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与写作：寻常生活的一部分

本文首发于香港《文综》杂志2023年秋季号

阅读与写作：寻常生活的一部分

文/刘瑛（德国）

（一）

说起来有些惭愧，我的文学创作起步很晚。虽是中文系科班出身，却在大学毕业后长长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从未尝试过文学创作。从高校教师再到报社新闻记者，从事的工作都与文字有关，但与文学创作没什么关联。出国之后，像大多数人一样，忙于学习，忙于生计，忙于生孩子养孩子，忙于应付生活中和生意中各种随时随地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以及不得不亲力亲为的种种琐事杂事，与文学基本处于绝缘状态。

有人说，文学创作是件奢侈的事。如果没有基本稳定的生活条件，如果没有相应的富余时间，是很难在文学之路上长途跋涉的。我认同这个说法。当然，有极少数人在艰难困苦中成就了某部文学作品，那是特例。

我的文学创作，完全始于偶然。记得是在2009年，中国作为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派出了强大的作家代表团来参加书展。当时，一个商务组织发了一则消息，通知大家：有一支十几人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将到访我们这座城市，并搞一场作家与读者见面会。此次活动与商业没关系，并未引起足够关注，几乎无人报名参加。但我那天却开车几十公里，专门赶去参加了这个活动。

那场精心准备的交流见面会，只有极少数人参加，现场读者甚至不及代表团人数多。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商业大潮的冲刷，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已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就在我对门可罗雀的见面会现场略感失望时，却在不经意间，被那些精选出的中德双语朗诵文学片段击中了心脏，心底深处沉睡已久的心弦被轰然拨响，那是一种久违了的、与文字亲近的温暖感觉。

大概，文学的魅力、文学的力量就在于此吧——她总能在出其不意之间直指人心并打动人心，把人从麻木、琐碎中唤醒。

一位作家在知道我的生活经历后，鼓励说，你中文科班出身，又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尤其是有从商的经历，为什么不把这些写出来呢？仿佛突然打开了一扇天窗，那一刻，我跃跃欲试。

那时，我正处在生活的又一个转折口。我们在德国经营的公司交给了德国的合作伙伴，我从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了出来，两个孩子也已长大，不需要我事无巨细地关照。在实现了经济上和时间上的自由之后，我该做些什么？在体育运动、唱歌跳舞、弹琴绘画、旅游度假等等多项选择中，我居然没有想到文学。那一刻，我也有些羞愧。

抱着“业余消遣”的心态，我小心翼翼又诚惶诚恐地踏进了文学写作这条河流。

非常幸运的是，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2010年顺利在国内文学杂志《中国作家》上发表，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之后接二连三，在国内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部又一部中、短篇小说。其中一部中篇小说还被改编拍成了电影，在美国上映。

这些年，断断续续地写，陆陆续续地发表，不知不觉中，出版了几本书。其中，中篇小说集《不一样的太阳》入选“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散文集《莱茵河畔的光与影》入选“海外华文精品书系”。

人的潜能永远无法估量。不去开拓和挖掘，潜能或许永远沉睡。我在中篇小说集《不一样的太阳》自序中说：“我一直相信，从事创造性劳动，需要某种天赋。正如音乐需要音乐天赋，绘画需要绘画天赋一样，从事文学创作，同样需要文学天赋。我喜欢从微小处着眼，以此观察世界。我也热衷在琐碎中求真，从中洞察人性。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天赋？反正，这是我的特长。而这一特长，恰好在文学园地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

文学创作是一种完全感性的心理体验。当我在感性的世界里遨游时，很少用理性思维来分析或总结自己的写作。现在，当我试着用理性思维来反观一路走过的写作之路时，蓦然发现，在偶然之中，其实早已埋下了“必然”的种子。这个“必然”，起始于我童年时一段非常特殊的阅读经历。

大约9岁那年，我从东北姥姥家回到了南方父母身边。那时，我父母在鄱阳湖大平原的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每天早出晚归，根本无暇顾及我们几个孩子的课余安排。

那是一个炎热又有些无聊的暑假。一天，做完规定的的暑假作业之后，我到单位小卖店去买橡皮擦。经过场部办公室楼旁的一间小平房，无意中，从一扇打破了玻璃的窗户里看见屋里摆着几个书架，上面摆着落了灰尘的书。好奇地踮起脚尖往屋里看，只见地上高高低低堆着一摞一摞同样落满了灰尘的书。

