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全球政治最显着的特征是许多国家普遍自称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正在兴起。这些运动的特点是敌视外国人、少数民族和专制政策，并实施一统体制（特别是压制学术自由）。匈牙利、土耳其和巴西等国家面临了不同程度的学术自由挑战，具体实例包括审查、对研究机构的政治控制、解雇、列入黑名单或监禁教授等。在美国，政治学学者面临的挑战有所不同。1）学术界面临政治压力。无论是左倾和保守派学者都面临着政治压力：左倾学者被要求在课堂上或社交媒体上避免发表挑衅性言论；共和党声称校园里的政治表达对保守派观点存在偏见。2）市场力量对学术界的影响。高等教育机构为了应对资金困难，接受了营利性公司管理技术方面的行政领导，注重创造短期价值。这种变化对高校里的资源配置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包括行政人员的工资增长和学科的优先级变化，那些能吸引大量政府和企业拨款的学科受到偏爱，如计算机科学和STEM领域，而不是政治学这样的文科科目。3）政治科学课程面临挑战。不少高等教育机构将包括政治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合并或关闭。4）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变化。国家科学基金会计划修改其社会、行为和经济理事会，可能会将政治科学排除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教师研究项目之外。5）对民众不满的担忧。对学术界的普遍不满也是现如今政治学艰难发展的重大阻力之一。学术界有时被视为享有特权、以自我为中心的知识精英领域，因为他们对自己声称要研究和服务的许多大众的观点和价值观居高临下，甚至一无所知。这种“圈地自嗨”的行为在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造成了鸿沟。
鉴于在政治学学者参与治理、各界对政治学的支持等方面，出现了这些令人深感忧虑的趋势，那么就引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政治学能做些什么来保护我们自身的利益，并为全球政治的更好发展做出贡献？
为了研究政治科学的作用及其重要性，并为其未来发展提出良好建议，了解当代政治科学历史背景、现状以及挑战是有必要的。通过回顾美国政治学史发现，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主义（behavior movement）的崛起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学科的重心从以政治哲学为基础的描述性的方法转向使用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与此同时，基于规范性政治理论和实证行为研究之间的对立日益加剧。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随着学科的发展，科学主义和行动主义之间取得了更好的平衡，例如当代政治学家利用定量和定性技术解决经济不平等等重大问题。尽管如此，还有三个因素阻碍着政治学科发展。首先是智力难度。由于人类的政治行为是由许多变量共同作用并塑造的，以至于学者们很难找到跨时间或空间的、具有特异性的规律性。这就导致了政治学科经常关注更小、更容易处理的实证问题，而不是参与更宏大的主题，或进行更大的理论研究。第二个阻碍因素是社会假设。社会假设是指人很难认识到并逃避政治思维中由主导机构、实践和规范所塑造的假设。人内部的认知和心理限制，以及外部的政治压力都可能导致学者不反思前提。而如果重新考虑前提，这可能会更好地帮助学者们理解为什么政治世界并不总是按照传统假设所建议的方式运作。因此，我们需要尽可能在我们的学科工作中建立适当形式的假设质疑。第三个限制因素是市场驱动的激励。与市场上其他的劳动者一样，政治学学者们也是在现代市场体系和机构中从事专业劳动，这些体系和机构会设定某些具有激励性质的竞争目标。而现代学术机构的竞争目标强调基于研究成果的排名，并且通常以引用次数来衡量。这种压力鼓励学者在子领域内追求更狭窄的问题，这阻碍了他们对政治学的全面探索。
此外，学术市场制度和制度竞争导致了追求高排名的机构缺乏对教学和社会服务的重视。而公民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支持群体之一，仍然看重大学的教学，而不是研究。因此，当学费越来越高时，若机构仍然持续地忽略教学工作，则会疏远民众。此外，当前许多大学将其服务简单定义为机构内支持其研究和教学的工作，而这种评估倾向未能为主要学科期刊中那些没有出现的、但对公共有用的研究和服务赋予适当的价值，这可能会阻碍政治学充分深入探索这个时代的重大发展。因此，社会学家Brint认为，与外部参与者建立更好的联系以提供学术公共服务，以及改进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是政治学界的重要任务。
尽管政治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在推动这些有价值的举措，但学科的现状使这些工作很难取得进展。政治学的特点是多元化，这不仅包括方法和实质利益上的分歧，还包括各种高等教育机构和使命，以及广泛的身份认同群体。目前还不清楚我们如何才能团结起来，相互合作，共同面对我们时代的政治和职业挑战。所以我有以下想法。
知识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所有学术工作的基石价值观，也是所有有效探究方法的生命之源。知识诚实是指在追求真实的知识的过程中需要诚实对待假设、主张、论点、证据和偏见。如果不诚实，就根本无法追求真正的知识：无法探究我们所要提出的假设、主张和论点究竟是什么；支持和反对这些主张的证据和理由又是什么；以及我们是否已经竭尽全力系统地收集和权衡了所有这些证据，并思考了其他的说法。诚然，政治学者一直面临着特殊的伦理问题，即如何充分传播他们的政治研究成果。学者们很可能会冒着自己和与他们合作过的人遭到严厉的政治报复的风险，他们也可能会判断对其研究成果的宣传将不利于取得理想的政治成果。并且这些担忧也不仅限于在威权制度下工作的学者。例如，因为堕胎等煽动性问题的作者曾收到过死亡威胁，因此Peter Singer等人正在创办Journal of Controversial Ideas，方便作者使用笔名发表文章。然而，尽管我们对如何交流我们的工作确实存在担忧，但要想获得真知灼见，我们必须对自己和同行尽可能诚实，说明我们观点的来源和证据，以及我们观点的偏见和局限性。追求理智上的诚实，以便我们能够真正地学习，这可能是所有政治学家和所有学术界人士唯一共同的承诺。
