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民与国强的矛盾

时尚 2024-10-30 08:30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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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淮河雨

短评

富民与国强一直是对矛盾体，而矛盾体的核心是不知如何处理权力。

“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资本和政府的财富增长与人民贫困总是同时发生，国家财富的增长和人民贫困本就是同一件事。”

这段话出自《资本论》，作者是马克思。

话的大意就不解读了，就是字面的意思。

不是只有马克思认识到了富民与国强的矛盾，古代先人们也早就发现了。

公元前87年，汉武帝刘彻驾崩。

汉帝国由汉昭帝刘弗陵统治，但刘弗陵年龄太小，继位时才8岁。

所以大汉的国政由霍光、上官桀、金日磾、桑弘羊四位汉武帝留下的辅政集团控制。

公元前81年，汉武帝驾崩6年之后，在霍光的主持下，大汉召开了盐铁专卖讨论会。

大会在“热烈”的氛围中举行，肯定热烈，因为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霍光主动发起了挑战，他的门人和部属认为，是时候“让利于民”了。

为此，霍光派系提出了三个观点：

1，盐铁官营和酒榷等制度实则是国家与民争利，国家垄断盐、铁、酒的经营有利于充实国库，却同时剥夺了老百姓的生计。

国库的充盈伴随着老百姓的失业和贫困，故盐铁、酒榷官营长期来看于国不利。

2，在均输制下，国家开市贩卖政府采购的或由各地上贡物资，这也等同于是与商争利。

普通市井商人无论是在商品的品种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国营单位竞争，可由于国营单位充当中介要取走一层利润，因此百姓也没享受到优惠的物价。

3，恢复汉文帝时期的政策，放开部分私人铸币，进一步让利于民。

面对霍光的强力挑战，桑弘羊发出了著名的“桑弘羊之问”。

1，帝国运转需要巨额的财政开支，光靠农业税根本不够，如果不执行盐铁酒官营制度，请问钱从哪里来？

2，一旦遇到战争、灾荒等紧急事务，国库却空空如也，怎么办？

3，如果中央在财政等各个方面不对地方形成压倒性的优势，一旦地方势力膨胀起兵造反，怎么办？

霍光一派无法回答“桑弘羊之问”，于是桑弘羊一派赢得了盐铁专卖会议的胜利。

看上去盐铁会议是一场关于经济体制的讨论，实则是政治权斗。

公元前86年，也就是汉武帝驾崩一年后，顾命四大臣之一的金日磾病逝。

顾命四大臣剩下3人，霍光成为权力最大的一个。

上官桀原本是霍光的亲家，但权力之下无亲戚。

霍光不断排挤上官桀，引发了上官桀的极度不满。

两人交恶之后就不断斗法，公元前81年，上官桀联合桑弘羊上书弹劾霍光谋反，因此遭到霍光的嫉恨。

公元前80年，即“桑弘羊之问”的第二年。上官桀伙同燕王刘旦谋反，被识破。

霍光先发制人，一口气干掉了上官桀、桑弘羊两位顾命大臣。

上官桀发动政变时，桑弘羊其实没有参加。

但因为前一年，桑弘羊与上官桀联合斗自己，于是霍光顺便族灭了桑弘羊。

注意审题，是族灭，不是只杀了桑弘羊一个人。

随着桑弘羊、上官桀的死亡，顾命四大臣只剩下了霍光，这位争议极大的权臣自此来到了权力的最高点。

如果了解了这段故事背景，就能明白“桑弘羊之问”背后的权斗真相了。

霍光一派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打压桑弘羊一派，而不是真的在为老百姓着想。

原因很简单，霍光一派也是盐铁酒专卖制度的受益者。

我记得以前聊王安石变法，司马光等保守派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

在两个派系的斗法中，王安石失败，变法终止。

王安石变法争议不断，但有一点无法否认，老王确实大大增加了宋朝的国库收入，扭转了宋帝国财政捉襟见肘的窘迫境地。

司马光等人斗败了王安石后，有没有把王安石变法弄来的钱拿出来普惠天下百姓呢？

当然没有，保守派反的是改革派，因为改革派的存在威胁了他们的权力。

对王安石等改革派收集来的钱，他们并不反对，不仅不反对，他们甚至争先恐后的去瓜分。

看霍光、司马光就能发现一个尴尬的悖论。

既得利益的掌控者高喊着要变法、改革，这个变法和改革的真实性有多少就值得深思了。

从古到今，改革想要成功，我指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想要成功。

既得利益阶层愿意分享多少权力是关键，明治维新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如若不是日本在1880年果断把除军事工业以外的官办企业全部转让给民间，明治维新是不可能成功的。

