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剧是宋代非常流行的一种文娱表演形式。在宋朝城市的瓦舍勾栏里，每日都有精彩的商业性演出，什么弄虫蚁、傀儡戏、皮影戏、七圣刀、踢弄、相扑、说书、歌舞，等等，其中有一项演出尤其受宋人喜爱，那就是杂剧。
每逢元宵节与重要的神诞日，官府与民间也会组织文娱汇演，具有官方身份的教坊伶人与来自瓦舍勾栏的露台弟子俱登台献艺，竞演杂剧；皇室与政府在元旦、春秋二季仲月、冬至、皇帝寿辰、郊祀礼毕等节庆日，通常亦都会举行国宴，宴席间照例要进演杂剧；贵族高官若有大型家宴，往往也会表演杂剧。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宋朝的杂剧是一种跟元明杂剧完全不同的表演艺术。简单地说，元明杂剧是完整的戏剧，综合运用歌曲、宾白、舞蹈等手法演绎一个情节较复杂的故事。宋杂剧虽然也演故事，但剧情简短，杂剧艺人也无意于表演复杂曲折的情节、塑造形象鲜明的人物，而是“务在滑稽”，“打猛诨入，却打猛诨出”，用大白话说，就是要逗你一笑。因此，宋人又将杂剧称为“滑稽戏”。苏轼为朝廷撰写《集英殿秋宴教坊词》（类似于晚会节目串词），其中“勾杂剧”的串词是：“宜进诙谐之技，少资色笑之欢。上悦天颜，杂剧来欤——”你看，苏轼特别强调了杂剧乃是“诙谐之技”。
又因为意不在讲述复杂故事，宋杂剧的角色也比较简单，一般只需三五个角色就够了：“末泥”、“副净”、“副末”，有时候会加上“装孤”和“旦”。“旦”指饰演妇女的角色；“装孤”是扮演君王或官员的角色；“末泥”则负责编排故事、串连剧情，有点像导演兼主持人；“副净”负责“乔作愚谬之态，以供嘲讽”，相当于相声的逗哏；“副末”负责凑趣、发挥，“以成一笑柄”，类似相声的捧哏。实际上，宋朝的杂剧跟今天的相声、小品、脱口秀比较接近，而大异于宋南戏、元杂剧、明传奇、清京剧、昆曲之类的戏剧。
但“滑稽”并不是宋代滑稽戏的最大特色，宋杂剧最大特色是讽刺时人时事，即所谓“优谏”。且看宋人自己怎么说：“五代任官，不权轻重，凡曹掾簿尉，有龌龊无能以至昏老不任驱策者，始注为县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诛求刻剥，猥迹万状，至今优诨之言，多以长官为笑。”“至今”当然指宋代。说的是宋朝地方优伶对官长的讥讽。
所以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先生认为，“宋之滑稽戏，虽托故事以讽时事，然不以演事实为主，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 由于宋朝优伶意在讽谏时务，而时务多变，所以滑稽戏往往不需要固定的剧本，表演的节目多是就地取材、临时编排，如此才有针对性，方能针砭时弊。这一点又跟后世杂剧不同。清人说：“宋时大内中，许优伶以时事入科诨，作为戏笑，盖兼以广察舆情也。”宋人自己亦说：杂剧“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本是鉴戒，或隐为谏诤也”。热衷于将“时事”、“世务”编入戏中，实是宋杂剧迥异于后世戏剧的一大特色。
以讽谏时务见长的宋杂剧中有一类特别的剧目，叫做“弄孔戏”，顾名思义，即专拿孔子、孟子、颜回等儒家先贤来戏弄的滑稽戏，宋诗“逢场作戏弄孔魂”说的便是“弄孔戏”。在中国古代，孔孟被尊为圣贤，地位十分尊贵，伶人居然胆敢将圣贤拿来插科打诨，全无体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不过，嘲弄圣贤其实并不是宋朝伶人演“弄孔戏”的目的，他们的目的还是讽谏时务，只不过将“弄孔”当成借题发挥的手法罢了。
现在我们就来看几段宋代的“弄孔戏”：
北宋末崇宁年间，蔡卞担任知枢密院事（副宰相），他的岳父、故宰相王安石时受尊崇，不但配享孔庙，朝中还有人提议将王氏之位排在孟子牌位之上。一日，教坊伶人进演杂剧，便编排了一出“弄孔戏”，讥讽此事：一名伶人饰演孔子，坐于正位，另几个伶人扮演颜回、孟子与王安石，侍立在侧。“孔子”命他们坐下来，“孟子”、“颜回”均不敢坐首位，“王安石”遂坐在上首，“孔子”不敢安席，也起身避位。这时，“子路”拉着“公冶长”（孔子女婿）上场，“公冶长”一脸窘迫之状，“子路”责备他：“汝全不救护丈人，看取别人家女婿！”讽刺蔡卞追崇岳丈王安石过甚也。
此前，绍圣年间，蔡卞自翰林学士兼侍读拜尚书右丞（副宰相），家中设宴张乐庆贺，席间演杂剧，已有伶人出言相讥：“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带。”嘲笑蔡卞靠裙带关系当上副宰相。蔡右丞好不尴尬，却无可奈何。
南宋初绍兴年间，在宰相秦桧的支持下，权户部侍郎李椿年力推“经界法”。所谓经界，指通过清丈土地核实各户占有的耕地面积，再据此重造税籍，使“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但在推行“经界法”的过程中，“郡县奉命严急，民当其职者颇困苦之”。伶人又演“弄孔戏”讽刺秦桧与李椿年的经界：他们扮成孔子与孟子、孔门诸弟子对话，“孟子”自我吹嘘说：“仁政必自经界始。吾下世千五百年，其言乃为圣世所施用，三千之徒皆不如。”“颜回”顶了他一句：“使汝不是短命而死，也须做出一场害人事。”
