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十六年（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初六，张弘范率元军水师自潮阳入海，沿海岸线向西往崖山海域行驶。
文天祥被囚于船中，也被张弘范带往崖山观战。
正月十二，元军船队途经珠江口外的零丁洋，文天祥一时间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挥笔写下他这一生最具传播度的一首诗——《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十三，元军抵达崖山海域。张弘范想催逼文天祥写信劝降张世杰，文天祥坚拒：“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说完把昨天写好的《过零丁洋》交出以明志。作为元军中诗名最盛的诗人，张弘范阅后连说：“好人！好诗！”也就不了了之。
二月初六，文天祥在崖山目睹了行朝的最后倾覆，犹如万箭穿心，他想投海自尽，却被元军严加看管。他日后回忆当时的求死不得：
崖山之败，亲所目击，痛苦酷罚，无以胜堪。时日夕谋蹈海，而防范不可出矣。
二月初六晚，文天祥在孤灯下写毕一首亡国挽歌：
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
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
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
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
昨夜两边桴鼓鸣，今朝船船酣睡声。
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釃酒人人喜。
惟有孤臣两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六龙杳霭知何处，大海茫茫隔烟雾。
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
——《二月六日海上大战》（节选）
一个多月后，张弘范在广州大摆崖山庆功宴。席间，张弘范亲自向文天祥敬酒，以元丞相之位诱降：“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
文天祥泫然出涕：“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
当天酒宴后，张弘范自知劝降无望，将文天祥不屈及未杀之的情况，上奏元廷，交予忽必烈裁决。
四月十一日，忽必烈的圣旨来了，感叹“谁家无忠臣”，命张弘范善待文天祥，并将其押往大都。
行前，文天祥的二弟文壁也来广州向兄长告别。文壁本为南宋惠州知州，崖山之战后，以惠州降元。
见面时，文天祥丝毫没有指责二弟之意，对文壁使“宗祀不绝”的降元理由也给予认可。文天祥的母亲死于异乡，需要弟弟代为尽孝，将灵柩运归故乡。
文壁降元时，幼弟文璋也跟随二哥归降，做了元朝官员。文天祥听说后，写信劝说幼弟不做元臣，文璋接信后即辞官，从此隐居不仕。文氏兄弟三人，面对鼎革，选择了三条不同的人生道路。
殉国是文天祥的个人选择，但他并不想强求两位弟弟，尊重他们的个人选择。
文天祥在给文璋的信中说：“我以忠死，仲（即文壁）以孝仕，季（即文璋）也其隐……使千载之下，以是称吾三人。”
在给嗣子文陞的信中，文天祥则说：“吾以备位将相，义不得不殉国；汝生父与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
“忠”与“孝”的相互抵牾，令文天祥等宋季士大夫进退维谷。临安解甲前，二十五岁的太学生郑思肖以孝之名黯然回乡。一年后，他在杜鹃啼血之作《心史》中内疚神明：
阅历凡几世，忠孝已相传。足大宋地，首大宋天，身大宋衣，口大宋田……我有老母病老病，相依为命生余生。欲死不得为孝子，欲生不得为忠臣。
惟志惟孝，各行其志。长兄以殉国全忠，两个弟弟以仕和隐尽孝，这就是文天祥勉力接受的“忠孝两全”。
至元十六年（1279年）四月二十二日，张弘范派人押解文天祥北上大都。与文天祥一同被押解的，还有其在崖山投海自尽未遂的庐陵同乡邓光荐。
