我已全然模糊了，但这一幕却烙印一般，历历如昨。值得欣慰的是，考试后一周，中专考试成绩和分数线公布，博山三中五人上榜，升学率居全区前三。我们个人的“小目标”实现了，母校集体的“大目标”也实现了。
一堆繁琐文字，是反刍当年恩师、同学、校园的岁月甘苦，是致敬向学、向善、向上品性的胞衣源泉，是寻觅过去、现在、未来一脉相承的精神家园。
念念不忘，才有回响。
我的远去的二道河，还有青青葱葱的少年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