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宋王朝与明王朝（特别是明前期）对待海外贸易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在宋朝，整个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宋政府欢迎海外蕃商前来大宋做生意，也鼓励宋朝海商扬帆出海到海外经商。为管理海外贸易，宋政府在沿海大港口设“市舶司”（相当于海关），在小一些的港口设二级机构“市舶务”，负责管理外贸市场秩序和抽税。市舶司每年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二百万贯（明代在“隆庆开关”后，海关抽解每年不过区区几万两银），进出口总额约为二千万贯。
而建立明王朝的朱元璋，却对市舶之利毫无兴趣。从明初至隆庆元年（1567），这200年间，明朝施行的海外贸易制度绕不过两个关键词：“海禁”与“贡舶”。“海禁”针对的是中国海商，至迟在洪武四年（1371），明王朝已经实施海禁：“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 ；“贡舶”则针对来华贸易的蕃船。按明制，“凡外夷贡者，皆设市舶司领之，许带他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矣” 。市舶必须在朝贡的架构下进行，故称“贡舶”。
明王朝厉行海禁，理由之一就是阻隔海盗。确实，开放海上贸易，难免会伴随着海盗兴起。怎么对付海盗，明王朝的思路就是禁绝民间海上贸易，片板不许下洋，多么直接了当，干脆利落，一了百了。
宋政府的思路呢？在广州、泉州等港口的海面上布置寨兵，保护海上贸易与商人安全，打击海盗。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保护商贸的海上护卫队吧。比如广东近海的溽洲岛便有寨兵哨望、守卫，商船每次行驶到溽洲岛附近的海域，“则相庆贺”。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安全了，这时候，“寨兵有酒肉之馈，并防护赴广州”。
我们忍不住要问：宋明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
这恐怕并不是因为宋朝皇帝与士大夫集团的见识更高明，眼光更高远，看到了近代海洋国家兴起的历史大势；而是因为，宋朝的政税离不开包括市舶抽解在内的工商税，且政府的运转高度依赖金钱与市场，只有积极鼓励海外贸易及工商业发展，政府才能收到更多的税收，才能维持国家的运转。
而明王朝的财税基础是农业税+劳役，政府的运转并不依赖市场，没有外贸抽税也无关紧要，如果像宋朝那样成立海上护卫队，朝廷也没有财力养兵，因此，不如一禁了之，省事。
财税制度是一个王朝如何运行、历史如何向近代演进的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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