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回顾：
苏轼身陷的“乌台诗案”可谓是宋代第一起震动朝野、影响深广的“文字狱”。不过，跟明初朱元璋时代与清代康雍乾盛世的“文字狱”相比，“乌台诗案”又有不同。
有什么不同呢？有人会说，“乌台诗案”毕竟没有杀人，而明清“文字狱”却动辄杀头、灭族。也有人会说，“乌台诗案”是偶发的个例，而明清“文字狱”却遍地开花，清乾隆时期更是形成了“文字狱”的一座历史高峰。
这些当然都是值得注意的差异。不过，我还想指出北宋“乌台诗案”与明清“文字狱”的另一个重大差别：“乌台诗案”尽管有“政治案”的成分，但它至少在形式上，是当成一个“普通法律案”来处理的。不管李宜之、舒亶等人的弹劾多么危言耸听、无限上纲上线，但司法上对于苏轼的指控，还是只限于法有明文规定的“不应为”与“作匿名文字谤讪朝政”两个寻常罪名，既未将控罪泛政治化，在制勘过程中也严格遵守宋朝司法的程序。
反观明清时期的“文字狱”，情况恰恰相反：哪怕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也要无限政治化，上不封顶，下无底线，寻常的文学修辞可以上升为“大逆不道”的政治重罪。你去看清代“文字狱”档案，会发现清廷使用最多的罪名便是“谋反大逆”。
明洪武年间，苏州知府魏观在张士诚王府旧址之上修建府衙，他的幕僚、名士高启为其撰写《府治上梁文》，朱元璋“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这篇《府治上梁文》到底有什么字眼触怒了皇帝？就因为文中有“龙盘虎踞”四字。你高启竟然称赞张士诚治所为“龙盘虎踞”，居心叵测，斩！知府魏观当然也被处斩。
清乾隆二十年（1755），内阁大学士、广西学政胡中藻被清廷斩首，与他有诗词唱和的鄂昌被赐死。乾隆为什么要诛杀胡中藻？其中的一个理由是，胡中藻有一年出了一道科举考题：“考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非常有学问的乾隆分析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乾隆又说，胡中藻诗集《坚磨生诗抄》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的句子，“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 按乾隆这神一般的逻辑，写了“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蛰龙知”诗句的苏轼，若是生在乾隆盛世，必杀头无疑。
我这么说，当然不是想给北宋的“乌台诗案”洗白，因为宽仁的政治，应该如张方平所言：“诗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当世之事，语涉谤黩不恭，亦未闻见收而下狱也”。“乌台诗案”显然违背了这样的历史惯例。
对苏轼及其亲友来说，“乌台诗案”是无妄之灾；对赵宋王朝而言，“乌台诗案”是难以洗涮的污点。而作为一名站在历史现场之外的宋朝制度的观察者，我从“乌台诗案”的发生，看到了北宋后期党争背景下的政治不宽容；也从“乌台诗案”的进展，看到了宋朝政治与司法制度的一抹文明底色。正是这文明底色，使得“乌台诗案”毕竟不同于明清时期的“文字狱”。
不过我还想补充一点看法：与神宗朝的“乌台诗案”相比，元祐年间由保守派士大夫制造的“车盖亭诗案”无疑要更加恶劣：
首先，“乌台诗案”中，对苏轼的定罪并无冤枉，苏轼确实在谢表中诋毁朝廷、作诗赋文字讥讽新法；而“车盖亭诗案”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政治构陷，连太皇太后都承认：“蔡确不为渠吟诗谤讟，只为此人于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确当便死。”
其次，“乌台诗案”的审理与定谳，都严格走司法程序，由大理寺依法作出裁决；“车盖亭诗案”则完全由一群台谏官操纵，怎么定谳跟法律、法官没什么关系。
再次，“车盖亭诗案”还开创了以“朋党”打击政治对手的恶劣先例，不但“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疑为邪党（范纯仁语）” ，还将所谓的“邪党”列成黑名单，榜之朝堂，从整体性加以羞辱、排斥。
最后，蔡确受到的责罚也远比苏轼重得多，苏轼只是贬谪黄州，蔡确却投至岭外，不得生还。
北宋政治生态的恶化，并不是始于变法派卷土重来的绍圣—崇宁时期，也不是始于开始变法的熙宁—元丰时期，而是始于保守派复辟的所谓“元祐更化”。
元祐四年，蔡确被押送岭峤，踏上一条不归之路。对元祐党人来说，他们开辟的何尝不是自己的不归路？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