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两篇讲宋代君权与相权的文章中（1、宋王朝的君权；2、宋王朝的相权），我们提到，宋王朝的政体可概括为“权归人主，政出中书”。不过，如果“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权力结构仅仅呈现君权与相权的分工，那么这个权力结构必定是失衡的，因为君权过虚，而相权过实。谁来监察与制衡宰相领导的执政系统呢？
嗯，是台谏系统——在“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二元权力结构中，再加入一个台谏，扩展成三元结构，用宋人的话来形容，这叫做“权不可以不归于人主，而必重庙堂（宰相）之柄以总之；政不可以不在庙堂，而必择台谏之臣以察之” 。
中国人非常早就认识到权力必须接受监督与制衡的道理，因此，我们的祖先在建成发达之行政组织的同时，又设立了监督与制衡行政组织的监察机关，比如秦汉时期置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唐宋时期设台谏系统，特别是宋朝，“以立国之纪纲”寄于台谏 ，言职之振奋，为历代之冠，宋人自己说，“本朝谏言之盛，古未有也。” 何止“古未有”，后世元明清台谏官的表现，均不及宋代。
台谏，实际上是两套系统的合称：御史台与谏官。御史的职责是监察百官，谏官的职责是谏议天子，不过宋朝的台谏官虽然分属御史台与谏院，但其职能已出现合一之势：不管是台官，还是谏官，都可以纠绳百官，亦都可以讽谏天子。宋真宗的一道诏书说得清清楚楚：“其或诏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赏踰制，诛求无节，冤滥未伸，并仰谏官奏论，宪臣弹举。” “宪臣”即御史。记得钱穆先生说过，宋代“台官监察的对象是政府，谏官诤议的对象还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变成没人管” ，但生活在宋朝的苏轼分明说：本朝台谏官“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怎么会是专纠绳宰相、不纠绳天子呢？显然是钱先生之说不合史实。
除了台谏，广义的监察系统还应该包括中书舍人与给事中，因为他们掌握着审查与封驳诏命的权力，也对君权与相权构成监察与制衡。明清时期，给事中是被明确列为监察系统之组成部分的：明朝废谏官，以六科给事中行使纠察六部、规谏天子的职权；清代则干脆把给事中并入都察院。不过，为避免枝蔓，我们只论说台谏，不涉及给舍。
与汉唐时期相比，宋朝的台谏制度出现了一个显著的新特点：台谏官更具独立性。
宋代之前，御史与谏官都是宰相的属官，对政府的行政监察，属于内部监督。到了宋朝，台谏从政府系统中独立出来，成为与政府平行的国家机构，台谏官不再是宰相的属官。宋人说，“人主之职论一相，一相之职论百官”，“百官除授，自执政以下皆付大臣进拟” ，即宰相由皇帝亲除拜，而副宰相以下之百官，则由宰相提名，但这“百官”并不包括台谏官，台谏官之进退，宰相不可干预：“祖宗故事，凡进退言事官，虽执政不得与闻，盖以杜绝台谏私于宰执也。”
明道二年（1033），经宰相李迪提名，宋仁宗委任张沔、韩渎为御史，但这一人事任命受到言官的抗议：“台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宰相怎么可以举荐台谏官？仁宗皇帝表示同意，对宰相说：“祖宗法不可坏也。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矣。”张沔遂出知信州、韩渎出知岳州。
嘉祐元年（1056），刘沆执政，“深疾言事官”，认为“台谏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无当否悉论之，必胜而后已”，所以他制订了“御史迁次之格”：台谏官任职满三年，调任知州。对他所不喜的台谏官，便“引格出之”。御史中丞张升等言官连上十七疏，表达抗议：“天子耳目之官，进退用舍，必由陛下，奈何以宰相怒斥之！愿明曲直，以正名分。”刘沆自知不胜，只好提出辞呈，退出权力中枢。
