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史官这么评价宋神宗：
上浚哲仁孝，自在藩邸，一无所嗜好，而独刻意于学问。微旨奥义，从容自得，虽老师宿儒莫敢望。尝以谓先王之迹息灭，时君世主祖述不及三代，其施为卑陋，不足法。
自初嗣服，慨然思以其所学远者大者措之于天下，见历世之弊，欲变通之。患流俗蒙蔽，以在位之臣无足与计者，一见王安石，即知其可用，遂任以政，而不夺于谗邪之口。立政造令，悉法先王。典谟所载，风、雅所歌。实稽之以决事，操之以验物。其所建立，非近世所习见，故皆言令不便。上取成于心理之所在，无复回遹，去壬人而国是定，修政事而财用理，损资格以任贤使能，核名实以彰善瘅恶。天下扩然大变。
当是时，韩琦、富弼、曾公亮、欧阳修、吕公著、司马光、吕晦与苏轼、苏辙之徒，群起而非之，以本业赈贷为取利，以出泉而禄庶人之在官者为横赋，以修泉府之政为侵商贾，以遣使道主意为扰民，以求弊更法为变常，以君臣相与为失威福之柄。上舍己从众，以理反复谕琦等，而光、晦、轼、辙之徒终迷不反，遂疏不用。
然闻一善，优容开纳，言者虽甚狂忤，不以为罪，博采兼听，惟恐不及。故拔王韶于片言，尽复河湟故地。数年间百度修举，吏习而民安之。乃什伍丁壮，教以武事，追比闾族党之制；兴置学校，迪以经术，复乡举里选之法。亹亹乎向三代之盛矣。惜乎志业未就而遽上宾，譬犹四时之运，方睹春夏之敷荣，而未及夫秋冬之成物也。
其事两宫（太皇太后曹氏、皇太后高氏），竭尽诚志，有匹夫不能为者；友爱二弟（赵颢、赵頵），尽家人之欢，累请居外第，终不许。则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文足以经纬，武足以震服。御众之宽，临政之勤，操势利而坐制万里之外。前世帝王有一于此为甚盛德，而上兼有之。呜呼，圣矣哉！
这一评价出自新党之史笔，虽有溢美，但其对神宗君德的概括基本还是属实的。
即便用苛刻的眼光去看神宗，他的品行都是经得起挑剔的。他对祖母、母亲孝顺，对弟弟友悌，不贪美色，不图安逸，待士大夫彬彬有礼，对大臣尤其优礼之，哪怕他内心并不赞同他们的政见，在礼节上也会给予足够的敬重，他对韩琦，对富弼，对司马光，均是如此。
神宗也是仁厚之君，尽管他没有像宋仁宗那样以仁君的形象留于青史。我们从一件小事便可以看出他的善心：元丰二年五月初六，君臣于垂拱殿议事，神宗的御衣上爬了一只虫子，自衣襟沿爬至御巾，神宗将它拂之于地，“视之，乃行虫，其虫善入人耳”。但神宗却说：“此飞虫也。”神宗为什么要撒谎？“盖虑治及执侍者而掩之” 。读这则记载，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发生在宋仁宗身上的另一件轶事：有一日，禁中进膳，饭中有砂石，仁宗的牙齿给硌到了，但他没有声张，且交待嫔御：“切勿语人朕曾食之，此死罪也。”
神宗还有一点也与仁宗比较接近，那就是谦逊的品格。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没有让他变得傲慢、狂妄。有一回，神宗与程颢论人才，神宗说：“朕未之见也。”程颢立即质问：“陛下奈何轻天下士？”神宗给训得一愣一愣，耸然说：“朕不敢，朕不敢。”
熙宁八年，神宗看到王安石撰写的《周官新义》、《诗经新义》、《尚书新义》序言有“称颂上德，以文王为比”之语，深感不安，给王安石发手批：“得卿所上《三经义序》，其发明圣人作经大旨，岂复有加！然望于朕者，何其过欤！责难之义，在卿固所宜，着传于四方，贻之后世，使夫有识考朕所学所知，及乎行事之实，重不德之甚，岂胜道哉！恐非为上为德之义也。其过情之言，可速删去，重为修定，庶付有司早得以时颁行。”
当年六月，王安石进呈《三经义序》正式文本，神宗又说：“以朕比文王，恐为天下后世笑。卿言当为人法，恐如此非是。”
