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天悯人又如何

悲天悯人又如何

文/昔月（德国）

随着年龄的增长，有关疾病和死亡的信息常常突袭而来，心态也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似乎越来越悲天悯人了。我特别怀念过去的好日子，一旦听到哪位好友永远地消失了，就会难受好多天，甚至很多年都难以释怀。

最早让我深感痛心的那位，是死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芹，不是1995就是1996年，她因罹患肝癌仅活了38岁。芹曾在我家附近的一家省城大医院住院，可我连一口水一碗饭都没送给她，因为我不知道在她最难熬的日子里竟与我近在咫尺！那时没有微信，打个电话总是可以的，可她却瞒着我。过了好长时间，我才从乡友口中得知这一消息，至今想起来都非常难过。

在家乡，我两家是非常要好的近邻，我和她即是闺蜜还是同届同学。记得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俩在我家的小仓房里挑灯夜战，被蚊子叮的浑身是包，可惜芹落榜了。后来的她，奋斗成为事业上最成功的女性，很早就代表厂家去日本洽谈业务，她所领导的筷子厂还成了家乡的龙头企业。

芹在怀孕初期，发生了弟弟杀死女友的恶性事件，她壮着胆子来到被害者的家里，遭到愤怒家人的持刀追杀，不得已跳窗而逃。也许是那次严重惊吓的原因，她生了一个豁唇女孩。孩子五六岁时，她到哈市找我，让我帮她找最好的整容医生为女儿再次整容。大约两年后，我带着一位台商回乡洽谈生意，要找的人就是她，她的那次热情招待成为我俩最后的一次照面。

我问过好几位家乡人，都说她涉嫌贪污，厂里职工不满，家庭也出了状况等等。我忽然明白了，她为啥病入膏肓也不肯告诉我的缘由。如果看到她奄奄一息的样子，再刚正不阿的我也不会出言不逊去“伤害”她啊！她呀，太好面子了……

第二位是我的一位大学女友。我在2005年初写过一篇悼念文章，在同学聚会时饱含热泪读了一遍，引起到场所有同学的哀叹。出于多种原因，我没有把这篇文字收录到我的散文集里。

史同学的病始于大学时代的相思恋，住在同寝的我们却爱莫能助，眼看着她一天天地消沉下去，直至毕业。她被分配到大庆工作，期间与厂里的一位贴心男结婚了，并育有一子，但她的病却时好时坏，多次住进精神病院，年仅46岁就走了。

由于我的父母曾住在大庆的弟弟家，多次去大庆探亲的我还去过她家一次，临走时她硬塞给我冻好的一大坨带鱼，不拿不行。时隔六七年，我父母又被弟弟接到了大庆，再次到大庆探亲的我找到了史的丈夫。那是2012年夏天的某日，史同学的丈夫冒着大雨来到了我弟弟家，告诉我他的妻子是因为服用了大量的镇静剂，导致脑病而死亡的，他们的儿子很优秀，正在外地上大学。看得出，这是一位非常有家庭责任感和爱心的男士，跟史同学告诉我们的一样。后来，我与史同学的儿子通过电话还聊了半天，然后我把信息告诉了彼此要好的女同学。

接下来，是两位居住很近的华人好友，他俩的去世也让我感慨万千。第一位是女友琴，我为她专门写过一篇悼念文章，曾发表在《欧华导报》上，也收录在我的《两乡情苑》文集里。

琴是自费到德国求学的留学生，后来嫁给了一位德国男士，曾开过两家中国饭店。她特别忙时就喊我去店里帮忙，平时我和她也是无话不说的好友。她的离世，跟天天起早贪黑忙于生意、身体过于消耗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发现病灶时已回天无力，于2009年10月在上海去世，年仅49岁。

如今，琴已经走了整整十四年，这期间，我只想看看她留下的独生子，除了一次在大街上碰到这个孩子外，再也没见过。有一次，我在电话里与孩子的监护人约好了，让他把孩子送到我家吃顿饭，可到了那天该男人推脱有事而不能来，我既失望又生气。孩子的大姨告诉我，这位德国监护人把孩子看得很紧，不喜欢任何人打扰，孩子的性格也变得十分懦弱。我不知道现在20多岁的他，生活得怎么样了，但愿能自食其力。

另一位德国华人好友，在德国华人圈乃至许多德国人的眼里非常出名，他就是德国《华商报》的创始人兼总编修海涛先生，大家亲切地喊他修总。

由于我和他家相隔也就两站路，加上我喜欢写文章也认识一些野外的花草，他为我开辟了两个专栏，一是“美尼图话”，专门写野生植物，我介绍过六十多种野菜；另个是由我主持的“中欧情缘”，专门发布有关欧洲华人外嫁女的文章，后来出版了文集《远嫁欧罗巴》。我还跟他去过好几个地方采访，不但增长了见识，还学到了很多知识。

修总为了报社操碎了心，还不得不经常加班熬夜，也是由于过分的体能透支而患了不治之症。我参加过他的葬礼，在他逝世一周年时与另位好友组织了一次小型纪念会。两年多过去了，我常和文友去他的墓地看看，以表敬意和怀念。

还有那些离世的大学同学，更令我唏嘘不止，毕业四十一年，竟然走了十位！其中两位关系不错的老同学是在疫情期间走的，前后仅差20天，一位在2021年的9月20日，另位在10月10日。震惊的我填过一首词——《阮郎归 • 悼两位师兄》：

