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域闻见录》是记载清中前期的西域史地、民族风俗的重要私修著作，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研究方法，从民族志文本分析的视角考察了《西域闻见录》的写作意图、行文逻辑与编纂体例，探讨其在民族志视域下的书写特征。作者七十一在“自序”中完整表达了自己基于亲历见闻、为弥补相关典籍记载缺失、提供超越前人的西域地理风俗记载之主旨，刻画出“在彼处”之人的形象，建立叙述权威；该书行文、内容与逻辑协调形成了一套真确、融贯的西域知识表述，其内容详瞻、笔触细腻，在确保叙述客观性的同时，拓展了作者观点的表达空间；该书体例颇得乾嘉时期纪传体志书精要，兼采历时性与共时性记述之所长，统合“时间”与“空间”要素，成功描绘出动态变迁中的西域文化整体面貌。上述三方面书写特征使该书得以容纳清朝统一西域之初当地多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在复杂而多元的语言符号世界里自有其强盛之生命力，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关键词：《西域闻见录》；清代西域；民族志文本分析；解释人类学
作者简介：沈雪晨（1992-），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清代西域史、民族史；阿比古丽·尼亚孜（1986-），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艺术学博士，研究方向：文化遗产学、民间文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12&ZD136）、国家“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中国民族史卷、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喀什老城传统建筑文化的保护调查研究”（23BMZ030）、南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民族志文献与民族史研究”（320-63232133）阶段性成果。
《西域闻见录》（以下简称《闻见录》）是记载清中前期的西域史地、民族风俗的重要私修著作，作者名七十一，姓尼玛察（nimaca hala)，号椿园，满洲正蓝旗人。他曾于四方游历，中进士后任武陟知县，又赴西域任职库车印房章京，所著《闻见录》自乾隆四十二年（1777）成书后，即成为清人了解西域状况之“枕中秘”，抄印广泛、版本众多，凡前往西陲赴任者莫不参考翻阅，有“胪列明确，了若指掌，考据精确，记载详明”之谓，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如祁韵士、魏源、何秋涛等莫不对此书关注有加，现当代从事西域历史研究的学者们更将此书作为探究清中前期的西域史地、民族风俗状况的重要参考资料，围绕此书的相关研讨经久不衰。
目前针对《闻见录》的专题研究多着眼于考证版本异名和作者姓氏生平，这有助于我们掌握《闻见录》的基本信息，但其内涵与价值仍有待进一步探究。万斯年曾谓《闻见录》“所记以风俗、习惯、种族、物产为多，俨然一西域边外之民族志也”，而当我们将此书视为一种中国古代民族志时，新的问题随之产生：七十一的写作意图为何，其行文如何描绘所见之西域面貌？其编纂体例有何特征，如何影响成品之表现？这些问题不仅能深化我们对《闻见录》的理解，更能帮助我们理解此类由汉文书写、记载中国边地少数民族状况文献的普遍书写特征。本文采用解释人类学（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对民族志文本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聚焦民族志视域下《闻见录》的写作手法，通过细读（close reading）和语境化分析(contextualized anlysis)，从作意、行文与体例特征着眼，回应上述问题。
一、 作意：刻画“在彼处”之人
