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讲了宋王朝的权力结构，分别由四篇文章组成：1、宋王朝的君权；2、宋王朝的相权；3、宋王朝的台谏；4、宋王朝的权力结构。现在我们将话题再拓展一下：以宋制为参照系，讨论清末的君主立宪制为什么搞不成（建议先点开上面的链接，先阅读前文，再读本文）。
晚清之时，梁启超念兹在兹者，是将清廷体制改造成君主立宪政体。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梁启超仍然念念不忘君主立宪：“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不适宜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十年来之所以慎于发言，意即在是，吾行吾所信，故知我罪我俱非所计也。”
然而，清皇室却“始终不寤，直至人心尽去，举国皆敌”，待武昌枪响，皇室自身已如泥菩萨过江，遑论君主立宪？而且，君主制既已终结，君主立宪的时间窗口亦永久关闭。而对于传说中的“民主共和”，梁启超还是保留不信任的态度，因此，他不无痛愤地说：“今之皇室乃饮鸩以祈速死，甘自取亡，而更贻我中国以难题”，“呜呼，以万国经验最良之虚君共和制，吾国民熟知之，而今日殆无道以适用之，谁之罪也？是真可为长太息也”。
晚清立宪派的君主立宪计划之所以全盘落空，固然是时势使然，但清王朝的政治传统跟君宪政体格格不入、背道而驰，却是宿命般的原因，连维新派都认为“骤变新法，皆无旧例可循” ，清王朝对君主立宪政体的陌生感与不适应，可想而知。
君主立宪，势必要求君权象征化，梁启超甚至不讳言自己乃是将君主当成尊贵的“土木偶”。然而，按大清体制，皇帝是万万不可成为“土木偶”的，乾隆皇帝写过一篇御制文章，专门批判宋代程颐的主张：“昔程子云‘天下之治乱系宰相’，此只可就彼时朝政冗者而言。若以国家治乱专倚宰相，则为之君者，不几如木偶旒缀乎？”“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宋人心仪的“垂拱而治”，在乾隆看来，就是不可接受的“木偶旒缀”。
君主立宪，也势必有一个“责任内阁”。而内阁要负责任，又不可没有副署诏书的权力。梁启超论证说：“所谓责任内阁者何？今世立宪君主国，必以君主无责任为原则。夫君主总揽一国之大权，何以能无责任？则以有内阁大臣代君主以负责任故也。内阁大臣何以能代君主负责任？盖每有诏敕及颁行一切法律，必经内阁大臣副署，然后施行，而政策苟有失当，则副署之大臣实任其咎。”
然而，自明初朱元璋废宰相制，明清两朝均不设政府首脑。明内阁首辅不是政府首脑，而更像是唐代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可以封还词头，却无副署敕命的权力，更不能指挥六部九卿。清代的军机大臣同样不是政府首脑，甚至军机处都不能算是正式的官署，因为它不开府，无印绶，军机大臣均以“行走”的名目入值办事。他们当然也无权副署诏书，虽然乾隆曾让军机大臣在廷寄上谕中列衔，但这明显是狗尾续貂，多此一举，因为“军机大臣之奉上谕，则如写字机器将留声机器所传之声，按字誊出耳，而于纸末必缀一行云某机器所写甚无谓也”， 所以从嘉庆朝开始，军机大臣列衔的形式便被废止了。
宣统年间，摄政王载沣心血来潮，又恢复军机大臣列衔的做法，但军机大臣朗贝勒很快就受到资政院议员的诘难：“副署之事是否与各国副署相同，上代君主负责任，下对资政院负责任？”问得朗贝勒不知所措：“方才这位议员所说的话，本大臣听不甚懂。如果是副署问题，将来可用文书答复。”最后军机处的答复是，军机大臣列衔“实本乾隆年间旧制，与日本内阁副署用意不符” 。这个答复并没有说错，因为清代的军机处跟责任内阁确实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
君主立宪，还势必有一个制衡内阁的机关，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责任内阁“必有纠问责任之机关，与之对峙，然后能成立者也” 。这个“纠问责任”的机关，在宋代可以是台谏，在梁启超的设想中，则是指议院、国会。不过梁启超又说，“夫朝廷设都察院之意，原恃以为行政之监督，与立宪国之有国会，其目的盖颇相近。” 清末议改官制时，还真的有一些官员建议“将都察院改为国议会，以立下议院基础”；民间亦传言，“政府议商拟将都察院改为议院，俾御史中之才干者充作议员”。
然而，自宋代以降，台谏的权力出现“一代不如一代”之势，明朝废谏官，但六科给事中尚有谏议与封驳之权，清代将科道并入都察院，给事中从此丧失了谏议与封驳的实际权力，监察御史也远不如宋朝台谏官之敢言，比如“道光初，曹太傅振镛当国，颇厌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见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由是台谏（其实清代已不存在谏官）务循默守位，寝成风俗矣” 。如此软弱的都察院，又如何担当得起对峙内阁的责任？相较之下，宋代言官与近代议员的距离，无疑要更接近一些。
说到这里，我们忍不住想象：假如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临君主立宪压力的，不是清王朝，而是天水一朝，历史也许就改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