师兄前后共黄泉，惊闻热泪潸。隔空凭吊忆当年，数回把酒欢。

生命短，路途艰，谁能免苦酸？一抔泥土永平安，两人再叙缘。

最令我们纳闷不解的是李同学，走了两个多月大家才知道。平时，这位老同学很少在群里互动，大家开始积极地寻找他，还是在我今年五月份在冰城逗留的时候。女同学娴为了与我见面，特意召集本市的同学坐陪，可就是找不到李，微信不答，电话也不接。等我离开后的某一天，娴突然告诉我：李在三月份就走了，刚从别人口中证实。

我把这个消息发到了同学群，所有人既惊诧又惋惜：为什么他的家人没有通知同城的任何一位老同学？到底得了啥病？是否跟新冠病毒有关？当年的李同学可是我们的骄傲，做官做到了厅局级且非常风光，怎么能这样与同学不辞而别呢！

还有两位大姐似的女老师也值得我深深地怀念。第一位是我的小学金老师，我为她写过一篇文章，也收录在我的《两乡情苑》一书里。

我曾经在电话里许诺，下次回国一定去无锡看望她。都是疫情害的，让我们无缘再相见。今年三月中旬，我在杭州开完会后直接坐高铁去了无锡。那天，患腰疾的金老师老伴，特意让自己的好友开车陪我们到墓地。墓碑前，望着金老师的音容笑貌、听着长跪不起她老伴痛哭的声音，我也是泪流满面。我还去了她的新家，里里外外都是那么宽敞和精美，而我们的金老师再也无缘享用了。

第二位是大学时代的老师。今年8月16日，正在前往莫高窟途中的我，看到了李老师丈夫用妻子微信发到同学群的噩耗。李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就像大姐姐一样关照着我们，我们都很喜欢她。

2018年夏天我回国，特意打着李老师的名义召集老同学们在哈市聚集了一次。李老师提前到我家，还住了一夜，第二天聚会后，我和娴与老师同住一室，又聊到大半夜，尽管这样还是意犹未尽。今年端午节那天，我俩还互相问好了呢，没想到一个半月后就阴阳两隔了……

还有一位搞过同一课题的老同事，总说等我回国后一起吃顿饭好好聊聊。2019年，我回去特意邀请他，没想到他发来一张图片吓我一跳，原来是在某家医院病床上拍的，说等下次回来再聚吧。后来，他给我发过几次微信，还关心时局什么的，因为他还是一名出色的记者。

也是在今年的五月份，我与几位老同事在饭桌上提起了他，被告知人已经走了。然后大家念叨起这些年相继去世的老同事老邻居，我几乎都熟悉。岁月啊，真的是把无情的杀人刀！

我手机里的微信好友，已有十多位再也联系不上了，虽然他们的身躯化为灰烬，但留下的文字、语音和图片还在，仍证明着他们曾经的存在，我也舍不得删除他们。

上个月，准确地说是2023年的10月月25日，德国朋友诺伯特离世了。我家先生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哽咽着告诉了我。这位刚刚去世的先生，年轻时曾和我家那位一起工作过，后来学医开了一家诊所，两人一直是最亲密的朋友，我们的身体有啥不适就会向他咨询。几年前他俩结伴去了一次中国，还想着一起再去呢，谁料到诺伯特的生命却因突发心脏病而终结了，享年72岁。

就在我结束这篇文稿准备发表之际，又传来一个噩耗，居住在荷兰的池莲子大姐于11月10日也走了，享年73岁。池大姐是位华人外嫁女，在荷兰经营一家中医诊所，任荷兰彩虹中西文化艺术中心主席，也是欧洲诗歌春晚的创始人，因为诗歌我与她结缘了。自2017年起，每年一次的中国诗歌春晚都有欧洲的分会场，池大姐一直是总负责人。2020年在布拉格举办了第四次，会后她把一面代表举办权的三角旗交给了我，我当时是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的副会长，这意味着2021年的欧洲诗歌春晚由我协会主办。由于赶上了疫情，我协会不得不在网上举办了这场盛会。由于我负责本次诗会的稿件收集和编辑工作，便事先组建了一个“2021欧洲诗歌春晚群”，演出结束后，鉴于大家的热情和信任，便把该群改成了“欧洲诗友沙龙”，而池大姐自然成了我们诗社的顾问之一。

对于她的离世，我们都感到非常震惊。去年八月在杜塞尔多夫聚会，我们还见过她和她的荷兰老伴儿呢，九月份却传来她老伴儿突然离世的消息，也许伤心过度真的会使自己身体变差，一向开朗健康的她竟在一年后也随老伴儿去了。

以上所提到的各位，均死于各种疾病，属于生物界的不可抗力。即便这样，也足以让亲人崩溃，好友痛心。而非正常死亡呢？尤其在那些战火纷飞的国家或地区，不知有多少士兵和百姓死于非命，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可战争仍在继续，其残酷程度远远超出了人类的底线；还有各种生化和核武器，犹如一把把搭在弓上的利箭一触即发，令人不寒而栗！

本来地球就已经伤痕累累了，可自私的人类还在她的身上大动干戈，其后果不就是自我毁灭吗？我感觉，好日子已经到头了；未来的人类，没准儿真如马斯克所说的，得移居火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