王安石说：“称颂上德，以为比于文王，诚无所愧。”
神宗说：“《关雎》，文王之诗，皆文王盛德。周世世修德，莫如文王，朕如何可比？”坚持要删去将他比为周文王的说法。对帝王来说，能够保持这样的谦逊与自知之明，真的难能可贵。
神宗为今人所诟病者，是认为他强化了宋王朝的皇权专制，破坏了仁宗时代形成的共治体制。这个指控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多位宋朝人都观察到：神宗时代，代表君主意志的内批突然多了起来，如富弼说：“臣闻内外之事，多出陛下亲批。” 司马光说：“今陛下好于禁中出手诏指挥外事。” 南宋楼钥亦说：“祖宗累朝未尝轻以御笔处分外事，神宗作兴，凡事多出圣裁，虽边徼细故，亦烦亲洒。” 今人的研究也证明了宋人的观察是准确的，据学者统计，从治平四年到熙宁十年，神宗发出的内批多达1346道；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用的内批与手诏来看，神宗所发占1260道，而前面五帝合计才109道。
神宗喜以内批、手诏指挥政事，这是事实。他甚至曾下诏要求“自今内批指挥并作奉圣旨施行。” 不过，若因此断言神宗破坏了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则是言过其实。
宋王朝形成的权力构架，既不是“虚君共和”，也不是“皇权专制”，而是君权与相权相制相维，形成嵌合体。君主的诏敕须由宰相副署，方得生效；宰相的政令也须君主批准，才可发出。神宗的内批并不是正式的诏令，毋宁说，它只是君主与宰相沟通意见的内部文书，从神宗内批的表述形式来看，通常带有“宜”、“可”之类的措词，表明内批只代表君主个人的决策建议，因此，神宗朝内批的盛行，与其说反映了皇权专制的强化，不如说，这显示神宗皇帝热衷于主动参与政治决策，而不是像之前的仁宗皇帝那边习惯于被动行使批准权或否决权。
对皇帝的决策建议，理论上，宰相是可以提出异议的；事实上，神宗也确有一部分内批被宰相否决掉。熙宁元年十二月，宋廷立法重申了一项宪制：“自今内批指挥事，俟次日覆奏行下。”覆奏的程序保障了宰相拥有驳回内批的权力。
在这样的权力构架下，神宗的君权是有限度的，“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便是神宗的自我感慨。我们来看宋人笔记记录的一件轶事：
神宗时，以陜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确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斩某人，今已行否？”确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确曰：“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神宗以内批的形式要求处死一名对陕西用兵失利负有责任的转运使（漕官），但他的内批却被宰相蔡确以覆奏的程序否决掉。他感叹自己作为皇帝却做不得一件快意事，还要被副宰相章惇怼回去。而在宋朝诸帝中，神宗算是比较强势的一位了。
我曾经撰文阐述神宗“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的故事。有朋友反问我：故事中，那个漕官是生是死，就看皇帝与大臣的博弈结果，而不是“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这不正是人治吗？这个反问很有力。不过，我们要注意一点：宋人笔记往往带有浓厚的演绎成分，前面这个神宗欲斩漕官的故事也是如此。我们需要找出故事的原型，以原型为根据来分析宋朝政制。