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总得放一头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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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关键是让利于民。

探讨古代为什么那么穷苦，“重农抑商”政策总是被反复提及。

因为过于重视农业，导致商业发展不充分，而商业是创造财富最好的赛道。于是民间财富积累浅薄，导致吃了上顿没下顿。

看起来很合理，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就是扯淡。

1903年5月，张謇前往日本考察。

张謇就不用介绍了吧，晚清著名的状元实业家，也是晚清立宪的重要民间推动者，地位非常高。

他的考察目的地之一是日本札幌，札幌在北海道。

如今的札幌是北海道的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人口占北海道的35%左右。

可在百余年前，札幌还是鸟不拉屎的穷乡僻壤。

张謇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了一件奇事，在北海道，他遇见了一位来自山东的中国老乡，名叫许士泰。

许士泰是在1875年，即光绪元年来到日本。

当时的北海道地广人稀，没人愿意去，无奈之下的日本政府便广招“贤能”前去开垦荒地。

活不下去的许士泰种地是一把好手，打算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于是接受招募前往北海道。

在北海道，许士泰学习了日语，辛苦开垦土地。

在取得一定的成果后，有了闲钱的许士泰先是娶妻生子，后又雇佣了几名农民替自己打工，最终他一共开垦了1200多亩荒地。

因为成果显著，北海道地方政府非常高兴，将许士泰的事迹报告给了东京日本中央政府。

1902年，即光绪二十八年，日本政府授予许士泰名誉勋章，还给了一个银制奖杯。

就这样，这位在母国都快活不下去的农民实现了“日本梦”。

不仅娶了日本老婆，占了一千多亩日本的地，雇佣了一票日本人给自己打工，成了日本人的地主。最终居然还获得了日本政府的嘉奖，成为远近闻名的日本国家级劳模，这到哪说理去。

看着操着一口山东腔日语的许士泰，张謇内心五味杂陈。

看完这个故事就能明白，哪有什么“重农抑商”？

和人家相比，我们古代的“重农抑商”其实就是重压农民、抑制商人的意思。

重是重压、重击的意思，可不是重视、看重的意思。

要不是历史的车轮驶入近代，大量民间和外国人的记载流传后世，真就被所谓的封建王朝“盛世”、“重农抑商”给蒙了。

如果真的是“重农”，古代就不应该有那么多农民活不下去，就不会有那么多农民铤而走险，农民起义更不会像连珠串一样在历朝历代上演。

为什么要“抑商”？

桑弘羊已经给出了答案，不“抑商”，朝廷哪来的钱？

朝廷没钱，商人们有钱，那自己的权力如何保障呢？

钱权不分家，治理国家要钱、官员们的俸禄要钱、皇室的奢靡要钱、给军队发军饷要钱。

哪哪都要钱，商人有了钱，朝廷自然会多想一层。

你那么富裕，会不会养私兵，会不会串联地方势力来反我呢？

所以“抑商”的逻辑其实是把自己变成最大的商人，我是最大的，你们都是小商人，哪还有能力反我呢？彻底削弱民间反抗自己的能力，就可以确保权力永远握在自己手里。

至于“重农”，逻辑就更简单了。

历朝历代，农民都是数量最为庞大的群体，占全社会人口比例就没有低于80%。你不忽悠这个群体，这个群体一旦闹起来，谁能扛得住？

为了安抚这个群体，朝廷通常会把“重农”挂在嘴边。

这就相当于是没什么就会强调什么，给农民贴上一些金，然后转身就把金块搬走，一举两得。

也有一些观点认为，农业税是古代税收的核心组成部分，所以会“重农抑商”。

这个观点不能说有错，但向商人收税带来的利润更为庞大，不然的话朝廷为什么会想到所谓的“专卖”制度呢？

就是因为知道商业太赚钱，光收商业税不过瘾，所以才要垄断盐铁酒。

要是种地也赚钱，那古代农民压根就没有资格种地。

赚钱的活计，古代封建统治者怎么舍得交给别人，肯定要握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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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抑商的实质是为了捍卫统治阶级的权力，为了权力稳固就不能让老百姓过于富裕。