那时，我的中文水平刚刚达到能用汉字夹杂拼音写简单的家信。读过的唯一一本课外书是一本薄薄的《常识》书，从那本书里，我学会了如何写信封以及写信的格式。用那本书里学到的常识知识，我给父母写信，并成功地把信寄到了父母手中，因而一再得到父母的表扬。这让我在懵懂之中意识到课外书的重要性。

我从那扇打破了玻璃的窗口钻进了屋里，见地上的几摞书上放着打着大叉的牌子，上面写着“封资修大毒草”。我当时连“封资修”三个字都认不全，好奇心让我随手拿起了放在最上面的一本薄薄的书。至今，我仍能清晰地回忆起那本带着灰尘的、泛黄的书，上面写着《威尼斯商人》。

那时的我，没有任何文学知识和地理概念，不知道莎士比亚是谁，也不知道威尼斯在哪儿，更不知道犹太人为啥遭人恨，只是一味地被书中的情节所吸引，津津有味地看鲍西亚如何女扮男装，在法庭上机智地把犹太商人夏洛克引入自相矛盾的境地，无法如愿割掉安东尼奥胸口上的那磅肉。

整整一个暑假以及接下来的整个秋天，我几乎天天光顾那间挂着铁锁无人问津的小房间，如饥似渴地把那些被称作“毒草”的禁书囫囵吞枣几乎读了个遍。司汤达的《红与黑》、狄更斯的《双城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莫泊桑的《羊脂球》.......那时，我不知道自己读的是“文学名著”，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文学”一说。通过那些落满灰尘的书籍，我只是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在我所不能目及的地方，在人类的情感世界里，有一个丰富而瑰丽的人类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叫“文学”。

多年后，当我在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课上，看到老师开出的长长一系列必读书单时，惊讶地发现，那一本又一本外国名著原来我都已经读过。

这段特殊的阅读经历，在当时并未立刻显现出任何“有用”的实效。现在反过头去看，才发现，它像一剂持续而长效的特效药，在我人生的一些重要关口不知不觉地发挥着作用。

在根本就不懂爱情的年龄里糊里糊涂地啃完了《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还有《西厢记》里的张生和崔莺莺，让我从中窥视到了成年人的内心情感世界，知道了流言蜚语的可怕，明白了男女之间的爱情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或摧毁一个人的生命。这让我显得心智早熟。在生长发育的少女阶段、年轻蓬勃的青春阶段以及琐琐碎碎的婚后家庭生活中，懂得理智地面对自己的感情，少了盲动，从而避开了人生一个又一个的诱惑和陷阱，避免了不必要的感情伤害，少走了不必要的荆棘弯路。

中学作文课上，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和讲解，作文比赛屡屡获奖。从小因体质虚弱而丧失的自信心在作文课上被一点一点树立起来。因而，在不愿顺从母亲的愿望去学医时，敢于自作主张，从许多人削尖脑袋都难进的理科尖子班退出，改上文科班。那时的我已经知道，与生理解剖、药理药学相比，我更愿意与文学相伴，那里自有另一番迷人的广阔与深邃。

那段阅读，在无形中培养了我观察细节的能力。我常常能从一般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中觉察到事情的倪端。孩童时期，那些从孩子的眼光观察和捕捉到的种种细节，现在都成了我笔下写作的素材。

那段特殊的阅读经历，也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我后来的创作理念。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我的作品大多如行云流水，节奏紧凑，少有大段的场景或环境描写片段，也少有对人物外貌的精细刻画，除非它们对情节的发展和推动必不可少。这种写作理念，源于我童年时的阅读体验。记得曾经读过的一篇小说里，在描写十八世纪宫廷女性穿着的大摆裙时，用了整整一页的文字。而我，常常会跳过那些在我看来完全是多余的描写而直接去翻看人物情感的发展以及最终的命运结果。

从许多作家或喜爱写作的人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特点：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有过自己独特的阅读经历。毫无疑问，阅读是写作的基础。我的经历，在这一点上又增添了一个佐证。

（二）

不止一次被人问到：哪位作家（或哪部作品）对你的写作产生的影响最大？

对这样的问题，我通常缄默。就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每日三餐，长年累月，谁能说得清，究竟是哪一顿饭、那一道菜对生长产生过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内到国外，走过许多地方，搬过多次家，有两本书始终跟着我，一本是鲁迅小说集，一本是契诃夫小说选。这两本透着岁月年轮、已经泛黄的书，在异国他乡没有其他中文读物的日子里被我反复读过，或许，这足够回答上面的问题。

