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说 | 专访北外欧院詹彦怡老师：循此苦旅，终抵繁星

当初选择小语种专业是因为单纯想学习语言，觉得不吃力又有趣，虽然具体语种是调剂的，但也符合初衷。那时候提前批主要是小语种专业，也有一些相对较大的语种可以选择，比如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我当时把能填的语种都填了，由于高考分数刚好压线，最终被调剂到了保加利亚语专业，但也正因如此，我与保加利亚语的缘分开始了。

总体来说，我在北外的就读体验非常好，不然也不会选择留校。我本硕都在北外就读，现在边工作边读博，依然是在北外。虽然学校在物质条件上可能有一些限制，比如学校小、健身房人多等等。但整体来说，学校可以满足我大部分的物质需求。

更重要的是，北外的师资和氛围特别好。专业老师优秀，学院氛围融洽，同学关系也很不错……这些都源源不断地给予我正反馈，让我越来越想为北外这个大家庭回馈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2018年主持第一届保加利亚语演讲比赛）

选择留校有很多原因。其实在本科阶段，我一度想从事国际媒体工作，比如到新华社外派保加利亚，或者进入人民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媒体单位，做与外语和新媒体相关的工作。因为有这样的目标，我在本科期间也在各种媒体实习，包括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媒体。但实习之后，我发现媒体行业与我想象中的差距比较大，我的新闻理想也受到了一些打击，当然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觉得自己没有足以走这条路的勇气和毅力。与此同时，大三大四期间我开始接触学术科研，慢慢觉得做学术也可以追求思想上的自由，可能会是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

当时思考了很久，决定考研究生。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学术训练了解自己是否适合走学术这条路；另一方面是觉得读完研究生再找工作也不迟。当时的就业环境也没有现在这么严峻，所以就选择了考研。

研究生阶段，我对学术的兴趣进一步加深，刚好毕业时我们学院有招聘名额，我和我的专业也算是“双向奔赴”。可以说表面看来一切都很顺利，实际上是因为遇到了很多优秀的前辈和领导，他们对我们特别支持。

总结来说，虽然每个选择都看似随机，但其实一切都得益于北外的环境、老师和氛围，让我坚定了继续留校发展的决心。能遇到这么好的机会和平台，真的特别幸运。

（校庆时发的朋友圈）

（校庆时发的朋友圈）

我的教学经历还很浅薄，完全谈不上理念和方法，只能说是这个阶段我认为值得分享和推荐给青年人的一些学习习惯和价值观。

首先，我倾向于和学生保持平等的关系，希望他们能够独立思考和做决定，而不是依赖老师或其他人。我经常鼓励他们在面对问题时，先问自己，再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不是让别人替他们做决定。这种独立意识对大学阶段的成长非常重要。

此外，提高效率比一味砸时间更重要。当前的小语种专业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比如说大家去海外就业的意愿不强和人工智能对翻译行业的冲击。因此，我希望学生学会管理时间，同时兼顾多方面的学习，而不是像高中那样仅靠时间堆积。他们需要结合自己的兴趣和未来规划，合理分配时间，而不是盲目跟风。例如，不能因为大家都在做自媒体或学习金融，就不假思索地投入这些方向，而是要有自己的判断和目标。

（和2021级保语班的军训合影）

第三，我特别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建议学生控制手机使用时间，避免因过度刷短视频或社交媒体而产生焦虑情绪。短视频展现的只是他人的成功瞬间，但看多了容易让人误以为这是他人的常态，从而产生不必要的自我怀疑。希望大家不要被虚假的表象影响，把更多精力放在自身成长上。

最后，我鼓励学生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按计划完成日常目标、保持运动、合理作息，这些习惯不仅有助于提升日常效率，也能有效缓解心理压力。

教授保加利亚语这样的冷门小语种，最大的挑战其实是让学生对专业有认同感。很多同学刚进校时就明确表示，未来不会从事与这个语言相关的工作。这种心态会直接影响他们对专业活动的热情，比如参与学术研究、外事活动或者一些专业建设相关的事情。虽然他们在课堂上（为了成绩）会很努力，但一旦涉及课外的专业拓展，就容易表现得“划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会尽量引导学生参与到更多专业相关的活动中，比如鼓励他们尝试写些文章、积极参与外事活动、勇敢接一些翻译工作。我会告诉他们，这些经历不仅能拓宽眼界，还能提升他们的综合能力。尽管大家确实很忙，辅修专业、实习、找工作都压得人喘不过气，我也会尽量在安排上给予灵活调整，能帮就帮。