十月初一傍晚，走走停停了五个多月，文天祥抵达大都。
文天祥一到大都，劝降的人便纷至沓来。
先是南宋降臣留梦炎。留梦炎与文天祥同为“状元丞相”，但文天祥丝毫没给他留情面，一见面便痛骂不止，事后还写诗讥讽留梦炎“梦回何面见江东”：你有何面目见家乡父老呢？
第二个出面的是瀛国公赵，即曾经的宋恭帝。文天祥一见旧主，即北面而拜，“乞回圣驾”，此时还不满十岁的赵自然说不出什么，只得怏怏而返。
第三个来的是平章政事阿合马。阿合马此时在元廷正烜赫一时，一见面便以大元丞相自居，逼文天祥下跪。文天祥针锋相对：“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阿合马嘲讽文天祥的俘虏身份：“你何以至此？”文天祥反击：“南朝早用我为相，北可不至南，南可不至北。”阿合马故意对左右说：“此人生死尚由我。”文天祥反唇相讥：“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你不由你！”
劝降无果，元廷给文天祥带上木枷缚住双手，囚禁在兵马司衙门的土牢里整整一个月，再派此后曾任丞相的忽必烈近臣孛罗开堂审问文天祥，张弘范也在一旁陪审。
孛罗为这次审问做了充分的准备，在枢密院的公堂上表现得咄咄逼人，甚至质疑文天祥是否算得上忠臣，试图攻破文天祥的心理防线。文天祥从容应对，一一驳倒孛罗的质问，气急败坏的孛罗只得终止庭问。
事后，孛罗在忽必烈御前主张杀掉文天祥，但张弘范则抱病上奏：文天祥“忠于所事，欲释勿杀”。
忽必烈虽不愿“释”，却也不忍“杀”，他的态度更像是“拖”，等待文天祥回心转意。《宋史·文天祥传》中有一段话颇能诠释忽必烈这种微妙心理：“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壮其节，又惜其才，留之数年，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
这么一拖就是三年。在这三年的狱中生活里，文天祥编定了入狱前后写就的《指南录》和《指南后录》两部诗集，《正气歌》即收于《指南后录》；全新写了《集杜诗》和自编年谱《纪年录》，尤其是集杜甫诗句而成的《集杜诗》两百首，被视作宋元鼎革的“诗史”。
至元十九年（1282年）八月，忽必烈询问群臣：“南北宰相孰贤？”群臣一致认为：“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
忽必烈有意拜文天祥为相，文天祥听说后，写信给降元的旧日同僚王积翁等人：“天祥不死，而尽弃其平生，遗臭于万年，将焉用之？”
直到此时，忽必烈还未对文天祥萌生杀心，还是想不释不杀，继续关着。
但就是在这年冬天，连续发生了几件事，促使忽必烈不得不尽快做个了断。
有一名善谈星象的福建和尚妙曦，向忽必烈进言：“十一月，土星犯帝座，疑有变。”
恰在此时，中山府（今河北定州市）有个叫薛保住的人，聚众二千，自称是“真宋幼主”，号称要来大都劫狱救出文丞相。
一时间，大都人心惶惶，沸反盈天。
为此，元廷紧急将瀛国公赵等赵宋宗室从大都迁往上都。
也因此，如何处置文天祥成为元廷的当务之急。
看到这里，很多人会觉得，忽必烈与元廷是不是神经过敏，过于小题大做了？
这里还应该补充一个重要信息。这年春天，也就是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大都发生了震惊宇内的“击杀阿合马事件”。王著、高和尚等人假扮太子真金，以太子回京的名义令阿合马出迎，当阿合马来到东宫门口，王著用袖藏的铜锤当场将他击杀。阿合马之死，对忽必烈的震动甚至要超过李璮之乱，他怀疑王著背后的操控者是儒臣士大夫集团，对他们彻底失去了往日的信任与爱重。
正是在阿合马之死的背景下，星象与民变的政治冲击力才被无限放大，忽必烈在文天祥问题上长期展现出来的耐心、自信、宽容与理想主义，也被猜疑、妄想、偏见与不安全感所笼罩。
当然，忽必烈仍非杀文天祥不可，他还想给文天祥，也给他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忽必烈决定亲自劝降。
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初八，文天祥被忽必烈召入元官大殿，“长揖不拜”，左右强逼他下跪，甚至用金棍打伤了他的膝盖，文天祥仍挺立不动。