按宋朝惯例，台谏官之“去取选任，一出上意” ，完全取决于君主。当然，君主一人目力有限，不可能遍知人才，所以台谏官的人选需要有人推荐。一般来说，台谏有阙，由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现任台谏官举荐人选（惟执政官不可以举荐），然后宰相根据推荐，拟出候选名单，进呈天子，供天子亲自遴选、抉择：“故事，谏官皆令两制以上奏举，然后执政进拟。”
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宋代有两项人事任命，都是天子亲擢的，一是除拜宰相，一是委任台谏官。除此之外，其他职位的人选，宰相均可以提名。
宰相不但不可以提名台谏官，而且，现任宰相以前举荐过的官员，也不可以充任台谏官：“祖宗之制，凡见任执政曾经荐举之人，皆不许用为台官”；“自今除台谏官，毋得用见任辅臣所荐之人” 。
宰相与台谏官之间也不可以存在亲嫌关系：“言事官与执政有亲，不以戚疏近远，例皆回避。” 如果新除拜的宰相与现任台谏官有亲嫌，或者新擢任的台谏官与现任宰相有亲嫌，则其中一方必须回避，改授他官。
元丰八年（1085），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委任范纯仁、苏辙、朱光庭、范祖禹等人为谏官，而执政官吕公著与范祖禹有亲嫌，司马光与范纯仁有亲嫌。于是知枢密院章惇向高太后提出：“故事，执政初除，苟有亲戚及尝被荐引者见为台臣，则皆他徙，防壅蔽也。今天子幼冲，太皇太后同听万机，故事不可违。”认为范纯仁、范祖禹二人应该避嫌。司马光亦上书说：“纯仁、祖禹实宜在谏列，不可以臣故妨贤，宁臣避位。”最后，高太后只好将范纯仁、范祖禹调出谏官之列。
电视剧《清平乐》中的宋朝朝堂
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宋朝士大夫提到台谏官任用原则时，往往都会强调这是“祖宗故事”、“祖宗法”、“故事”。换言之，保持台谏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是宋朝的一项宪制惯例。应该说，宋朝君臣是比较注意台谏独立性的，宋孝宗与经筵讲官张子韶有过一段对话，孝宗说：“台谏不可承宰相风旨。”张子韶说：“以臣观之，非特不可承宰相风旨，亦不可承人主风旨。”宋人明白，只有维持台谏的独立性，才可以“欲其弹击之际，无所顾避而得尽公议” 。
宋朝的台谏官也确实以敢言著称，是强势的存在，一发现政府有“一事过举”，立即“议论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争之” 。说“以死争之”未免有些夸张，因为宋代的台谏官实际上并无“死”的风险，苏轼说了：“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
在台谏强势的时期，台谏官的监察权对宰相的执政权构成了强有力的制衡，如宋仁宗朝，“执政臣僚苟犯公议，一有台谏论列，则未有得安其位而不去者。其所弹击，又不过一二小事，或发其阴私隐昧之故，然章疏入，即日施行。盖去留大臣，一切付之公议，虽人主不得以私意加也” 。按宋朝的宪制惯例，执政官若受台谏官弹劾，即停止履职，居家“待罪”，等待君主的裁决，结果往往是宰相引咎辞职。宋仁宗时代，宰相被台谏弹劾而去职的情况很常见，以致“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 。
而在宰相专权的时期，执政集团也必先想办法控制台谏，如南宋后期，“丞相史弥远当国，台谏皆其私人，每有所劾奏，必先呈副封” ，台谏官言事，先给史弥远送一个副本，以征求宰相意见。宋人最担心的“台谏私于宰执”问题，还是发生了。
我们前面说过，台谏官必由天子亲擢，怎么宰相还能够在台谏系统中扶植亲信呢？这跟当时君主是否昏庸、风气是否颓废有关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宋代台谏制度存在一个漏洞——台谏官的人选，经提名产生之后，按程序由宰相进拟。有私心、有权欲的宰相，便可以利用进拟的程序漏洞，将自己的亲信塞入候选名单中。
钱穆先生说，宋朝“台官监察的对象是政府，谏官诤议的对象还是政府，……做宰相的既要对付皇帝，又要对付台谏，又如何得施展？” 然而，事实却是，自北宋末至南宋末，赵宋王朝可谓权相辈出。很明显，宋朝政制的问题，并不在于相权所受掣肘过多，而是恰恰相反，台谏系统对相权的制衡还不够强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