一本书的作意乃指作者写作此书时的主观意图，凡欲理解一书之作意，作者自序往往为其关键。《闻见录》自序短小精悍，不过五百字，但已包含七十一对自身实地观察经验、相关典籍记载之不足、本书的立意与主旨之完整表述。在这段序言中，七十一首先指出“中原在地之中”，不过“一隅”，要了解周围各地更广阔的情景，需通过“耳闻目治”方能达成；他自己曾长游于秦、晋、齐、楚、吴越、南岭等地，壮年之时更西出阳关，在“殊异之乡”见闻良多。随后他考察了传统文献对西域的记载“不常见于简册”，列史所载之内容“既多龃龉而未安意者”，又无法涵盖古今人事的沧桑变迁；清朝统一西域后，出现了观察西域“言语侏俚，衣冠诡异之伦”的宝贵时机，官方编纂的《西域图志》乃“巨构鸿裁、辉耀千古”之作，但对“里巷琐屑之事，殊方猥鄙之情”却“弃置不言、采择弗及”，而其他西行归来之人，则多述“附会失真，抑扬过当”之作，只能误人听闻，以至于清人仍未掌握这块“自古之险不到，凶顽负固之地”的实际情况。最后，他强调自己“居其地最久，考究最详”，对自己亲眼所见之事，则详细记述，而道听途说、少无可据之闻，则加以放弃，最终通过亲历见闻完成了这部作品。
若我们将《闻见录》置入它所产生的时空背景，则能理解七十一序言所建立论述何以有效。清朝平定西域之初，汉人士大夫对西域状况的认知程度尚浅。自明代陈诚出使西域，作《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以来，亲身途经《闻见录》所经路线且留下著作之清人，仅有图理琛（tuliŠen, 1667-1740）与阿克敦（akdun, 1685-1756）两人。然图理琛出使为联络土尔扈特阿玉奇汗，《异域录》所载沿途所见，唯有自然风物与城郭营帐等；阿克敦出使乃为清准议和，其和谈奏议与《奉使西域集》诗作，受限于体裁，对西域风俗所言寥寥。清初士人西域知识的来源，大致仍以汉唐旧史、笔记、僧侣游记、诗赋、通俗小说为主，且长期依赖陈诚的记述。清朝平定西域后，乾隆帝又主导开展了竖立纪功碑、刻画战勋图、绘制舆图、编修志书与方略等一系列弘扬清朝卓越武功的文化工程，士人在附庸称颂之余，在朝野内外形成了一种对西域知识的浓厚兴趣。七十一敏锐把握此种时代风潮，在《闻见录》序言中，他一方面指出了史料典籍对西域记载之缺失、遗漏与失真，瓦解同类型前人著作权威，一方面又强调自己的记述乃基于实地调查而来，真实且可信——一种超越前人认识、足以应对清人西域知识不足的调查记述随之产生。
在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写作中，一种关键的能力是说服读者相信他们是真正的“在彼处”（Being There）之人，即证实他们所言全部是自己对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进行实地考察后的成果，也只有在说服读者相信这种“幕后的奇迹”时，民族志写作才能发生。七十一并非现当代人类学家，但他与科学民族志工作者在讲述异域见闻时却面临着几乎相同的挑战——只有说服读者相信自己是真正的“在彼处”之人，他的西域记述方能成立。值得注意的是，七十一在序言中采取话语策略相当成功，在同类型汉文著作十分缺乏的情况下，《闻见录》在传抄刊印过程中逐渐被打造成基于实地考察讲述西域知识的权威著作——嘉庆八年（1803），周宅仁将《闻见录》重编刊印，在刊序中，周氏认为此书乃七十一“居其地、观其情，游历几遍，考核甚详，凡耳目之所不及者，又莫不就其来人而采访之”而成，以致喟然而叹曰:“井蛙不可语于海者，拘于墟也；夏虫不可语于冰，篤于时也。庄生之言信哉！”在周氏眼中，《闻见录》所载之事令人大开眼界：雪山、星宿海之钜大于五岳四渎，控噶尔、俄罗斯之广大于中国九州，压油之鸟、长角之羊、雪中之莲、涌泉之柳更为中国禽兽草木之所绝。周氏并以“琐谈”之名乃谦词，将其改名为《西域总志》。除了周氏在刊序中对此书的肯定，我们更能从《闻见录》在传抄刻印过程中形成的二十余种不同书名、分为“琐谈本”与“闻见录本”两大系统可见其流传之广，另有王初桐抄撮《闻见录》等书而成之《西域尔雅》印证其为一时风潮。劳拉·纽比(Laura J. Newby)曾谓《闻见录》乃清人记录西域史地状况著作中最早、最闻名者，而七十一早已在此书自序中成功建立起自己作为“在彼处”之人的形象，乃构成此书在清人获取西域知识过程中重要影响力之关键。
二、行文：描绘融贯的西域文化面貌
除自序中建立之西域记述权威与有效性，《闻见录》行文亦处处与七十一对此书的基本作意相配合，令全书在结构、内容与逻辑上协调一致地完成了对西域面貌的融贯性描绘。
《闻见录》的篇章结构与作者的行经路线紧密结合，以第一人称视角将西域各地情状向读者娓娓道来。本书卷首为手绘舆图，既令读者对全书所涉地理范围产生印象，又显示作者对该区域内的地理知识已有相当程度掌握。全书卷一、卷二“新疆纪略”开篇即为“雪山”（即天山），自嘉峪关而起，蜿蜒向西，“或嶐然岌耸，干插云天；或散漫平冈，回环千里”，随后以天山为界，将西域地区划分为南北两部，由东向西，依次呈现天山南北路之城市分布。北路依序所载诸大城为巴里坤、乌鲁木齐、伊犁、挞拉巴哈台（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地区），南路所载诸大城为哈密、辟展（今吐鲁番、鄯善一带）、哈喇沙拉（喀喇沙尔）、库车、乌什、阿克苏、叶尔羌、和阗、喀什噶尔。在详叙各城状况时，《闻见录》基本遵循自然地景、行政建制、经济生活、民风物产的分类叙述，秩序井然地呈现出自嘉峪关一路西行所见之自然景观和人文物产。
