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与衰退：从“唐宋变革”到“宋明断裂”
吴钩
读过我“说宋”系列图书的朋友可能会发现，我在多篇文章中都引述了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刘光临先生的观点，这当然是因为刘教授的史论（主要是宋代经济与财政史论）常常能引发我的共鸣，并给予我宝贵启示。比如我2023年出版的《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一书，即引用刘光临的一段话来展示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宋朝国家财政制度以间接税为主要收入来源，摆脱了对土地税的依赖。安史之乱以后战争市场化与经济货币化两种趋势的高度结合，是这种新型财政体制的来源。其在当时出现及以后的飞跃式发展，无疑印证了宋朝在近代欧洲之前就走上了熊彼特所说的税收（财政）国家道路。”我认为刘光临的这一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王安石变法顺应并深化了“唐宋变革”的趋势——亦即刘光临所说的战争市场化与经济货币化两种趋势，推动了宋代“税收（财政）国家”的发展。
我对宋代历史地位的整体把握，多援引“唐宋变革论”。概括地说，“唐宋变革论”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诸层面的转型，开启了世界最早的近代化。体现在经济上，是城市工商业的兴起，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指令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现在财政上，是国家财税体系与城市商品经济紧密结合，从徭役、直接税、实物税、农业税、人头税转向间接税、货币税、工商税、财产税；体现在社会上，是人身依附关系的松懈，从身份社会转向契约社会，从固态社会转向流动社会；体现在政治上，是门阀政体的解体，从贵族政治转向官僚政治，从私人化的效忠关系转向公共性的君臣关系；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市民文艺的兴起，从孤芳自赏的贵族文化转向市民喜闻乐见的市井文化。我相信刘光临教授也是赞同“唐宋变革论”的。所谓“走上税收（财政）国家道路”，其实就是从经济、财政角度概括“唐宋变革”。
不过，当我们运用“唐宋变革论”解释中国历史变迁时，马上就会受到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挑战。这一理论提出，“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新旧矛盾冲突激烈，城市私人手工业、城市商业和对外商业都发展迅速，阶级关系也出现了相应变化，大规模的市民运动层出不穷，启蒙思潮也应运而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化”与“资本主义萌芽”是同义的，因为近代化的展开，即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育。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中国早在宋代就已启动了近代化，为什么到了晚明才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个问题，刘光临先生当然也注意到了：“如果说中国社会在16、17世纪才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则京都学者断言此前四五百年中国就曾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并已进入近代社会，岂非天方夜谭？”
在我看来，“唐宋变革论”与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都有其道理，都能自圆其说，那我们该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呢？我有一个极简化的解释：从宋代到明初，经济发展水平堪称一落千丈，直到15世纪中叶以后，才逐渐恢复繁盛。以苏州为例，长洲县人王锜亲眼目睹了苏州商业的盛衰变迁：“吴中素号繁华”，但在明初，由于市民被强制迁徙，苏州一片萧条，“邑里潇然，生计鲜薄”；正统、天顺间，王锜曾入城，听到大家都说，苏州“已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成化年间，王锜每三四年都要去一趟苏州城，开始看到城内日新月异；到了弘治年间，苏州才“愈益繁盛”。
我曾将这一看法发布到网上，结果引来一些批评：苏州一个小小个例就能说明宋明两代的经济大势？巧了，那几天我正在阅读刘光临教授刚刚出版的论著《繁华与衰退：中国市场经济（1000～1500年）》（中译本），此书提供的宋明经济数据与定量分析恰好可以有力地证明：公元1000至1500这500年间，中国的经济状况确确实实发生了一场从繁荣到衰退的大变故。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按粮食计算，明初约为北宋的1/2，若以货币计算，更是只有北宋的1/10，可谓是断崖式下降；从商业发展水平来看，明代前期的市场规模仅为北宋的5%-10%，11世纪中叶的户均贸易量大约是14世纪80年代的7~10 倍，差距之大，足令人吃惊。
