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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讲人：田洋
节目编辑：程蕊民、程涵
监制：朱凌翔
小剧场配音：郭炜、宝木
话说在民国初年，在河北唐山一处纸厂的空地上，堆着几千个破旧的麻袋，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发霉的气味。
纸厂的工人们正将麻袋中的废纸倒出来，整理打包，准备化成纸浆，制成“还魂纸”，也就是再生纸。就在这时，一位年近花甲、身着长衫、文人模样的老者上前打听道：【请点击上方音频收听开篇小剧场】
那么，既然是皇宫中的内阁档案，为何会流落民间呢？
从大内密档到八千麻袋
故事还要从1909年开始说起，这一年，正赶上末代皇帝溥仪登基，溥仪的亲爹载沣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摄政王。载沣就打算搞个摄政典礼，风光一把。
载沣
为了典礼合乎规制不露怯，载沣特意跑到皇宫的内阁大库里，找清初时期的旧例作为参考。
内阁大库，位于皇宫东南角，紧挨着内阁大堂，里边堆满了明清时期的各种文书档案，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当初为了巩固统治，大兴文字狱，焚毁了大量明代档案，只要是对清朝不利的记载，统统销毁。
后来又根据政治需要，多次篡改，一来二去的，这些明代的档案文书就成了见不得光的东西，而存放这些档案的内阁大库更是皇宫的禁区。六部九卿的官员，有的一辈子也没进过这里，更别提翻看里边的内容了。
由于长时间无人涉足，内阁大库变得破败不堪，要不是赶上溥仪继位，内阁大库不知道何时才能重见天日。
内阁大库内景
只见整个内阁大库，档案堆积如山，放得乱七八糟，根本无从下手。载沣越找越烦躁，不耐烦地跟手下人嚷嚷道：“花了许多时间，要找的档案没有，碍眼的竟是些没用的东西，留着这么多没用的档案干什么，还不如销毁！”
于是，随着载沣一声令下，内阁大量的档案被贴上了“无用”的标签，丢到了大库外的庭院中，等待焚毁。
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当时主管学部的张之洞耳中，他也十分好奇，便让手下人去调查，这个手下人，便是开头小剧场中提到的那位罗振玉。
罗振玉
经过调查他发现原来所谓的内阁大库，竟然是明代文渊阁的旧址，虽然残破，但极具价值，应当好好保护。
正好当时张之洞正在筹办“京师图书馆”，于是赶紧跟朝廷申请，请求将这批要被焚毁的古籍划给学部，而罗振玉则负责去内阁大库收书。
罗振玉赶到的时候，发现古籍档案随意地堆放在院子里，他随手拿起一本，打开一看，居然是乾隆时期漕运总督上奏的折子，这要是丢去烧了，实在是太可惜了！他赶紧命人收拾打包。
然而古籍的数量实在庞大，要拿木箱装，至少得装个几千箱。时间紧迫，罗振玉只好临时找来一些破旧的米袋子，把这些档案一股脑儿地都装进来。就这样还足足装了八千袋，之后它们被安置在国子监，等待着进一步的整理。
罗振玉两次救宝反挨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苟延残喘了近百年的大清终于还是亡了。存放在国子监的“八千麻袋”内阁档案也因此被搁置在了国子监的一角。
战火纷飞，时局变幻，1912，新成立的北洋政府打算建立历史博物院，于是在国子监成立了筹备处，人们这才注意到这些破破烂烂的麻袋。
然而，这些麻袋并没有受到良好的照顾，当时很多在国子监打杂的工人，没什么文化，不识宝贝，为了偷麻袋换酒喝，竟然直接将档案文书倒在地上。
直到1916年，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迁往故宫午门楼，这些麻袋才跟着转移到了午门外的朝房。
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上台，这“八千麻袋”的内阁档案似乎也迎来了一线生机。傅增湘是个藏书家，懂行，他听说这些档案里藏着宋代古籍的孤本，于是赶紧张罗手下人，对这八千麻袋的内阁档案进行整理。
工人搬运清宫档案
不过，他也不是正经整理，更多是奔着钱去的，因此他只把外观精美的书籍档案挑选出来，其余零散破旧的，都被贴上“无用”的标签，一股脑儿地又装回麻袋里，随意堆放在端门的门洞里。
1921年前后，北洋政府遭遇财政危机，筹备处穷得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这些人才终于又想起了在角落里积灰的那“八千麻袋”古籍档案，于是撺掇教育部，将档案变卖了换钱。
于是，它们被分成两批，一批被十几个白纸坊商人合股，以3000多元的标价购买。另一批则被西单牌楼路南的同懋增纸店老板，以4000银圆购得，足足有14.8万斤，拉了五十车！
西单大街上的同懋增纸行旧影
纸店老板听说在这“八千麻袋”里，有一些宋代的孤本，一部就价值千金，这五十车古籍里只要能找到一两本，那就发了大财了！
退一万步讲，就算找不到，这15万斤的古籍，就算当废纸卖废品，也能卖出6000块大洋，稳赚不赔。
这不，就在同懋增纸店老板购入古籍的第二年，他就转手将大部分的古籍档案泡水打包送到了唐山的纸厂，准备卖了做还魂纸。就在千钧一发之际，罗振玉赶到，这才花高价救下了这批档案。
罗振玉一心保护古籍，却未曾想，会因此摊上大事。
这不，就在1927年9月25日，上海的《申报》突然刊登了一则不足40字的消息，引起轩然大波。全文为：“前年罗振玉照废纸价收买去内阁档案8000袋，罗已出售予日本人松崎，即日出运。”
