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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周亦见第188篇原创文章
那场无产阶级的文化ge命目的是什么？
说白了，就是要打击一部分内部的“敌人”。
关于这一点，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有更深刻的解释。
很多人都记得文章开篇的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武装斗争首先要弄清楚的关键。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后面还有一句话。
这句话，其实是整本《毛选》里的一条重要线索：
过去中国的武装斗争之所以成效不大，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团结真正的朋友，去打击真正的敌人。
前面那句，展示了教员对ge命对象和阵营的理解，属于认识论范畴。
后面那句，则揭示了他获得ge命胜利的方法，也就是方法论，强调了“团结”。
如果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那么武装斗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蒋某人当然也明白“团结”的重要性。
他在创办黄埔军校时，号召学员们团结在ge命和理想的旗帜下，同生共死，共同进退，真正展现了ge命军团结的力量。
当然，知道这些话是一回事，真正理解又是另一回事，更不用说能不能做到了。
大家看起来都懂“团结”的道理，也都有自己那一套“团结”的方法。
但是，在教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团结”面前，其他的方法就显得有些不足了。
无论是从理念、核心内容，还是具体实施步骤来看，都会让人感叹：原来团结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一、该团结谁？
“团结”其实就是两件事：团结谁，以及怎么团结。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因此，团结的对象并不固定。
实际上，这里面有个始终不变的原则，团结绝大多数人。
所谓绝大多数人，我们可以参考一些数字来理解。
比如说，党内的重大决策通常需要三分之二的人同意（也就是大约67%），宪法修正案则需要四分之三的代表通过（大约75%）。
而教员在1947年12月的会议上分析平分土地政策时，曾提到有90%的人支持。
所以，不管是干什么活还是做什么事，如果想顺利推进，起码得团结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如果能达到90%，那就更好了。
虽然团结绝大多数的原则是不变的，但具体要团结的对象有时候会变，有时候又不会变。
不变的部分是你自己的基本盘，也就是那些天然的支持者，他们代表了你的基本立场。
比如党，它的基础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天然的盟友，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也是ge命的力量。
会变的部分，是中间派。
随着形势的变化，对待他们的策略也会调整。
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解放前对富农的政策：
在1931年的土地ge命期间，对富农采取中立和限制的态度。
从1931年到1935年王明时期，反对并且要消灭富农；地主不分田，给富农分差田。
到了1935年的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又重新确定了中立和限制富农的方针。
1942年实行减租减息，同时鼓励交租交息，这时候是对富农比较照顾，联合他们。
1946年的“五四指示”提出，一般情况下不动富农的土地，但对富农和地主要有区分。
而到了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则规定要征收富农多余的地产和财产。
二、团结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光是一群人凑在一起，还不叫团结。
真正的团结是让各种群体、各种力量拧成一股绳，而这当中，绝对少不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讲解《资治通鉴》时，深入分析过六国不团结的原因，一样的道理不再赘述。
往期文章：《资治通鉴》：六国不团结的根本原因，是克服不了弱弱联合的“天然缺陷”
为什么当年大清和蒋某人都没法把老百姓团结起来呢？
说到底，就是因为他们那个领导不行！
为什么教员能带领大家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因为人家领导的党确实有一套。
做一个能把大家组织起来的领导，不是件容易的事。
第一，得做到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就像教员说的：“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就是党员们应该怎么看待自己，怎么加强自己，怎么团结自己，从而才能领导这场战争走向胜利，而不是失败。”
第二，还得谦虚谨慎，不能骄傲自满。
“共产党员对待落后的同志，不应该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要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并且鼓励他们向前走。”
第三，最重要的是要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着想，而不是只想着少数人。
“只有满足了大多数人的需求，比如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士兵、贫民知识分子的生活改善要求，才能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到抗日的斗争中，才能让这场斗争持续下去，并最终取得彻底的胜利。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党在这场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
显然，大清和蒋某人都没能做到这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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