这则神宗轶事提到“宰相蔡确”，查蔡确执政的时间，为元丰二年至元祐元年；轶事又称“陜西用兵失利”，那么故事的背景要么是元丰四年的五路伐夏，要么是元丰五年的永乐城之役。但检索正史，未见神宗当时有批示斩某转运使的内降指挥，倒是元丰六年发生的一件事让神宗发出了“朕平生未尝作快意事”的感叹。
当年四月初六，抗夏名将种谔病逝于延州，十几天后，四月廿一日，神宗发现种谔弥留之时给朝廷发了多份奏状，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鄜延路经略使种谔四月辛亥卒。病笃之际，必神识昏愦，前死数日，陈奏尤多，未知出于何人裁处。” 于是诏陕西转运副使、权鄜延路经略司范纯粹体量以闻。
五月，范纯粹回奏：“今体量得种谔未死以前奏请，皆是徐勋裁处。” 徐勋是鄜延路经略司的管勾机宜文字官，种谔的幕僚，竟然冒用主帅种谔之名给朝廷发送奏状。
神宗震怒。早朝时，他对辅臣说：“朕通夕不寐，思与卿等相见。种谔死鄜延，其属有徐勋者盗用经略司印，调发兵马，奏举官吏，几何而不为乱也！可命所在斩之。”
尚书右丞王安礼说：“矫用印宜若有罪。当帅臣新亡，其处报机急，容有前期草定而未发者，一旦用之，以追成其志；与夫窃发于平时，以规其私者则有间矣。愿下于理，以从吏议。”认为徐勋究竟有何罪责，应该由大理寺来裁决。
神宗问他：“卿独安取此？岂以勋文吏故，且大臣有荐之者，而善为之地？然则韩存宝何罪？”
神宗所说的韩存宝，是宋朝将领，元丰四年受命征讨泸州蛮，因为“出师逗挠，遇贼不击，杀戮降附，招纵首恶” ，被以军法处以死刑。神宗心里可能是很不愿意判韩存宝死刑的，所以才拿他来说事。
王安礼说：“臣不识徐勋，而存宝之罪所未谕也，陛下以存宝为非罪而就戮，则如勋者，尚可效尤耶？”
神宗叹息说：“朕平生未尝作快意事，如卿兄安石不斩沈起，至今有遗恨。”沈起被认为是挑动熙宁八年交趾与宋朝发生战争的罪人，神宗恨不得斩了他，却未能如愿，所以才有“平生未尝作快意事”之叹。
门下侍郎章惇这时回了神宗一句：“快意事岂宜作？”
元丰六年神宗与王安礼、章惇的对话情景，与宋人笔记中的神宗欲斩漕官轶事何其相似。我们相信，前者正是后者的故事原型。
尽管神宗很想杀了徐勋，但他不能凭自己的好恶爱憎处死一个人。徐勋究竟有何罪行，当负什么罪责，须走司法的程序。神宗遂派御史张汝贤、入内供奉麦文昞至延州置狱，追劾徐勋案。
神宗还不放心，又要求三省给张汝贤发敕令：“敢出勋罪者，以重论之。”
王安礼说：“臣欲有所请，愿于诏语‘出’字下增一‘入’字，则于文为完。”将敕令的措词改为“敢出入勋罪者，以重论之”，表明朝廷的态度是不偏不倚，既禁止罗织徐勋之罪，也不准放纵徐勋之责。
最后查实：徐勋在种谔患病后，以种谔的名义撰写奏状，奏举鄜延路几名文武官员，并擅自使用鄜延路经略司的官印，给奏状盖了章，发给朝廷。经大理寺检法定谳，徐勋被处以“除名”的责罚，即开除公职。蔡确知道神宗对这个判决不满意，鼓动神宗：将徐勋“投诸荒裔”，即流放远恶之地。王安礼说：“陛下察知勋情，付之于法，而确有此举，不过乘陛下前日之怒耳。”最终徐勋受到的惩罚就是“除名”。
我之所以要不胜其烦地考据神宗皇帝“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的故事原型，是想说明，尽管宋神宗是一位欲大有为、相对强势、热衷于以内批指挥政事、积极介入政府决策过程的君主，但在神宗时代，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君权与相权相制相维的政体并未受破坏。这是我们理解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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