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我们是生活在明朝京城的大商人，要到陕西购买一笔商货，本钱大约是1000两银子。以前没有银行，没有信用卡，更没有电子支付，这1000两笨重的白银如何从京城运到陕西？只能用很笨的办法：将银子装上马车，物理搬运。为了提防途中遇到劫盗，我们还得雇请保镖护送。
你可能会说：我们可以找镖局运送啊。不好意思，明朝时镖局还未诞生。你可能也会说：不能将1000两白银换成银票吗？不好意思，不能，因为明朝时尚没有可以“汇通天下”的票号，虽然明末有一些商号会出具一种叫做“会票”的票据，但可汇兑的范围实在有限。
再假设我们是生活在宋代京城的大商人，也要到陕西采购一笔约值1000贯钱的商货。宋人使用的主要货币是铜钱，比白银更笨重，1000贯钱重约4000斤，若雇人搬运，可能会累死几匹马。不过，宋朝商人不需要这么辛辛苦苦搬运，因为宋朝政府设有货币汇兑机构，我们只要在京师的官营汇兑机构存入1000贯钱，便可领到一纸汇票，到达陕西后，再用这张汇票向当地政府兑换现钱。
我要说的就是宋代的金融汇兑。所谓汇兑，我们将其定义为“在甲地存入现金，换成票据，然后凭票在乙地取款”，借用这一金融工具，人们可以免却搬运货币之苦，有利于长途贸易、大宗交易的发展。
中国最早的现金汇兑出现在中晚唐，叫做“飞钱”。唐宪宗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经营飞钱业务的是诸州驻京师的进奏院（类似于驻京办）以及豪富之家。不过，唐代飞钱的结算地理范围应该是“一对一”的单线形式，比如甲州驻京师的进奏院只能办理汇往甲州的飞钱；如果要汇钱到乙州，只能在乙州驻京师的进奏院入钱。
唐朝飞钱刚出现时，是不合法的，京兆尹裴武曾奏请朝廷，禁止进奏院、富家向商贾提供飞钱，“廋索诸坊”，查禁京师飞钱。未久，由于顶不住铜钱不足的压力，又有主管财政的官员提议，“许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增给百钱”，即由三司办理汇兑，收10%的手续费，但是，“商人无至者” ，没有人愿意来纳钱。
赵宋立国后，“取唐朝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于诸处州便换”。具体操作方式与始初的唐朝飞钱又略有不同：接受商人入钱的机构不再是进奏院，而是三司（相当于国家财政部），开宝三年（970），朝廷又成立“便钱务”，专门接受商人入钱：“先是，商人先经三司投牒，乃输左藏库，所由司计一缗私刻钱二十。开宝三年，置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者诣务陈牒，即日辇致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俟商人赍券至，即如其数给之，自是无复留滞。”
这意味着，宋代的“便换”是政府提供的合法的金融服务，而且汇兑的地理范围是“一对多”的，即不管往哪个州汇款，都可以往便钱务入钱。便钱务按入纳的资金数目开具汇票，并收取2%的手续费。这种汇票，宋人称为“便钱”，有时也叫“见钱公据”、“见钱交引”、“见钱关子”。
大约宋真宗时，办理便钱的业务并入榷货务，便钱务似乎不再单设。换言之，往诸州汇款的商人，在北宋初期，可以在京师便钱务入钱，宋真宗朝之后，则往榷货务入钱（熙宁年间，榷货务曾并入市易务，元丰年间又恢复榷货务设置，因此，市易务一度也是从事现金汇兑的机构）。
在京师入钱、地方取款，只是宋代便钱汇兑的形式之一，宋政府也向商人提供在地方州郡入钱、至京师或其他州郡提款的汇兑服务。天禧五年（1021），福建建州开发通德铜场，政府需要一大笔钱向矿场购买冶炼出来的铜，福建呼转运使提议在建州“置便钱务，听民纳钱，于浙江请领” ，商人在建州便钱务纳钱，可以到浙江取款；“熙宁、元丰间，遇有边事，许诸色人于边上入便钱，却于在京、向南请领” ，商民在沿边州郡入钱，可以到京师或南方州郡提现；元祐年间，诏“商旅愿于陕西内郡入便铜钱，给据请于别路者，听” ，陕西是铁钱区，不过朝廷允许商民在陕西入纳铜钱，然后凭券到其他行政区兑取。
宋政府之所以热衷于发展官营便钱业务，除了因为民间存在着发展长途贸易与异地汇兑的市场需求，更是出于政府财政转移的需要，比如，将地方政府征收的税钱调集到中央政府，或者给急需用钱的地方拨款。