在其他方面，政治学学科还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以达到知识诚实的全部要求，从而使学者能够更好地应对当今的政治和专业挑战。然而，政治学的多元化，意味着这一学科很少努力综合已有研究，以形成对该学科所研究的一切的更全面和更有凝聚力的描述，这与自然科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学者们经常暗示个别实证研究可以揭示更宏大的问题，但他们却很少尝试说明他们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这样认为的，尤其是在期刊论文中，往往缺乏对其更广泛重要性的阐述和解释。来自2019年5月的《美国政治学评论》的Taylor Carlson和Adam Zelizer的研究就说明了政治学研究的呈现有时会淡化其更大的学科贡献，而更倾向于关注和强调学术辩论。例如，Carlson的实验室实验表明，人们通过社交网络获得的政治新闻与通过传统新闻媒体获得的政治新闻大相径庭。她在该研究中主要关注了这些发现对有关政治信息来源和线索接受过程的学术争论的影响，没有关注文献中所描述的行为可能会如何影响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且仅在结论中简短地担心社会传播可能存在需要深入了解的偏见。Zelizer的研究也是如此。同时，学者们受制于实际限制和审稿人的期望，可能会忽视对其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的阐述。简言之，学者们往往在其著作中没有阐明其研究为何以及如何产生现实生活上的影响，而这种做法会引起非专业读者对于政治科学研究意义的怀疑。因此，我建议，我们需要找到方法，将个人研究更明确地置于更广泛的政治论述中，以可信的方式表明它们的重要性。此外，当政治学家研究类似大格局（big pictures）论述中的不同要素时，我们应该更经常地尝试对它们的论点进行系统地综合论证。这样，我们的研究成果既可以相互促进，增强我们学科的集体贡献，也可能相互冲突，从而引出有关这些大格局的重要问题。
（1）政治螺旋模型（The Spiral of Politics）
我以“政治螺旋”模型为例来说明大局观的含义。如图1所示，政治螺旋模型强调政治现象的发展顺序，描绘了政治发展通常经历的各个阶段。![]()
1）政治螺旋的第一个阶段是环境。因为政治现象总是产生于一系列预先存在的人类和自然环境，这些背景包括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机构、协会和惯例，身份意识等等。2）第二阶段是新出现的想法、身份、目标和战略。一部分生活在这些环境中的人可能会对管理者和管理方式感到不满，这些感受往往会激发新的政治思维和行为。这种思考经常包括人们重新考虑他们的政治利益是什么，甚至他们的政治身份应该是什么。因此，一些人可能会决定新的政治目标和战略。3）第三阶段是那些拥有新的或新动员起来的政治认同感和目标的人与其他利益和目标重叠的人结成联盟。然后，这些联盟与竞争对手展开竞争。4）这些联盟与竞争对手在选举（或武力）中发生冲突，无论发生哪种形式的冲突通常都会使一个联盟获得对大多数现有治理机构的权力，或创建新的治理机构，以实施政策来实现其目的。这些体制和政策创新构成了第四阶段。5）新政策和新机构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但无论是否有意为之，第五阶段的显著特点是这些治理变革重塑了第一阶段的许多政治、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6）而第五阶段的环境改变迟早会在第六阶段形成新的思想、身份、利益、目标和政治行动，政治的螺旋式上升仍在继续，遵循相同的程序，但内容有所改变。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尽管大多数政治行为都可以沿着这样的螺旋线发展，但该模型并不假定这些变化就是改善。政治生活既可以螺旋式下降，也可以螺旋式上升，还可以一蹶不振。正如图 1 中向后延伸的细线所示，并非所有变化都发生在特定螺旋上升的主要方向上。例如，组建联盟和有效治理的任务尤其可能促使许多行动者绕回原点，重新考虑目标甚至身份意识。因此，大多数学者都可以把他们正在研究的政治现象与螺旋所描绘的发展路径相关联。
（2）政治螺旋模型的应用
以Carlson的社交媒体工作为例使用螺旋模型，如图2所示。如果把1990年视为第一阶段，那么在那一年，社交媒体还不存在，但新颖的互联网技术已经出现。科学、经济和政治参与者迅速形成并讨论如何将这些技术更广泛地应用于公众，将螺旋推向第二阶段。在该阶段中，1991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向所有人免费提供其万维网技术。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科学和先进技术法案》，允许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互联网与商业网络连接。随后几年，企业家们利用网络创建了社交媒体公司。这些公司受到世界不同地区不同监管制度的制约，有时会改变欧洲核研究组织和国会的决策。这些政治进程构成了第三和第四阶段。这些发展造就了现代的第五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传播环境与1990年大不相同，人们通过社交媒体接收到的政治新闻与传统媒体截然不同，正如Carlson所言。![]()
图2 · 政治螺旋和社交媒体
