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为什么会身陷“乌台诗案”?

文摘   2024-09-04 08:28   广东  

苏轼为什么会陷身“乌台诗案”?

导火索是一篇谢表。

按宋朝惯例,官员接受一项任命后,要向皇帝上谢表,表示谢恩,说的通常都是套话。元丰二年暮春,苏轼赴任湖州太守,到任后照例进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却在谢表上发了牢骚:

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 

苏轼谢表所说的“新进”,是指那些拥护变法、受到重用的少壮派。不说别人,就说苏轼的同年(同为嘉祐二年进士),那些追随王安石变法的人,一个个都成了高官,王韶官至枢密副使;吕惠卿当过参知政事;邓绾当过御史中丞;章惇与苏轼本亦是同年,因耻于名次居侄儿章衡之下,委敕而去,两年后方释褐入仕,资历比苏轼略低,但熙宁八年章惇已是三司使;还有蔡确,与苏轼同龄,晚两年入仕,如今是参知政事。苏轼讽刺他们热衷于生事、趋炎附势。

相比之下,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苏轼却从未担任过要职,熙宁四年才通判杭州。对此,苏轼是满腹牢骚的,在致亲友的私信中说:“上批出与知州差遣。中书不可。初除颍倅,拟入,上又批出,故改倅杭。杭倅亦知州资历,但不欲弟作郡,恐不奉行新法耳。此来若非圣主保全,则齑粉久矣。知幸!知幸!” 认为自己受了王安石排挤,若非神宗庇护,还会被王安石迫害。

自熙宁四年通判杭州后,苏轼在地方辗转多年,先后任过密州、徐州、湖州知州。这期间,苏轼写了大量讥讽新法与新党的诗歌:

譬如熙宁六年,通判杭州任上,苏轼写《戏子由》诗寄弟弟苏辙与驸马王诜,诗中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苏轼自述这两句诗的含义:“是时朝廷新兴律学,轼意非之。以谓法律不足以致君于尧舜,今时又专用法律而忘诗书,故言我读万卷书,不读法律,盖闻法律之中无致君尧舜之术也。” 

同一年又写《山村》诗:“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讽刺正在推行的“青苗法”、“募役法”:“意言百姓虽得青苗钱,立便于城中浮费使却;又言乡村之人,一度两度夏秋税,又数度请纳和预买钱,今此更添青苗助役钱,因此庄家子弟多在城中,不着次第,但学得城中语音而已,以讥讽朝廷新法青苗、助役不便。”

又作《八月十五日观潮作》:“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忘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从字面上看,此诗不过言“弄潮之人,贪官中利物,致其有溺而死者,故朝旨禁断”,但苏轼作此诗另有深意:“轼谓主上好兴水利,不知利少而害多,言‘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言此事之必不可成,讥讽朝廷水利之难成也。”

熙宁八年知密州任上,苏轼写诗送友人刘述:“君王有意诛骄虏,椎破铜山铸铜虎。联翩三十七将军,走马西来各开府。”讥刺朝廷的拓边战略:“是时,朝廷遣使诸路点检军器及置三十七将官,轼将谓今上有意征讨胡虏,以讥讽朝廷,诸路遣使及置将官,张皇不便。”

熙宁十年知徐州任上,苏轼写诗赠祈雨有应的李清臣:“半年不雨坐龙慵,但怨天公不怨龙。今年一雨何足道,龙神社鬼各言功。”此诗亦有深意:“本因龙神慵懒不行雨,却使人心怨天公,以讥讽大臣不任职,不能燮理阴阳,却使人怨天子。以天公比天子,以龙神社鬼比执政大臣及百执事。”

元丰元年,苏轼写诗和友人黄庭坚古韵:“嘉谷卧风雨,莨莠登我场。陈前谩方寸,玉食惨无光。”诗中的“莨莠”,指拥护变法的新进小人,“以讥今之小人胜君子,如莨莠之阙夺嘉榖”。

这些诗句的寓意并非苏轼政敌的穿凿附会,苏轼本人也是供认不讳。可以说,熙宁—元丰期间宋政府推行的每一项新法,几乎都被苏轼写诗嘲讽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乌台诗案”之前苏轼诗歌的风格,黄庭坚称“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 ,其实苏轼前期诗歌的特点也是“好骂”,恰如宋代诗评家严羽所言:“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 

苏轼将他的政治讽刺诗寄与友人分享,还收录入诗集《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雕印出版,不知危险之将近。他在《湖州谢上表》上自谓“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文意与其政治讽刺诗是一脉相承的:“轼谓馆职多年,未蒙不次进用,故言‘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又见朝廷近日进用之人,多是少年,及与轼议论不合,故言‘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以讥讽朝廷进用之人,多是循时迎合。” 

苏轼自言王安石欲陷害他,“若非圣主保全,则齑粉久矣”云云,但王安石执政之时,苏轼写了那么多含沙射影嘲讽变法的诗歌,甚至在诗中将王安石比为汉之王莽、董卓,王安石有没有因此治罪苏轼?没有。苏轼还是按资序转官,只不过王安石不同意授予他要职而已。

等到王安石罢相后的元丰二年,苏轼的厄运才降临。五月廿七日,因为苏轼在谢表上讥嘲新进小人好生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对苏轼提出弹劾,从而拉开了“乌台诗案”的大幕。

本文节选自吴钩《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一书。本书目前还有少量签名钤印本在当当,有兴趣的朋友可点下面链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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