从商人的角度来看，他在京师便钱务（或榷货务），然后到地方取款，相当是将一笔钱从京师汇入了地方。而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商人纳钱于京师而提现于地方，意味着地方财政的现金转移到了中央政府。这两个过程是同步发生的。进而言之，官营便钱汇兑的发展，不但方便了商人的长途贸易与异地结算，同时政府也得以低成本地将地方征收的税钱转移到京师，用宋人沈括的话来说，“四方上太府钱，募民入资太府，持券以受钱于外州，以省转送之费。” 太府，即太府寺，北宋中央政府的财务出纳机构，榷货务即隶属于太府寺。
仁宗朝以降，宋政府的财政转移，基本上都是以便钱汇兑为首选，汇兑不尽的钱，才采用纲运。举个例子：假设甲地有若干万贯的税钱需解往京师，通常的做法是，榷货务贴出公示，召商人在京师入钱，然后往甲地取款。假设乙地急需用钱，要求中央政府拨一笔巨款，通常的做法也是召商人往乙地纳钱，然后赴京师提款。
为了引导资金的流向，完成定向的财政转移，宋政府会巧妙运用市场调节机制，比如流入京师的资产比较多，商人在京师入便时便需要缴纳手续费；而沿边州郡军需庞大，流入的货币不足，商人在沿边入便，则不但不收手续费，还给予贴补，从而鼓励更多的资金引向沿边州郡。
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朝代会像宋政府这样，娴熟地运用金融工具来解决财政转移的问题。
明王朝在晚明之后，白银成为事实上的本币，不但民间的大宗交易与长途贸易都使用白银，政府赋税也折银征收。然而，白银尽管是贵金属货币，但物理搬运还是比较麻烦，明末之时，民间有一些商号已私自发行会票，用于白银的长途汇兑。生活在明末的陆世仪说：“今人多有移重资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此即飞钱遗意。” 同时代的陈子龙也说：“今民间子钱家多用券，商贾轻赍往来则用会（票），此即前人用钞之初意也。”
他们都建议政府设立官营的汇兑机构：“宜于各处布政司或大府去处设立银券司，朝廷发官本，造号券，令客商往来者纳银取券，合券取银，出入之间，量取路费微息，则客商无道路之虞，朝廷有岁收之息，似亦甚便”。“岂有可以私行，反不可以公行者”？但明政府显然无意于开发金融工具，陆世仪设想的“银券司”始终都未能成立。各地税银解往京师，还是采取古老的纲运，他们倒是发展出一种叫做“银鞘”的押运技术：“以整木一段，锯开凿孔，放入元宝，合而为一，外以铁筢束之，曰‘银鞘’，十锭计五百两为一鞘。” 与宋政府采用的便钱汇兑相比，可谓有着古代与近代之别。
清代在民间票号诞生之后，银票兴起，成为“汇通天下”的金融工具，晚清政府的财政转移也用上了银票，但一些政府官员却反对这么做：“臣见近来各省解部之款，每以道路多警为辞，率用银号会票，乃从前未有之事。此端一开，流弊有不可胜言者。……解部之款，动逾巨万，会票一到，银价立昂。去冬岁暮已迫，会票积多，银价大长，已属明证，如同时并到，市银不敷应用。”他们还建议朝廷，“饬下各省督抚、各关监督，嗣后解部之款，仍照例镕成纹银批解，毋得借口路警，率行会兑”。对“擅用会票”者，“查明从严参办”。
此时已是同治三年（1864），西方近代银行业方兴未艾，并开始进入中国，本土票号的出现，也基本解决了白银的长途汇兑问题，清政府官员却居然还希望以古老的纲运取代近代化的金融汇兑。
本文节选自吴钩《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一书。大宋在商业、城市、社会、法政诸领域取得的文明成就，尽在本书中。
关于宋代金融业之发达，我以前还写过一则短文，这里一并贴出：
梁山好汉办银行
自施耐庵《水浒传》问世之后，坊间出了不少续作，如明代陈忱的《水浒后传》，清代俞万春的《结水浒》（即《荡寇志》）、介石逸叟的《翻水浒》（《宣和谱》），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等等。在这些水浒续书中，以晚清陆士谔的《新水浒》最为特别，简直是现代穿越小说的鼻祖。
