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力量
文、闫晗
1998年，余华和莫言、苏童，王朔，四个作家一起去意大利参加远东地区文学论坛。主办方给作家的题目是：你为什么写作？
余华写的是，自己不愿意做牙医，想不上班，写小说还归自己。莫言写的是想给自己买一双皮鞋，写小说发表就有稿费了。只有苏童实实在在地说他当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在大学里面如何热爱上了文学，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但等到前面三人演讲完毕之后，苏童死活不愿意念他的稿子。他说：我太愚蠢了，我怎么会说我热爱文学才走上文学道路！我应该也跟你们一样，瞎编一个。
这段故事出自余华的采访，说明三件事：首先，作家们善于讲故事，真会编；其次，余华的采访真会说，他惯于用幽默的方式来传达信息，提高传播率；第三，一个段子就可以同时刻画好几个人的人物形象，作为“梗”的苏童莫名给人留下了憨厚朴实的印象。
人的本能是喜欢听故事的，这让故事充满力量。莫言在领诺贝尔奖的发言时也都是在讲故事，讲自己的成长经历，这些能够跨越语言的障碍，被更多人理解。
《觉醒年代》中陈独秀让鲁迅给他们办的《新青年》杂志提意见，鲁迅就说，这些论说不行，要想影响广大民众，得写白话文小说。果然，鲁迅的《狂人日记》一出，传播很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鲁迅的杂文《我之节烈观》跟《狂人日记》写于同一年，两者都是批判当年封建礼教“吃人”的制度。同样的话在《随感录》里说，和在《狂人日记》里说，效果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小说的力量。
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曾宣传过很多年陈延年烈士的事迹，但效果一直不太明显。直到电视剧《觉醒年代》播出后，才引起巨大的轰动，每到清明国庆和各种节日，许多人去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等烈士墓前拜祭献花，微博上陈延年等烈士们的超话也一直非常活跃，把当下的心事向他们倾诉，包含深情。这就是好的文艺作品、好的故事蕴含的巨大力量。
编剧龙平平说，周恩来与陈延年、赵世炎感情很深。两人牺牲后，周恩来让《布尔什维克》专门发表社论，称赵世炎、陈延年之死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生命上一个永不磨灭的黯然的伤痕。解放后，周总理专门找到赵世炎的妻子夏之栩，请她写回忆陈延年的文章，并说他一直想写，但没有时间，拜托夏之栩帮他完成这个愿望。陈延年牺牲时只有29岁，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江苏省委书记。被捕时，国民党反动派规劝他自首，但他宁死不跪，最后被乱刀砍死。他本身的事迹令人震撼，但需要一个好的故事载体，让更多人知道。
龙平平一直想写陈延年的故事，他查找了大量的资料，找到了陈延年和陈乔年去过北京和陈独秀一起生活过的历史资料，把他与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人物的关系有机地勾连起来，在与陈独秀的情感冲突和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彰显出他的伟大人格。这种人物的关联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人物在关系和场景中更有温度。《觉醒年代》中的陈延年形象非常立体，正直、勇敢、温暖，这样闪闪发光的他失去美好的生命让当下的人们无限共情。
听了《小王子》的故事，看向天空时，或许会想到小王子旅行过的星球。很多人到丹麦旅游，因为安徒生的故事。哥本哈根市中心东北部的长堤公园有一座小美人鱼的塑像，从1913年落成至今，一百多年来吸引了无数游客。一座铜像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因为《海的女儿》世界上大部分孩子都读过。
英国的贝克街和查令十字街84号原本只是普普通通的街道名称，前者因为英国小说家亚瑟·柯南·道尔塑造的侦探人物——夏洛克·福尔摩斯在此居住而闻名；后者因为纽约女作家海莲与一家伦敦旧书店的书商弗兰克之间的书信来往故事而具备了特殊含义，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书迷到伦敦查令十字街朝圣，成为全球爱书人之间的暗号。
帕丁顿熊的故事，让帕丁顿火车站这样的普通的火车站也成为景点，在火车站的专卖店里，帕丁顿熊售价将近40英镑，折合人民币300多块钱。如果只是普通的毛绒玩具，生产成本估计也就十几块钱，可能仍然有人去买那些有故事的的具。
美国经济学家丹·艾瑞里说：从关于决策的早期研究中，可以清楚地发现，我们并非在各种事物中进行选择，而是在对它们的描述中进行选择。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中，介绍章丘铁锅：“三万六千锤，打少了不行啊，你要没这功夫它出不来这样的产品。你糊弄它，它就糊弄你，它不好看。十二道工序，十八遍火候，大大小小十几种铁锤工具，一千度高温冶炼，三万六千次的锻打，每一次的锻打，都是对铁最有力的历练。注入气力的同时，更赋予铁锅以生命……”有了故事的铁锅，价格不低，仍然引发网友抢购。
如今一直在说“讲好中国故事”，故事在传递价值观，让人们用更柔和巧妙的方式沟通。日本的漫画作品、好莱坞的大片、曾经风靡亚洲的韩剧，都是在讲故事，用故事的力量去增加国家影响力，进行文化输出，同时，也收获了很多经济利益。
作者：专栏作家闫晗，作品散见于《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新浪微博@闫晗- ，个人公众号：闫晗（yanhanyahu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