消息一出，罗振玉立刻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学术界群起而攻之，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罗振玉被“网暴”了。
国民政府十分重视，赶紧派人调查，这才发现，罗振玉确实因为经济，把这批档案转卖了，但不是卖给日本人，而是卖给了一位名叫李盛铎的收藏家。《申报》纯属在那胡扯呢！
跟纸店老板一样，李盛铎收购这些档案文书，也是想从中找出价值千金的宋朝孤本，但是几千个麻袋，找到猴年马月去啊？很快李盛铎就失去了耐心，看着这些脏兮兮的麻袋，李盛铎是越看越不顺眼，还贼占地方，于是赶紧找下家，准备转手出掉。
这批古籍还真挺抢手，消息一出，不少人争相购买，李盛铎见势立马坐地起价，扬言三万以下免谈，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想要购买，但是奈何资金不够，最后还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出面，才最终以两万元的价格成交。
随后，在陈寅恪、傅斯年、朱希祖、陈垣等一众史学大拿的加盟之下，真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工作终于开始了。
然而，这些古籍档案整理起来一点都不容易。首先面临的，就是灰尘的问题。您别小看这些藏书，很多本身就是前朝古籍，有的甚至是宋元时期的孤本，有这几百年的历史，那里边的尘螨和霉菌估计都成精了。
工作人员将麻袋打开倒在地上，灰尘能扬起老高，据统计，光这些麻袋的灰尘就有一万多斤。
为了抢救这些古籍，傅斯年制定了严苛的“十二条”。他将整理人员分为六组，每组两人，每天工作八小时，上下午各有20分钟的休息时间。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开始整理内阁大库档案
为了防止大家摸鱼，保证工作效率，傅斯年要求工作时间大门紧闭上锁，禁止人员出入，而且室内禁止交谈。
本来按照罗振玉的估算，整理这些资料至少需要4年，但在傅斯年“十二条”的帮助下，短短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初步整理。
几经周折，找到各自归属
1933年，山海关陷落，为躲避战火，北京的部分文物开始南迁，其中就包括还在整理的内阁档案。
但是一提南迁，研究人员就犯了难。也是，普通人搬个家还丢东西呢，更别提这么多档案一起逃难了，大家担心本来就七零八碎的档案，会在南迁的路上再次遭到损毁，也担心这么久以来辛苦整理的成果付之东流。但是如果不走，万一古籍被穷凶极恶的日军强占或者毁于战火，那罪过可就更大了。
北京历史语言研究所当年初步整理后的档案
无奈之下，傅斯年决定只挑选其中一部分档案带走，他用箱子装了整整一百箱，但这也仅仅只是全部档案的四分之一。
这批档案跟着大部队先是前往长沙，之后又迁到昆明，最后又到四川，研究所的大家也跟着古籍档案一路转移，一路整理，直到抗战胜利后，这批古籍才被转移至南京。解放战争后，又被带到台湾，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傅斯年也因此被称为“搬家先生”。
至于留在故宫没被带走的那些内阁档案，解放以后，也迎来了它最终的归宿。故宫明清档案馆接手了这些麻袋，足足有1700个、5万多斤。
1958年，国家档案局向国务院申请，开始清理这批古籍。难得的是，在这批几经筛选、损毁的陈年古籍里，又找出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之后为了防止遗漏，国家档案局又组织人员进行了第二次清理，这次整理得更加细致，就连碎片和残件都没有放过。
就连最后清理出来的确认可以被销毁的“废品”，档案局都没舍得扔，表示如果有学校或者研究机关想要，可以拿走一部分作标本。
至此，当初那“八千麻袋”的古籍档案，在流浪漂泊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找到了各自的归属。
您可能会问了，这批古籍档案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让几代文人为他前赴后继。举个例子您就明白了。
民间传说，雍正皇帝继位的时候，改了康熙留下的遗诏，把原本的“传位十四子，改成了传位于四子。”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但是如果您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看看《康熙传位遗诏》原件就能知道，人家遗诏是汉、满、蒙三语写的，根本篡改不了，最重要的是，这遗诏原文里根本就没有“传位于四子”这几个字，人家原文写的是：“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有这些真实的历史档案做参考，很多流言自然不攻自破，这便是历史档案的珍贵之处，它更接近当时的历史，可信度也更高，对于历史研究至关重要。因此，这“八千麻袋”的明清档案也与殷墟甲骨、敦煌写经、居延汉简一起被誉为近代古文献的“四大发现”。
编辑：谢佳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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