陆士谔是一个续书狂魔，给多本传世的明清小说写过续书，如《新三国》、《新水浒》、《新红楼梦》、《新野叟曝言》、《孽海花续编》、《新孽海花》、《新补天石》，都是陆士谔创作的续书。今日我们只来说说他的《新水浒》。《新水浒》以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水浒传》版本为基准，续写了梁山好汉下山创办银行、报馆、女校、建设铁路的故事。
陆士谔笔下的新水浒，是一个近代化的新世界，你看回目就知道新在哪里了——第六回“吴学究倡言变法”、第七回“忠义堂初行选举”、第八回“白面郎拟开女校 神算子筹办银行”、第十二回“一丈青特开女总会”、第十五回“鼓上蚤改业作侦探”、第二十回“江州埠吴用开报馆”、第二十三回“武松大开运动会”……有意思吧。脑洞大开吧。
今日我们先来看看“神算子蒋敬下山筹办银行”的故事。蒋敬开办的银行，位于雄州，即今日雄安一带。在陆士谔笔下，雄州是大宋的一个经济特区，商贸十分发达。
下面是陆士谔《新水浒》原文，我重新作了分段——
神算子蒋敬下得山来，一路走着，一路想：“此去到什么地方呢？常听得学究先生说什么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我之目的在于求利，当向市场最大处所去是了。现下市场最大处所，要推着东京，其次莫如雄州，乃女真、契丹两国人所开之商埠，百货云集，兴旺的了不得。我此刻谋利，总向这两处中拣一处是了。但是我孤孤零零，个人又没带有伴当，即到那里作什么事业方好？”
这日行到东平府，见天色已晚，遂在客店中借了一宿。次日起身，客店小二进来问道：“客人可要到雄州去么？今日本处有裕东公司轮船开往雄州，船身宽大房舱很是洁净，可要定下一间？在本店里买票，比了船中可便宜一个九五折呢，并且本店在雄州地方，也有分店开着，船中本店用有招待员照料，一切客人到了那里，雇车寻宿等一应琐事，自己可以不必费心。”
蒋敬道：“过了今日，几时还有船开？”小二道：“说不定，至早恐怕也要十多天呢。”蒋敬道：“既是这样，就与我打一张房舱船票来。几时开船，与我雇人把行李发下船去。此间住了一宿，房饭钱共该多少，教帐房开一张发票来。”小二道：“船开要晚上十点多钟呢，客人舒徐着是了。”
小二去后，蒋敬自语道：“我正东京、雄州去处未定，那知恰有开往雄州的轮船，我就不妨到雄州去一趟，试试我的命运。”一时小二送进发票，算给了房饭钱，一到晚上把行李搬向船中。蒋敬也就下了船。汽笛一声，轮机鼓动，那船便如弩箭离弦般，冲波突浪向北而去。那东平府到雄州有一千多里海程，舟行三日夜方到。
（途中蒋敬遇到时迁、郑天寿。文字从略）
行了三日夜，已到雄州埠头，轮船下了碇，靠码头泊着。那东平府客店的招待员，就把蒋敬的行李交给了扛夫，教扛到青州路连升栈去。时迁、郑天寿齐道：“我们同寓一栈罢。”于是时、郑两人的行李，也由客店招待员交发上去。
三人步上岸，瞧看风景。只见沿河都筑着四五丈开阔的马路，临河都种着松柏、杨杉等杂树，面河一带洋房，都有六七层高，房屋上横钉着白牌，郑天寿认得字，见是“浦滩路”三字。于是雇了三辆人力车，直向青州路连升栈来。
到得栈中，行李等也早到了，即在楼下四号客房中住下。蒋敬、时迁便忙着干办银行事宜。蒋敬便去找房屋，做招牌，登广告，时迁赶忙的到东京部里去注册立案。好在蒋敬等有的是钱，那京内外大小各衙门，都是无钱不行的，钱一到手，无论什么事都可以，所以并没验看什么资本，竟就马马虎虎批准了。
蒋敬就在雄州金租界北河南路赁下一所半洋式房屋，开办起银行来。那银行的名儿就叫作“忠义”。
忠义银行开张的一日，热闹的了不得，雄州官员尽到，什么关道、商务局员、公廨会审员、电报局总办、雄州知州，合那些中国银行的总经理，洋行的康白度，共计二三十人，轿马纷纭，衣袍缦烂。银行门口扎着彩，扯着国旗。蒋敬、时迁接待众官绅到客厅，开筵庆贺，应酬得十分圆到。来宾轮流着擎杯致颂，蒋敬、时迁起立答谢，晋接周旋，悉按照文明新规则，倒也不甚差误。
自此忠义银行在雄州银行界中，也占着一个位子，营业十分发达。蒋敬、时迁都权装着老实，商界很是信用。收储存项，发行钞票，一年中少说些也做了三四十万，共收着廿来万的存项，发出廿来万的钞票。
看官，你道他共有多少资本下场？说出来时，看官们也不相信，却只有实银二万二千两。蒋敬、时迁见银行生意很做得过，比了梁山做强盗还要爽利，遂放出特别手段，向各商埠陆续开出分行二十一爿。