看演出的官员吓得要死，怕得罪秦桧，未等杂剧演毕，便以“谤亵圣贤”为由，将那几名伶人“叱执送狱”，次日，“杖而逐出境”。
南宋末宝庆年间，宰相为史弥远。有一日相府开宴，表演杂剧。两名伶人扮作士子念诗，一人吟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另一人说：“非也，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史弥远正是四明（今宁波）人，伶人讥诮史宰相“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相传史弥远被讽刺后，“自后相府有宴，二十年不用杂剧”。
但相府内不演杂剧，其他地方可是要演的。又一日，四川“制阃大宴”，请来优伶演滑稽戏。伶人这回演的，正是“弄孔戏”：几名伶人扮成“衣冠者数辈，皆称为孔门弟子”，在讨论怎样才能够“改官”（晋升调任），一人说：“吾宰予也。夫子曰，于予与改。所以得侥幸改官。”——《论语》载有孔子批评宰予的一句话：“于予与改是”（意为“我对宰予的看法已改变”）。伶人故意曲解成“夫子批准宰予改官”，引人发噱。
又一人说：“吾颜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因而未能改官。”——《论语》也载有孔子赞扬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伶人又故意将“回也不改”曲解为“孔子不让颜回改官”，也是令人忍俊不禁。
“颜回”因为不得改官，有些愤愤不平，问“宰予”：“吾为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为独改？”“宰予”答：“吾钻故。汝何不钻？”意思是说，我善钻营，所以得以改官，你为什么不去钻营？“颜回”说：“吾非不钻，而钻弥坚耳。”——《论语》载有颜回的一句话：“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本是颜回感叹孔子思想博大精深之语，但伶人又故意将“钻之弥坚”曲解成“削尖脑袋去钻营，无奈钻到花岗岩”。
正当观众忍不住大笑之时，扮演“宰予”的伶人抖出包袱：“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钻弥远乎？” 看到这里，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伶人是在开涮当朝宰相史弥远。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孔子后人对这种将孔子搬上舞台戏弄的“弄孔戏”是非常恼火的。话说宋哲宗朝的某个元宵节，在一次宫廷御宴上，有教坊优伶表演滑稽戏助兴，表演的节目居然又是“弄孔戏”，而席间恰好坐着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刑部侍郎孔宗翰——这伶人胆子也真够大。孔宗翰当然很生气，要求惩处伶人。当时有同僚劝孔宗翰：“此细事，何足言？”孔宗翰反驳说：“非尔所知。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乐道，而贱伎乃尔亵慢，纵而不治，岂不累圣德乎！”史料说“闻者惭羞叹服”。
平心而论，先祖被优伶拿出来开涮，孔宗翰心中恼怒，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国宴上表演戏弄圣贤的滑稽戏，也确实不成体统。不过依宋朝的惯例，优伶应该不会受到太严厉的惩罚。朝廷也没有明令禁毁“弄孔戏”（个案性质的惩戒出格优伶以及个别地方对某类戏目的禁演，则是有的），民间“弄孔戏”照演不衰。
南宋初年，王十朋赴湖州任太守，在嵊县这个地方，他看到东岳祭神赛会表演的滑稽戏，就是“设盗跖以戏先圣”的“弄孔戏”，“不忍观”，还写了一首诗发泄胸中愤恨：“里巷无端戏大儒，恨无司马为行诛！不知陈蔡当时厄，还似如今嵊县无？”“盗跖戏孔子”的情节应该本自《庄子》杂篇中的《盗跖》，说的是孔子与其弟子颜回、子贡被柳下跖辱骂戏弄的故事。但学者考据认为，“盗跖戏孔子”实无其事，是庄子编造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王十朋要在诗中说“里巷无端戏大儒”。王十朋说得咬牙切齿，“恨无司马为行诛”，但毕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并没有真的将演“弄孔戏”的演员抓起来杀掉。“恨无”二字其实道出了当时士大夫对“弄孔戏”的无奈。
宋朝士大夫对“弄孔戏”的态度其实是挺复杂的，一方面，他们认为优伶“离析文义，可谓侮圣言”，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承认，伶人“巧发微中，有足称言者焉”。所谓“巧发微中”，是说伶人通过在“弄孔戏”中对奸臣、时弊之针砭堪称入木三分。显然，按宋朝士大夫的看法，先贤不可以侮辱，高官不妨尽情讽刺。这，正是当时的时代精神。（首发于《走进孔子》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