《闻见录》行文所提供之内容十分确凿、详细。卷一、卷二“新疆纪略”所载之商业贸易信息，总体上勾勒出清初西域的两条重要贸易线路——沿天山东西向沟通内地与中亚、贯穿天山南北沟通回部与准部。该部分对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四座中心城市的商业景观进行了生动描述，如乌鲁木齐“市街宽敞，人民辐辏，茶寮酒肆，优伶歌童，工艺技巧之人，无一不备”，有“繁华富庶，甲于关外”之景，“喀什噶尔”极繁盛，习技巧，攻玉镂金，色色精巧，风尚奢华”，令读者身临其境；其中所载清朝西域军政建制，将各城选址、设官、兵防、卡伦、军需、屯田一一呈现，列举伊犁将军、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办事大臣、提督、总兵、巡检、卡伦侍卫、笔帖式、抚民同知、大小事务司官等清朝官员职务名称与权责范围，涵盖回部当地自三品阿奇木伯克以下至七品伯克的升用任命、执掌管辖、各城分布，另包含驻扎于此的满蒙亲贵自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详细品级，以及驻军中满、汉、索伦、锡伯、察哈尔、额鲁特、回子等不同族群成分，内容详瞻、巨细靡遗。卷三、卷四“外藩列传”记录了七十一寻访记录所得之哈萨克、布鲁特、安集延、浩罕等外藩之历史与现实情状，反映出七十一对中亚民族身份的复杂度有着较以往学者官员更清晰的认识。“西陲纪事本末”则分别叙述了清朝平定达瓦齐、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和乌什叛乱、土尔扈特部东归，故事脉络清晰，叙事节奏平稳，涵盖了清朝统一西域进程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彼时平定准回方略虽已编修，但篇幅极大、难以阅读，同题材历史事件叙述如《闻见录》般简明扼要者，至道光中后期魏源《圣武记》成书时方可见到。随后七十一专设“回疆风土记”一卷，集中描述回部居民的衣、食、住、行、婚、丧、节庆、民间信仰、圣墓朝拜等风俗，将记录的笔触深入到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去，十分符合自序中所言对“里巷琐屑之事，殊方猥鄙之情”的关注，同时能以饮食男女中最隐秘幽微之事吸引读者，填补彼时清人的回疆知识空缺。“军台道里表”详载自嘉峪关西出哈密，至天山南北路各城各道里距离远近，彰显作者亲历行走、测量之用心。
《闻见录》在行文逻辑上又将全书之描述与评论分开呈现。在描述各城状况与相关历史进程时，七十一保持了“隐身”状态，随后再附上“椿园氏曰”之评论，既有历史回顾，也有现实评价。这种做法不妨碍文本描述西域各方面内容之客观色彩，同时拓展了作者的解释空间。在科学民族志写作中，作者需尽量隐藏自己的主观感受，以客观的描述加强民族志工作的科学色彩，但即便是马林诺夫斯基也早已承认，描述即已包含作者对所观察到事物的解释，它将每一种风俗、物质对象、思想信仰放入到所处文明中的特定位置，藉此帮助人类学家寻找文化的本质。七十一在《闻见录》中对西域状况的诸种描述，亦同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写作一般，将陌生、杂乱的事实加以整理并归入熟悉、有序的范畴，包含着作者对所见所闻进行的解释与创作，而篇尾的“椿园氏曰”则可视为七十一对自身描述所做之观点总结，如同《史记》每篇后附有“太史公曰”用以点明宗旨“成一家之言”一般，进一步统合融贯全文，给予作者充分表达自身文化观点之空间。
在哲学界对真理的定义中，真理的融贯论（coherence theory of truth)主张之“真”，并非指陈述与事实间的关系，而是一种陈述与另一种陈述间的关系，若一个陈述可以被表明和我们所准备接受的其他一切陈述相融贯且适合，那么它就是真的。《闻见录》行文之结构、内容与逻辑，既适应七十一在自序中提出之种种写作原则，又如同优秀的小说、诗歌作品一般，在情节和说理上没有自相矛盾之处，成功地在文本层面建立起一套关于西域知识真确、融贯之表述，使其创作在文学性（literariness）上臻于完善，在以整体呈现时具备更丰富深刻之内涵。
三、体例：兼采历时性与共时性记述之所长
编纂体例乃作者选择承载内容之形式（form），关乎作者主观意图之达成与成品意蕴的表现。任何一个文本都并非孤立存在于世，它与自身所处的语言和文化体系密切相关，若我们将《闻见录》与同时期的西域著作相比较，则能发现它在体例选择上之独特考量。