忽必烈没有在跪拜礼上过多纠缠，让人传话：“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为中书宰相。”
文天祥坚定地回答：“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
忽必烈追问：“汝不为宰相，则为枢密。”
文天祥再答：“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忽必烈见文天祥死志甚笃，便让他退去。
忽必烈还举棋不定，便于第二天（十二月初九）问计群臣。群臣理由不一，有的人想成全文天祥的个人意愿，有的人忌惮文天祥的才略，唯恐放虎归山，但多数人还是主张杀掉文天祥。
在之前的类似讨论中，似乎更多人，尤其是汉臣，倾向于不杀甚至释放文天祥。有可能也是因为阿合马之死带来的政治氛围变幻，使得这些以汉臣为主的“不杀派”，要么噤若寒蝉，要么见风使舵，要么干脆就丧失了话语权。
总之，忽必烈最终认可了群臣的吁请，下诏杀文天祥。
当天，文天祥就被带到了柴市口刑场（今北京交道口一带）。自兵马司衙门牢狱出来时，文天祥平静地对狱吏说：“吾事了矣。”
关于文天祥之死，专力记叙宋末抗元忠义事迹的《昭忠录》细节颇丰：
时燕市观者如堵，宣使遍谕曰：“文丞相，南朝忠臣，皇帝使为宰相，不可，故随其愿，赐之一死，非他人比也。”宣使问天祥曰：“丞相今有甚言语，回奏尚可免死。”天祥曰：“死则死尔，尚何言。”天祥问市人孰为东南西北，趋而南向再拜，就死。燕人凡有闻者莫不叹息流涕。
时年，文天祥四十七岁。
有一种说法是，到了最后一刻，忽必烈曾改变主意，想留文天祥一命，惜为时已晚。最直接的证据是，有一名叫赵与禀的南宋宗室，自称目击了问斩文天祥的全程，“顷之，又闻驰骑过者。及回，乃闻有旨，教再听圣旨，至则已受刑”。
《宋史·文天祥传》也有类似的说法：“俄有诏使止之，天祥死矣。”
明人赵弼在《续宋丞相文文山传》中更有一处不无渲染的细节：
明日，世祖临朝，抚髀叹曰：“文丞相，好男子！不肯为吾用，一时轻信人言杀之。诚可惜也。”
忽必烈为何意欲在最后一刻刀下留人？不得而知。当然，这种说法也是存疑的。
据文天祥好友邓光荐所著《文丞相传》，文天祥就义后，大都连日戒严，一片肃杀之气：
时连日大风埃雾，日色无光，都城门闭，甲卒登城街，对邻不得往来，行不得偶语。
行刑第二天，在东宫当婢女的欧阳夫人就获准出外殓尸，为不食元粟的文天祥每日送牢饭的张弘毅及江南十义士也冒险前来。众人见文天祥“颜面如生”，在衣袋中还发现了文天祥的绝笔：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二十三年后，即元大德九年（1305年）二月，欧阳夫人病逝。去世前，她从贴身香囊中取出文天祥写给自己的《哭妻文》，“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上地下，惟我与汝。呜呼哀哉！”欧阳夫人死时将《哭妻文》手迹放于胸前，“将以见吾父母，见吾夫于地下”。
宋亡的时间点有多个版本，崖山之战说最为盛行。元代文宗黄溍为文天祥祠堂作《祠堂记略》，内有一说：“宋之亡，不亡于皋亭之降，而亡于潮阳之执；不亡于崖山之崩，而亡于燕市之戮。”参与编宋辽金三史的元人揭傒斯也有类似说法：“文丞相斩首燕市，终三百年火德之祚。”
这既是文天祥的历史荣耀，也是他最终赴死的重要原因，“只要文天祥不死不降，他始终就是南宋旧有势力存续的一种象征，是恢复大宋的希望所在，而这正是元王朝最为担忧的事情。因此，处死文天祥成为忽必烈当时必然的政治抉择”。
南宋史事，终于文天祥之死。
本文节选自张明扬新著《崖山》，版权方授权发布。《崖山》一书2024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作者张明扬先生是我的朋友，是畅销书《弃长安》的作者。他的新著《崖山》以钓鱼城、鄂州、上都、益都、泸州、襄阳、大都、丁家洲、临安和崖山十地为线索，自 1234年“端平入洛”开始，一直写到1279 年南宋灭亡，时间跨越了近五十年。书中以南宋何以灭亡、元朝何以崛起作为两条主线，同时从政治、外交、文化、军事等多元视角，全面地描写了从蒙宋灭金到崖山海战的整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