Carlson并未在她的文章中详细记录这种螺旋式上升的各个阶段。但是，对这些阶段进行简要勾勒可能会达到三个有价值的目的。首先，它可以帮助读者理解政治是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她所研究的现象——探索政治是如何塑造世界的，这无疑是政治学的独特责任。其次，这将有助于其他政治学家考虑她的研究成果如何与他们在相关主题上的研究成果相契合，或受到挑战。第三，将她的研究成果置于更大的政治格局中，可能会让非专业读者立刻明白，为什么传递独特政治信息的社交媒体的兴起不仅在知识上令人感兴趣。它还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政治选择，即是继续执行那些帮助创造了当前局面及其困难的政策，还是选择一条不同的监管道路。如果政治学的学者像前文一样将学术成果置于更广阔的视野中，就更有可能加强各自的学术产出，发现建立富有成效的知识伙伴关系的机会，并实现我们所宣称的目标。我们也将更有能力说服怀疑论者，为什么以及如何使政治学的研究与许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五、让研究向前迈进现在转向另外两种方法来加强我们的研究贡献，一个是实质性（substantive）的，另一个是方法论的（methodological），它们呼吁我们需要认识到某些工作的重要性被过分低估。
首先应该在政治学领域开展更实质性研究，并将身份作为研究的因变量。人类身份是概念、类别、分类、机构、成员资格以及行为模式和表现，它们不是纯粹“自然”的或政治外的，而是受政治进程和政策影响的因变量。尽管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许多身份是交叉性的社会建构，但我们往往仍将身份作为固定的、政治上外生的独立变量来建模，这些变量会影响投票行为或政治效能感等事项。正如Christopher Achen和Larry Bartels所言，"身份概念"仍然"没有完美地融入政治行为研究"。我在前文对政治螺旋式上升的描述中也未能强调：在政治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形成个人和群体利益、价值观和目标概念的先存身份是如何被改变的。这种忽视意味着，我的大局观没有充分挑战本学科乃至大多数人类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倾向——即把我们在任何第一阶段发现的身份从根本上看都是前政治性（pre-political）的，起源于生物或经济或社会学或其他系统。然而，这些系统被视为并非是政治的产物，但却推动着政治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始终接受这样一种假设，即任何和所有特定的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政治行动产生的，并且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政治行动复制、大幅修改甚至消除。因此，我们应该使用政治科学中所有可用的方法对身份形成的政治进行更深入的探索，这对于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大政治发展至关重要。
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我建议还必须更加突出“公民参与研究”的方法。“公民参与研究”是指通过大量浸入社会团体、组织和政府机构，并在理想情况下与之建立相互尊重的合作伙伴关系来完成的研究。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十分重要：它既影响研究问题，也影响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的策略。因此，公民参与研究不是简单的田野调查，学者们在决定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以及哪些答案有说服力和有帮助时，需要倾听他们的合作伙伴和组织的意见，使所有人参与并增强协作。
此外，公民参与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加深学者对公共问题的理解，同时帮助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而帮助的这一过程也反过来促进了学者学习。
六、让我们的职业生涯向前迈进
近年来，许多政治科学家已经参与了APSA的一系列专业倡议，旨在增强政治学的影响力、包容性和相关性。这些举措包括成立政策委员会（Council Policy Committees），关注公众参与、教学、成员资格和专业发展等各个方面；还成立了地位委员会（Status Committees）来解决特定群体需求的重要性，包括社区学院、临时教师和第一代学者。以及对改善该学科公共价值的传播、加强公民教育和解决不平等问题也做出了努力。
我们还必须优化管理期刊、院系和课堂的方式。重点是要鼓励学术诚实和严谨的研究，远离最低限度的可发表单位，促进更重要和综合的工作。同时，应该推行更包容的出版政策，避免某些类型的研究处于不利地位，包括与非学术界的合作工作，使用机密来源的项目，以及探索新的可能性的归纳项目。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促进研究方法和产出的多样性来促进这一领域的进步。
我建议重新评估政治科学部门的优先事项：不能把提高排名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虽然引用和声誉指标占有重要地位，但它们不应主导我们关于聘用和晋升人员、开展何种研究、如何教学以及教学内容多少的所有决策。相反，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培养专业多元化、聘请专业多样化的学者、强调教学质量等方面。我们应该持有更开放的心态来看待成功，重视那些有助于理解和解决具体政治挑战的部门，而不是那些只关注排名的部门。此外，政治院系应该尝试在招聘和晋升决策中支持公民参与的研究。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使政治学教育与更广泛的使命保持一致，即创造一个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各种学科，为社会的全面繁荣做出贡献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