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制下，君主无疑拥有最尊贵的身份，受万民所景仰，为百僚所拥戴，宋王朝也不会有例外，我们还知道，宋儒比较强调“尊君”，哲学家吕祖谦说，天子“以一人而制六合，下至众而上至寡也，群天下之所乐，革天下之所贵而集有之，虽悍强狼暴，屈首尊戴，无敢不驯者” 。之所以要将君主塑造得如此尊贵，是因为君主不是普通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权威的符号，是神圣的象征，是人格化的组织制度。
古典中国这一超大规模的共同体，正是以君主权威统合起来的，一旦君主权威流失，秦失其鹿，天下逐之，则是共同体分崩离析之时。因此，宋人主张“尊君”，并非不可理解。而且，君主身份的无上尊贵，并不代表君主拥有无限权力。这一点，我们下面会细说。
君主制下，君主当然也处于权力结构的顶端，拥有最高级别的权力，以君主名义发布的诏令，为政府之最高命令。不过请注意，我们使用了“名义上”的限定语，因为诏令不是君主随便想下就能下的，在宋代，一道从君主手里发出的敕命，必须经过一系列严格的程序，在走程序的过程中，敕命可能会被封驳，用陈亮的话来说，“军国大事，三省议定，面奏获旨。差除即以熟状进入，获可，始下中书造命，门下审读。有未当者，在中书则舍人封驳之，在门下则给事封驳之，始过尚书奉行”。
君主制下，君主也是国家权力之源。现代民主政制讲的是“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古典君主制则是讲“君权天授”、“相权君授”。负责治理国家的宰相例由君主任免，宰相的治理权必由君主赋予，也由君主收回。北宋哲学家胡安国是这么说的：“人主之职，在论相而已矣。” 胡安国之论，包含有两层意义：首先，“论一相”是君主的当然权力；其次，君主的权力主要就是“论一相”而已。也就是说，宋人认为，君主任命宰相之后，便应该由宰相组织政府，负责治理国家，君主端拱在上，垂拱而治，不必插手具体政务，这叫做“权归人主，政出中书” 。
进而言之，宋人界定的君权，是有限度的，“除礼乐征伐大事之外，其余细务，责成左右”；“人主之所谓总权者，岂必屑屑然亲事务之细哉”？君权也是有边界的，宰相固然不可冒犯君主之权威，君主亦不可侵占宰相的职权：“朝廷纪纲，尤所当严，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 。君主若侵宰相之权，则属违制，将受到群臣抗议：“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
那么，为什么宋人如此心仪“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权力安排呢？
第一个原因跟儒家的政治理想有关。宋儒有一个梦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他们相信，在遥远的尧舜时代，天下是归天下人所共有的，此为“天下为公”；天子是选举产生的，此即“选贤与能”。也因此，宋朝士大夫比任何时代的同仁都更加自觉地强调“天下为公”，南宋初，一位叫做方廷实的台谏官告诉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但是，自传说中大禹破坏了禅让制，天子从此世袭，天下名义上归一家一姓所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如何体现“天下为公”呢？又如何“选贤与能”呢？宋人所能设想得到的最佳替代方案，就是建立“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共治政体。君主作为主权象征，不妨世袭罔替；宰相负责国家治理，则当选贤与（举）能。这里的“选举”，自然并非现代的票选，但宰相毕竟由开放性的选举产生（科举也是选举）。宋人也确实是从“公天下”的角度去理解“政出中书”的，南宋末，台谏官刘黻告诉宋度宗：“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
第二个原因跟宋人务实的政治权衡有关。宋人明白，君主其实也是凡夫俗子，“所谓君者，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 。既然是凡人，就免不了会犯错。然而，宋人又深知，君主作为一种神格化的象征，是不可以犯错的，犯错之后也是无法负责任的——政府长官可以引咎请辞，君主能引咎辞职吗？如果君主亲裁政事，万一犯错，便找不到负责任的人。所以，宋神宗时，政事多出御批，老臣富弼便不客气地告诫皇帝：“内外之事，多出陛下亲批，恐喜怒任情，善恶无准，此乃致乱之道。” 宋宁宗时，由于政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朱熹也是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其事悉当于理，亦非治世之体。”
可靠、可取的办法，还是回到“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政体，国家的最高命令均以君主的名义发出，但敕命的形成有严密的程序，而且必须有执政大臣副署，日后若发现敕命有错，则由副署的大臣负责任，用朱熹的话来说：“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虽有不当，天下亦皆晓然，知其谬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独任其责。”
英国学者白芝浩这样论述英国的君主制：“英国政制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具有激发和保留人们的崇敬之心的功能——即富于尊严的部分，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另一部分则是富于效率的部分。政制中富于尊严的部分给予政府力量——使它获得了动力。政制中富于效率的那部分只是运用了这种力量。女王不过是处于宪法中富于尊严部分的首位，首相则处于其富于效率部分的首位。” 我们可以发现，宋人心仪的“权归人主，政出中书”政体，实际上非常接近白芝浩描述的那种政制，君主提供治理国家的合法性与权威，但垂拱而治；以宰相为首的政府负责具体施政，并承担行政责任。
我们相信，在告别太祖、太宗两位开国君主之后，宋王朝的守成之君已不再具有克里斯玛型（Charisma）的个人权威与挥洒自如的独裁权力，而是沉淀成制度的一部分，在权力结构中充当“富于尊严的部分”。一些学者将这描述为“皇权的象征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