一旦民众有钱了，且不说自己的权力是否会受到挑战，对上的依赖也会急剧下降。老百姓困苦，因而他们急需上面多给些资源，所以古代老百姓特别推崇所谓青天大老爷。可要是老百姓富裕了，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青天大老爷，这对渴望通过驭民来展示权力和权威的群体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为什么会有用最小的权力，最大程度为难人的现象？如果不能够为难你，他的官岂不是白当了？你的为难和痛苦正是他滋养权力的养料之一。

富民与国强矛盾的核心实质是对“权力”处理的问题，这点在上文中其实已经提及了。

看历史书时有一种说法，说朱元璋、刘邦得国最正，因为他们是“白手起家”，不像那些篡位之徒。

这个其实是从官本位历史学逻辑视角得出的结论，从民本位历史学逻辑视角，所有的封建帝国都一个鸟样，哪有什么得国正一说。

古代有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后半句是真的，前半句就是扯淡。

统治阶级有严重问题，失掉民心是肯定的。但挑战者啥也没干，凭什么得民心？靠忽悠呗！古代一群大字不识的文盲，还不是看到有人画饼就靠了过来。

所以没有什么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失民心者失天下。

君主们也知道自己是靠拳头，而不是靠所谓的民心拿到的天下。

因此他们就会对自己没有民心支持的权力极为敏感，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稳固自己的权力。包括将触角伸入到民间几乎所有能延展的领域，要吸收全部的能量丰沛自己，弱小民众，确保权力长治久安。

这就是封建时代对权力的处理态度，这种处理方式势必会造成权力的拥有者必须汲取最大的资源。

整个社会的资源还是比较有限的，资源汇聚一处，其他地方自然就非常稀薄，国强和富民也就无法调和了。

现代文明国家就好很多，他们把权力关进了笼子里。

你行就说服别人给你投票，票高你就上，票少就踏实待着。

票高的人不用担心票少的人通过汇聚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形式来一场以下犯上，因为票高的人也不是一直在上面，有了任期限制，大家都有了机会。

大家会发现，美国总统大选越来越耗钱，2020年总统大选花了144亿美元，其中特朗普和拜登为了自己的造势活动就砸了65亿美元。

关注2024年美国大选的朋友会发现，不管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都特别依赖选民们的捐款，以及各自财团的施舍。

这就是权力关进笼子之后的典型特征，权力和钱“分开了”。

当然是打引号的分开，不存在真正意义的分开，只是相对的比较公开透明的“分开”。

这种区分的最大好处是，权力的拥有者必须依赖于民众的富裕。

民众越富裕，他们能“乞讨”来的钱就越多，他们的竞选能量也就越大。

其实本质上跟封建国家是一样的，都要从民间搞钱，都得从富裕的商人那里拿钱。

但方式变了，不受制约的权力让权力的触手可以肆无忌惮的“重农抑商”。宁愿竭泽而渔，也要榨取最后一个铜板。

有了制约，权力必须用一种更为谦卑的方式才能弄来钱。

说到美国竞选耗费的资金，拓展一些。部分人得出一个结论，美国政治是金钱政治。

不能说有错，自古到今，没有金钱，政治玩得转吗？

你问问朱元璋、刘邦，没有粮饷，他们能夺取天下吗？

王安石为什么要变法？张居正为什么要改革？宋王朝和明王朝如果财政收入丰盈，他们犯得着去得罪人搞变法吗？

所有人都对“权钱不分家”不陌生，对此是讳莫如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美国的做法反而敞亮一些，没什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就大大方方公开，欢迎大家来监督。

我们部分人一方面念叨着“权钱不分家”，感慨其中的联系微妙且复杂，甚至衍生出所谓的厚黑学、人情世故、情商等沾沾自喜的古怪逻辑。

另一方面又对人家的开诚布公指指点点，将之贴上金钱政治的标签，精神分裂已然到了一定的深度。

社会财富是全社会共同创造的，既然如此，当上位者利用金钱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时，公开钱是怎么花的，这是对社会财富创造者最大的尊重和认可。

这才是真正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只有当权力的来源真的变成：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时，权力就有了被关进笼子里的可能。

做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国家和地区不是都能做到国强和民富，但做到国强和民富平衡的国家和地区都实现了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比如中国、美国、日本、欧盟等等。

— END —

作者：淮河雨，不知名的90后自媒体作者，一名单细胞的文科生，试着和朋友们分享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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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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