（2024年大学生节使馆招待会保语班的合影）

不过，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因为学生中也不乏对专业特别热情的人。比如我们有一位学生花了整整三年时间，把《保加利亚语汉语词典》完全电子化了。这本词典非常厚，有一千四百多页，比砖头还重，扫描成PDF后，保语字母识别不了。前几届有学长学姐给词典做了目录，但他还是觉得能够直接检索更方便，于是就一个字一个字敲进去，最后完成了整个项目。说真的，当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感动得不行。

但话说回来，现在的社会环境确实让学生对未来充满焦虑。就业市场比以前更卷了，高校对学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进入高校任教，至少得是硕士甚至博士学位。面对这种现实，我也不会强行让学生“必须认同这个专业”，而是倾向于鼓励他们去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如果能把语言学习和其他领域结合，比如区域研究、国际关系，甚至跨学科研究，那未来的可能性会更广。

（邀请保加利亚国家与世界经济大学Paskal Zhelev副教授来做讲座）

说到底，小语种人能坚持下去，很多时候靠缘分。作为老师，我能做的就是多理解、多支持，尽量帮他们在忙碌和压力中找到自己的路，同时也希望能帮助他们从这一段旅程中获得一些足以点亮未来道路的经验。

“钙钙”其实是我从小就有的绰号，这个昵称沿用了很久，不仅长辈和同事这么叫，我的微信名也是这个，所以大家自然也跟着叫起来了。上课时，有的学生会直接叫我“钙钙老师”，甚至还有学生只叫“钙钙”。也许是因为我的年龄和学生相差不大，大家觉得我更像朋友，所以叫得随意，也显得亲近。我觉得这样很好，一是我确实还不足以成为他们的引路人，二是师生之间平等的关系也会潜移默化地强化他们已经成长为不应该依赖父母师长的成年人的观念。

（2023年使馆大学生节招待会合影）

我的学生们大多非常独立，思维也很成熟。虽然他们都很可爱，有时候我也会忍不住管他们叫“小朋友”，但有很多的瞬间，他们无意间展露的深刻想法和长远规划会提醒我——他们已是非常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成年人了。看到他们从很好的人一点点成长为更好的人，是我在教学中最大的收获和快乐。

《Отдалеч》这本书的灵感源自于一次完全出乎意料的经历。那时，我在保加利亚交流学习，刚进入一个语言学相关的翻译编辑项目，这其实并非我的本意。我本来是想读文学的，但是我猜测当时的导师为了平衡项目人数，把我分配到了这个项目。

刚开始，我甚至有些抗拒，因为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文学研究，而不是翻译或语言学。在项目里我偶然选了一门创意写作课，授课的是著名的保加利亚作家兹德拉夫卡·埃夫蒂莫娃。她的课非常随性，每次上课都像一次冒险——有时她随手掏出一篇短篇小说让我们读，然后请我们当堂为小说改一个结局；有时走进教室就指一个物件，直接让我们以此物件自由展开写作。她的教学方式让我感到新鲜又充满挑战，也彻底打开了我的创作灵感。

（和《Отдалеч》合影）

最初的写作只是课堂习作，因为按要求我们每周都要完成一篇短篇小说的写作。但渐渐地，我对写作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兴趣。疫情期间，欧洲封锁，我留在保加利亚，住在先生的家里，生活安稳而平静。那段日子虽然世界饱受疫情之苦，但没有日常琐碎的干扰，也不太能够出门，偶然形成了非常优渥的写作环境。每天我都能拿起笔，把人生的故事重新捡起来拼贴，再去重新思考和理解，通过文字，我仿佛找到了另一种和世界对话的方式。

这本书的名字《Отдалеч》（意为“从远处”或“远地”）的灵感也与这段经历息息相关。用保加利亚语创作关于中国的故事，本身就是一种“从远处”看待自己文化的方式。而作为一个远离故乡的人，我用一门外语来写作，这种身份的距离感让我一下子想到了“Отдалеч”这个词。