相较同时期官修西域志书《回疆志》《西域图志》，《闻见录》的内容丰富程度与门类细分程度上并不具显著优势。《回疆志》记回部风俗文化，以“回教”开篇，并包含对伊斯兰教自创立以来之宇宙观、世界观等根本内容，全书写作均围绕此关键文化要素整合展开，分节详述了回部之宗教、经宇、祷祀、年节、音乐、面貌、性情、房屋、衣冠、饮食、婚丧、耕作、交易、物产等风俗文化。《西域图志》则分十九个主题对西域状况分类详述，其中“风俗”“音乐”“服物”“土产”“杂录”乃载有准回二部及其他民族之文化，凡每一项记载，若有历代文献所言及之处，皆逐一标注；在“风俗”卷中，则详细描述了准回二部之宗教、岁时、政刑、祭祀、礼仪、婚丧等事；另单独分卷详载 “被服、坐卧、饮食、日用”等生活细节，并梳理了准回世系和语言文字。是故祁韵士对《闻见录》“附会失实，有好奇志怪之癖；山川沿革，按之历代史乘，皆无攷据”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相较中国古代的其他方志而言，《闻见录》亦未超出“求实”“资政”“教化”“存史”“朴实”“详今略古”等编修原则，⑮甚至在完成度上不如同时代之《回疆志》与《西域图志》。
《闻见录》采取的编纂体例或可用“纪传体舆地志”加以概括，全书分纪略、列传、纪事本末、记、表各部分，颇得乾嘉时期纪传体志书之精要。自宋代周应合撰《建康志》以来，纪传体志书历元、明二代逐渐发展成熟，至清乾嘉以降，已成为志书之主流。它的主要特征是将《史记》等正史体例移入志书，将地方众多资料纳入纪（记）、表、志、传、略、录等门类，各门类下再分若干细目。七十一可以在“纪略”部分中便利地记述自己的西域行程、将见闻有效归纳分类，在“列传”与“纪事本末”部分中叙述与各民族相关的历史事件发展变化进程，在“纪略”“记”“表”部分中呈现现实世界之完整结构。如此则既处理了特定族群和区域社会内的纵向历史发展线索，展现了社会的动态变迁过程，又将对现实世界观察而来的横向剖面结构呈现而出，避免了《回疆志》《西域图志》采用单一横向平面架构在叙述历史时可能产生的重复、零碎问题，使本书具有纪传体史书叙事流畅之优点，增强了可读性。
四、结论
成书于乾隆中后期的私修史地著作《西域闻见录》流传广泛、版本众多，甚至被前往西域赴任的官员视为“枕中秘”，与之相关的研究与讨论亦持续至今，然而关于此书何以能造成如此重大影响的问题，却尚未得到充分解释。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研究方法，从民族志文本分析的视角考察《西域闻见录》作者七十一的写作意图、所采取的行文逻辑与编纂体例，探讨此书作为一种由汉文书写、记载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文献的书写特征。研究发现：七十一敏锐察觉到清朝统一西域之初士大夫群体普遍渴望西域知识而又缺乏相应读物的时代风潮，他在“自序”中完整表达了自己基于亲历见闻、为弥补相关典籍记载缺失、提供超越前人的西域地理风俗记载之写作主旨，如同现代人类学家般刻画出“在彼处”之人的形象，并在后续被传抄刊印的过程中逐渐为人接受，确立起自身西域叙述的权威；与上述作意相符，《西域闻见录》在行文逻辑上形成了一套协调一致、真确融贯的表述，它的篇章结构与作者的行经路线紧密结合，有序呈现出西出嘉峪关沿途所见之自然景观与人文物产，清晰地提供了西域当地商业贸易、军政建置、历史沿革、民族分类、风俗文化等详细内容，用细腻的笔触将记载深入到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另在行文中将全书之描述与评论分开呈现，在确保叙述客观性的同时，拓展了作者表达自身观点的空间；在编纂体例上，《西域闻见录》的门类细分程度并不较同时期的官修志书具有显著优势，但却颇得乾嘉时期纪传体志书之精要，即在“列传”“纪事本末”部分叙述西域各民族的历史演变进程，在“纪略”“记”“表”部分呈现现实世界之完整结构，使其兼采历时性与共时性记述之所长、统合“时间”与“空间”要素，有效处理了民族志写作中如何呈现文化面貌动态变迁之难题。以上书写特征令《西域闻见录》承载了清中前期西域多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在复杂而多元的语言符号世界里自有其强盛生命力，不仅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悠久博大、应物变化的特性，更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收稿日期：2023-11-08责任编辑：丁强
（原文载《民族学刊》2024年第3期，此据作者原稿，注释从略。如需引用，请以原刊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