作为一部煌煌数十万言的量化史学著作，《繁华与衰退》提供的当然不仅仅是上述几个数据。事实上，本书最令人赞叹的地方就是建立了一个涵盖宋明时期人口增长、国内市场规模、城市人口比重、货币供应量、人均税收、税收结构、劳动者工资、农业亩产量等指标的量化分析体系。面对刘光临密集的量化证据轰炸，即便是本书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他（刘光临）在许多具体实证问题的论证上确实是成功的，特别是揭示宋代相对繁荣而明初急剧衰退的证据如此之多，以至我们即使能就单个指标提出质疑，也很难全面否定这些证据的意义”（见本书附录“彭慕兰书评”）。
许多研究宋明历史的人也许都会观察到由宋经元入明经济发生衰退的迹象，比如南开大学李治安教授在研究江南社会经济发展史时发现，“元代有关江南富民生计、商业和士人活动等记载相当丰富，与南宋相比毫不逊色。但明前期的江南，类似记载却几乎销声匿迹，后世追述议论也寥若晨星”，如此鲜明的对比，“容易给人以明前期江南曾发生‘文化断裂’的感觉”。我将李治安教授这一段记述概括为宋明断裂说”。如果说，这里的“宋明断裂”只是历史记载留给我们的印象、观感，刘光临的研究则是以大量的实证数据、量化分析证实了这个“宋明断裂”的确存在，填补了宋明比较的实证研究的空白。
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刘光临还建立了一个自洽的历史解释框架，可以用来解释宋何以繁荣而明又因何衰退，换言之，即出现“宋明断裂”的重要原因。当然，促成历史变故的因素必定是复杂的，这里我们只是想指出最为关键的因素。刘光临将宋代经济定义为“市场驱动模式”，将明初经济定义为“反市场的自给自足式管制模式”——我们也可以援引美籍华人汉学家黄仁宇的观点，把这一模式概括为“洪武型财税体制”。宋代的经济繁荣是市场扩张与宋政府实行“亲市场”政策的结果，而明初的经济衰退，根源即在“反市场”的洪武型财税体制，用刘光临的话来说，“明初朝廷实施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如非货币支付、强制移民、世代当差以及公共工程强征劳力等，以图把市场机制从中国经济体系中移除。从徽州地契中可以看出，在曾经是最发达地区的长江下游，15世纪初的经济已经退回到了以物易物的程度。与他们的先辈们不同，明初的农民生活在一个几乎不需要货币的世界里”，“当时所有的反市场政策，……都严重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讲述至此，我们可以来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了：如果中国早在宋代就已启动了近代化，那为什么到了晚明才有“资本主义萌芽”？因为由宋经元入明，中国历史出现了一个“宋明断裂”，直至中晚明以后，城市商品经济才重新活跃起来：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为商品市场的繁荣提供了充沛的流动性，勃兴的商业力量开始冲击着老旧的社会结构；同时，北方沿边要抵抗草原部族政权与东南沿海要防御倭寇的兵力与物资动员，给朝廷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以实物税+徭役支撑的“洪武型财税体制”已经难以为继，明政府最终不得不突破朱元璋定下的祖制，因应时势推行“一条鞭法”，将徭役折成税，将税折算成白银征收。“资本主义萌芽”在明后期“洪武型财政”走向解体、“一条鞭法”施展开来的历史条件下方有可能破土而出。
不过，刘光临提醒说，“我们应该将这个变化视为曾经存在于11世纪的活跃市场的某种复苏，而不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李治安教授则把晚明的市场复苏描述为“跨代连接”：“晚明商品经济和城市商业化的发展较快，东南沿海城镇市民社会或有雏形，儒士世俗化非常明显，思想禁锢大大减少，等等，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南宋后期城镇社会的延续与发展。人们在综观10-15世纪的历史之余，常常会有这样的朦胧感受：明后期与南宋非常相似，万历以后很像是对南宋社会状况的‘跨代连接’。”用“复苏”、“跨代连接”来形容晚明“资本主义萌芽”，我觉得更能把握住长时段的历史演变脉络。
从“唐宋变革”，到“宋明断裂”，再到“跨代连接”，这500年间，历史似乎兜了一个圈。刘光临在本书的第一章便开门见山提出一个问题：“在前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中，如果要提高生产效率或改善平民经济福利，除了市场机制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选项？”回望历史兜转过的圈子，我的结论是：市场机制就是最优解。（本文供东莞图书馆刊物《易读》刊发）
《繁华与衰退：中国市场经济（1000～1500年）》（中译本），刘光临 著，李春圆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