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梦华录》这么介绍汴梁的夜市：“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熝肉、干脯……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香糖果子、间道糖荔枝、越梅、紫苏膏、金丝党梅、香枨元，皆用梅红匣儿盛贮；冬月，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脍、煎角子、猪脏之类，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州桥夜市之所以这么喧闹，是因为仓场建于这一带，汴河上的货船驶至州桥码头后，需要靠岸卸货、仓储，物资在这里集散，人流也在这里汇合。
商业性市镇、热闹夜市、临街开设的商铺，在“唐宋大变革”发生之前，几乎都是不可想象的。比如在所谓的盛唐，县以下不设市；城市实行坊市制，即居民区（坊）与商业区（市）严格隔开，商贾只能在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做生意；入夜则实施宵禁。这些带有明显中世色彩的商业限制，到了“运河中心”时代，都瓦解了。因此，海外一部分汉学家相信，宋代发生了一场“城市革命”。我们也不妨说，此一“城市革命”，乃是运河经济的辐射力所促成。
运河代表的水运网络的开发，也使得大宗的长途贸易成为可能。宋朝之前的商人，还秉承着“千里不贩籴”的古老习惯，因为将粮米运至千里外销售，成本太高了。但在宋代，发达的水运网络将“千里贩籴”的成本大幅降了下来，于是“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粳稻，转至京师，坐邀厚利”。两浙路的太湖流域，“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这些“舟车”，都是收购商品粮的商队。“千里不贩籴”的贸易局限从此被打破了。
大宗交易、长途贸易的出现，又不能不催生出发达的商业信用。宋朝以铜钱为主要货币，但铜钱笨重，不方便携带——你总不能从京师运着一船铜钱到江南进货吧？《东京梦华录》说汴梁的“金银彩帛”市场，“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这样的大宗交易也不大可能使用现钱支付，因为这一大堆钱要是码出来，肯定很占地方，也重得惊人：一贯钱大约有六斤，万贯即有六万斤。所以，宋人发展出一套商业信用，包括便钱、交引等，用以支持长途交易与大宗交易。
便钱是京师便钱务出具的汇票，商人只要在便钱务存入现钱，即可获得一张汇票，凭票可到各州政府开设的汇兑机构兑换成现钱。这样，假设京师的商人要到江淮收购商品粮，他大可不必押运一船沉重的铜钱前往，只是需要身上带着一纸便钱就行了。
交引是政府支付的有价证券。商人到边郡入纳粮草等，政府估价后，即以高于市场价的收购价发给交引，商人凭交引可赴京城或产地领取钱或者茶、盐、矾、香药等货品。京师的折中仓也接受商人输粟，然后优价给予交引，凭引可至江淮领取茶、盐。交引有面额，人们往往不用交引提货，而是当成货币用于交易支付。又由于交引面额蕴藏着巨大的利润空间，交引本身也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有价证券）被买入卖出，京师与“冲要州府”都出现了交易交引的交引铺，类似今天的证券交易所。
水运网络—长途贸易—商业信用，这是运河经济触发的连锁反应。运河还有另一项功能，也被宋朝人敏锐地捕捉到了——沿漕运线建设大型磨坊，用来加工粮食与茶叶（宋人饮茶，并非用茶叶浸泡，而是将茶叶研成茶末，冲泡而饮。此法后传入日本，是为末茶）。漕河便于磨坊原料与产品的运输，而且水流可以驱动水磨，达成自动化生产。宋画《闸口盘车图》描绘的便是一个大型的官营磨面作坊，四五十个磨坊工人正在从事磨面、筛面、扛粮、扬簸、净淘、挑水、引渡、赶车等工序，而作坊的核心部件——磨面的机械即由水力带动。
宋政府对水力磨坊抱有强烈的兴趣，在京师与一部分州设立了“水磨务”，管理水磨加工业。汴河之上，更是遍置官营水磨。水磨之多，甚至影响了汴河的航运与沿岸的农业灌溉，导致各方展开了对水资源的争夺。放在大历史中，这样的冲突显得意味深长，让人忍不住联想到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羊吃人”冲突。
从某种意义上，英国的工业革命可以说就是水运推动出来的。中国经济史学家全汉昇先生认为，英国的煤矿之所以能够大规模生产，以满足工业化的需要，是因为这些煤矿都位于海岸线或河流附近，因此，在铁路网建设成功之前，可以利用便宜的水运将煤大量运输至各地市场出售。“在工业革命以前的英国，假如没有便宜而有效的水运，而只是用落后的交通工具来在陆上运输，那么，煤矿开采出来的煤只能在附近十至十五英里的地方出售，如再运远一点，就要因为运费负担高昂而卖价太高，从而卖不出去了。”如果这样，工业革命便会失去了产生的动力。
有时候，历史性的巨变就蕴藏在毫不起眼的细节当中，就如绚烂的烟花在未爆发之前，不过是一枚小小的炮筒。我们的遗憾是，宋朝的烟花绽放了，却又熄灭了。不过，宋朝的文明成就还保存在下面这些图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