（书店里偶遇《Отдалеч》）

起初，我并未想要出版此书，但是因为机缘巧合遇到了一位出版商。他对我的短篇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这是一个特别且新鲜的视角。当时我手上只有不到10篇作品，他建议我多写几篇，才可能有机会出版。于是我开始更系统地创作，最后写了十五篇短篇小说。在这些故事里，我写下了疫情下的孤独感、文化交融中的碰撞，以及我作为一名中国人在保加利亚的真实体验。思考和写作也成为了自我释放和疏解的方式，真正感受到了兹德拉夫卡在第一次课上说的：“留在这个班上的条件是：你必须要有不得不写作的冲动。”

回头看，这本书的诞生几乎像一场命运的推波助澜。我遇到了对的老师、恰当的环境，甚至因为疫情的特殊时期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平静。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叠加与碰撞，让我完成了一件从未预料的事情，也让我对写作有了更深的理解。

创作这些题材并不是出于刻意，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疫情期间，我留在保加利亚，远离故乡的生活让我不自觉地开始思考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与情感。那段时间，我重新审视身边的人和事，回忆自己的经历，以及平日生活的点滴，自然而然把它们化为一个个故事。

在写作时，我并没有刻意去传递某种信息或展现某些社会问题。对我来说，写作更多是一种情感表达。后来我的主编告诉我，他在读完这些故事后最大的感触是，尽管中国对于大多数保加利亚人来说是一个遥远且陌生的国度，而且西方主导的话语系统往往对中国存在刻板甚至负面的描述，但这些故事让他感受到，中国人和保加利亚人在情感上没有本质的不同。痛苦、挣扎、幸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本质的情绪是相通的，与国家或文化背景无关。

这让我意识到，即使写作时并未明确设定某种目标，只要写了，就依然可以拉近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这也是我在后来回望这本书时发现它最大的意义所在。虽然当时的创作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但能够让其他文化背景的读者从中看到共鸣和连结，我特别有成就感。

兹德拉夫卡·埃夫蒂莫娃是一个极具个性的人，她不仅仅是作家，还是一名国家公务员。她从未辞去本职工作，一直在繁忙的公务员生涯中坚持写作。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信息时，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她的文风和她的职业身份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她虽然年长，但是性格非常鲜明，与那种温和慈祥的年长者形象截然不同。她严格，性格很酷，很潇洒，却会在需要时展现出一种直接而真诚的温暖。比如，在我这本书即将出版时，我鼓起勇气给她发了一封邮件，问她能否帮我写一篇序。原本做好了她可能不回复的心理准备，但没想到她直接给了我一篇非常深刻的序言，分享了她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以及她通过这些故事感受到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共通之处，这让我非常感动。

（《Отдалеч》的拍立得照片）

后来，我准备了成书和小礼物想亲自送给她以表感谢。因为疫情的关系很难见面，我终于等到一次机会当面把书和礼物递给她时，她从工作的地方出来，还没等我开口解释这些礼物的用意，就爽朗地给我一顿祝贺，最后祝我回国一切都顺利，希望我能坚持自己喜欢的事业，抱了我一下，就转身离开了。这种简洁直接却又温暖的举动，非常符合她的性格。她不喜欢浪费时间在形式上的寒暄，却总是用行动来表达她的支持。有一次，大使馆为这本书筹办了一个读书会活动，我想请她给我录一段祝福视频。她不太擅长使用电子设备，但还是克服了巨大的技术困难，说了一段十分温情的话。

（2020年使馆读书会活动）

我对出版社主编内克·根彻夫的印象也十分深刻，他同时又是个音乐家，也是个诗人。现实接触中并非最善言辞的人，但却丝毫不吝真诚和温暖的交流。和兹德拉夫卡一样，他不喜欢迎合所谓的社交规则，而是将所有精力投入到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上。他们的这种潇洒和真实，让我非常钦佩，这种在常人看来的“怪”和他们性格底色中透露出的“温暖”，可能正是热爱文学和艺术之人的独特状态。我打心底里喜欢这样的人，也希望以后的自己能更有勇气，不怕做别人眼中的“怪人”。