我曾计划顺着驾轻就熟的套路写下去，并摩拳擦掌地要求自己写出“既有高度、又有深度”的作品来。但在2016那年，这一切突然戛然而止。那年，我父亲去世，让我第一次痛彻地面对着“生与死”的问题，对生命有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感受与认识。父亲对我的写作充满了担忧，他在一生中看到过太多“因言获罪”的实例。同样在那一年，我们在德国买下了二战后K市开张的第一家电影院。在处理前房主成堆成堆的书中，我翻到了一本破旧发黄的老书。那是1949年出版的德语书。这本远远早于我出生的科幻小说，预测了还未到来的2050年的人类景象。这是一本让我无比震撼的书——小说原来还有完全另外的写法。不仅要反映现实，更要预测未来。

在此之前，我对自己的写作要求仅仅是，第一，语言简洁好看，第二，故事吸引人，第三，作品中不能少了“四两拔千斤”思想力度。即便是孩子，在读到我的作品时，也能流畅地一口气读下去。

我突然意识到，只有这些，远远不够。

于是，开始注意西方文坛上的那些获奖作品。那些频频获奖的作品大多都已突破了现实主义的写作套路，加入了更多新的创作元素和创作手法，尤其是恣意的想象力。更多的作者，摒弃了人性挖掘、人性审视、人生回味等老一套写作手法，而专注于讲好一个故事，哪怕这个故事是荒诞式的或是穿越式的。这种看似流于“表面”的写作，其实是将作者更深地隐藏在故事的背后，借助故事揭开生活的真相以及事物的本质。

就像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一千个小说家会有一千种写法。我在阅读中细看门道，却在提笔写作时卡在了“表现手法”的门缝里，无所适从，动弹不得。眼看着那些生活的细节散落四处，却找不到合适的方法把它们一一捡拾起来、归拢起来。

一天，正在美国读大学的我家外甥女告诉我，他们正在学习和了解中国1900年到文革结束的这段历史。老师向学生们推荐了几本有关那个时代的文学书，其中包括被翻译成英文的谢冰莹的“口述历史”及卢新华的小说《伤痕》。

那一刻，我突然有种顿悟。

之前，在德国文理中学当中文老师时，我就了解到，德国学生学习历史的方式与我们在国内学习历史时的死记硬背完全不同。比如，在学习二战历史时，学生们是通过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当年的新闻报道以及观看有关记录影片来了解战争的起源、发展和后果。通过形象可感的一个个鲜活人物来了解和触摸历史，远胜于背诵现成答案。

曾经学习过的文学常识开始重新回到我的脑海中。文学是什么？文学是关于人的学问，是人类历史最形象的记忆者。一个民族的文学，就是这个民族的历史。一个时代的优秀作品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是那个时代生活百态的社会风俗画和人文风景线。

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没有任何一代人有过我们这样的幸运、这样的经历：在宣扬“读书无用论”中度过了没有升学压力符合儿童天性的童年；在恢复高考、升学的指挥棒下扎扎实实学了必要的基础知识；在十年断档、人才青黄不接时大学毕业，享受国家分配，轻松就业。期间，遇上一连串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下海经商、出国留学、海外创业、回国投资，等等等等，许多事件中，都具有丰富的文学元素和史料价值。

其实，不必去刻意追求所谓的“深刻性”。生活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荒诞性，常常远远超于作家的想象和虚构。人与人、罪与罚、善良与凶恶，尊严与冒犯、信仰与谎言、诚实与狡诈、悲悯和宽容......只要真实地记录下来，就是不折不扣的长篇小说。

我一直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应该是鲜活的、立体的、多菱形的，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作品、体验作品，并产生某种共鸣。文学的最高境界在于具有感人的力量，并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我也一直认为，写作中，真实是最可贵的品德。尽管有时会为此付出代价。

泛读与精读，是我目前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文学写作于我而言，同样是生活常态的一部分。在跨过了不需要通过写作来改变命运，也不需要通过写作来证明自己的年龄段之后，我只想遵从自己内心的感觉，坚持“真实”的原则，从容地写下去。能否发表，已不重要。

如果有一天，历史老师在上历史课时，在讲到某一段历史时，会向学生们推荐我写的书，那就是对我写作的一种褒奖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