这时候，忠义银行的钞票通行全国，那雄州各家外国银行，都十分妒忌，群谋抵制之策。此时雄州一埠，银行林立，外国银行则有辽人所开的“契丹银行”、“大辽商业银行”、“辽宋银行”、“耶律银行”，金人所开的“大金银行”、“尼玛哈银行”，蒙人所开的“蒙古银行”、“完颜银行”，夏人所开的“大夏银行”。
中国银行则有蔡京奏办的“大宋银行”、童贯奏办的“劝业银行”，再有商民股开的“利商银行”、“雄州银行”、“河朔银行”，一共十余家。
那些外国银行，见中国银行日增月盛，知道利益必被分去，乃设一个银行公会，议定中国银行钞票概不收用，于是各中国商人凡与洋商息息相关者，也跟着不收用本国银行钞票起来了，中国银行就大大的受亏。这也不在话下。
哈哈。
陆士谔大概是将清末上海租界的金融景象搬到了水浒世界中。不过，宋朝银行业的发达程度并不比陆士谔的想象逊色。
我们都知道，宋朝官僚机构庞大，是冗官的表现，但还有另一个原因也导致了官僚机构的扩大，那就是宋政府设立了远多于其他王朝的经济部门，其中包括交子务、会子务、便钱务、榷货务、折博务、买钞所（场）、检校库、抵当所、常平仓（青苗钱）、市易司（务）、内藏库等金融机构。
当我们将一个部门界定为金融机构时，是因为它具有汇兑、发行货币与有价证券、调节货币供应量、吸纳存款与放贷等基本职能。宋朝的金融机构同样具备这些金融职能，比如设于益州的交子务，是发行和管理四川交子（纸币）的机构，大观年间改为“钱引务”。设于南宋临安的会子务，是印制、储存、发放东南会子（纸币）的机构。
市易司创立于熙丰变法期间，总辖京师及地方市易务。其中在京市易务的职能有三：“莳其贵贱，以平百货，则归市易上界”；“飞钱给券，以通边籴，则归市易下界”；“听民质取，以济缓急，则归抵当所” 。换成现在的说法，在京市易务分设三个部门：市易上界是官营贸易公司；市易下界发行汇票；抵当所则向城市、市镇商人提供抵押贷款、担保贷款，“每岁收息钱二分” ，有点像“工商银行”。
常平仓本为粮食储备机构，但熙丰变法期间，朝廷推行“青苗法”，利用常平仓的储备金向农户提供小额抵押贷款，年息“不得过二分” ，有点像“农业银行”。梁任公评王安石变法，便称“青苗与市易二法皆与今世银行所营之业相近，青苗则农业银行之性质也，市易则商业银行之性质也” 。
除此之外，宋朝还出现了其他的官营金融机构，详细介绍请见吴钩《宋潮》中的一章：《若使银壁可以铸，当造白币权飞钱》。
宋朝的民间也有繁荣的金融机构，比如解库、质库就是民间经营的抵押贷款网点，遍布各个城市，南宋时的杭州，“府第富豪之家质库，城内外不下数十处，收解以千万计” 。
当然，晚清的民间金融也非常活跃，山西票号名噪一时，但清政府对于开办银行却毫无兴趣，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才批准成立第一家官营银行——户部银行。如果换成宋王朝，以宋政府开设抵当所的热情，估计会将银行开遍各大商埠。
与明清时期相比，宋代的金融业呈现出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政府充当了开拓金融市场的先锋。不管是中国最早的“银行”——抵当所，还是最早的“信托机构”——检校库，都是宋政府率先创办出来的；而为了对冲民间交引铺对证券市场的控制，宋政府也不是动用权力禁止交引交易——像明清政府一样，而是设立官营的“买钞场”进行市场调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宋王朝表现了其他任何王朝所不具备的“国家资本主义”特质，宋政府比其他王朝的政府都懂得拥抱市场。
也有人说，宋代官营金融业的发达实际上压抑了民间金融的发育。但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中国金融史的演进却确凿无误地证明了，正由于明清时期政府对于金融市场毫无作为，才导致抵当所、检校库、交引铺只是在宋代昙花一现，未能发育成近代意义上的银行、金融信托与证券交易所。这里便引出一个问题：在社会从中古向近代转型的历史关节点（而不是在现代社会），到底是一个积极探索市场的政府，还是一个对于商业与市场视而不见的政府，更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大转型？我只抛出问题，将答案留给读者自己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