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契机，也是我开始认真思考写作的开端。虽然这个项目本身并不是以写作为主，而是更注重翻译和编辑，但其中的一些课程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尤其是正写课。编辑工作要求对语言有极其深入的了解，需要掌握很多日常语言使用中不常关注的细节。这对我来说是个挑战，也让我意识到语言规则的重要性。

（2019-2020学年“翻译—编辑”项目班级合影）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些知识会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直接影响，但后来它对我教学工作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比如，语法规则让我更好地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有些学生非常依赖语法结构，这能给他们在学习和使用语言时带来安全感。我自己在学习语言时是一个更自由随性的方式，不太在意语法规则，但通过这个课程，我能更好地调整我的教学方法，使之与学生的要求相符。

此外，这段经历还让我更加关注语言的表达精确性，这不仅是写作的基础，也让我在编辑过程中更能体会作者的用意，找到最合适的表达方式。可以说，这段学习经历虽然看似平凡，却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看待语言和写作的方式。

索非亚孔子学院会议的口译工作整体来说挑战不算太大，因为这个会议基本上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内容通常围绕中保教育合作，议题相对固定。此外，会议会提前提供致辞稿件，领导发言也大多在准备范围内。虽然会有一些即兴的问题或祝福需要交替传译，但因为是熟悉的领域，处理起来比较顺利。

（耳语口译工作照）

不过，有一次为一位保加利亚铁路公司的老板做陪同口译的经历让我印象深刻。这位老板来中国考察工厂并拓展业务，涉及许多专业术语。当时，我不仅需要提前学习大量中保双语的技术术语，还得在会见前通过图片和老板确认各种设备、零部件和工业流程的翻译是否准确。这种深入一个陌生领域并为交流搭建桥梁的过程，非常具有挑战性，但也特别有意思。

陪同到工厂考察时，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盾构机这种三四层楼高的大型设备，感到非常震撼。我意识到，通过口译的工作，我能够进入平时不可能接触到的领域，遇见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这和翻开一本书去探索一个新时空的感觉很相似。这些经历让我不仅增强了专业技能，也丰富了人生体验。

探索中保文化的交集，首先需要深入了解另一个国家的文化。这种体验十分特别，因为它迫使学习者去思考一个陌生国家的逻辑：为什么人们有这样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他们喜欢这些食物？这些习惯和选择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和社会因素？这种深入探索的过程极其珍贵，除了学习语言或长期生活在该国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机会能让人完全让自己向另一个民族的生命经验敞开。

（2015年大一时穿保加利亚民族服装参加欧洲文化节）

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对方文化十分陌生，甚至奇怪。但随着了解的深入，会逐渐意识到，对方也会以类似的方式看待我们。最终，学习者会明白，文化的差异只是由历史、政治等因素交织而成的表象，深层以下，人与人的共通之处比差异要多得多。这样的认知能帮助学习者获得一种新的视角：在文化的多样性中看到人类的共性。

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并理解另一种文化，学习者能够培养出一种更宽广的包容能力。这不仅对跨文化交流有帮助，也能提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理解和接纳他人和陌生事物的能力。这种收获是学习保加利亚语乃至任何一门外语的最大意义之一。

我很喜欢旅行。每当有假期，我都会尽量去不同的国家体验全新的文化环境。我喜欢陌生的环境，喜欢投身在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自然和人文氛围中。

（2020年在保加利亚里拉七湖）

在旅途中，我一定会品尝当地美食、学习一些简单的语言，甚至模仿他们的生活习惯。这可能就是前面说到的，从语言学习中保留下来的习惯，会想要去理解了他国文化的独特性，摒弃刻板印象，同时也感受没有国界之分的大自然的治愈力量。在陌生的山川湖海间，生活中的琐事和烦恼都会显得微不足道，这会让我面对日常的困难和挑战有更稳定的情绪。

跳舞是我最近几年投入时间最多的兴趣之一，一开始是因为喜欢K-pop才入门，后来逐渐接触了其他的街舞门类。我喜欢跳舞带来的纯粹的专注感，因为每次课都需要学习记忆一段新的舞蹈，需要完全的身心投入，这样就从物理上隔绝手机，心理上也像做了一次马杀鸡，会让我完全放下工作和生活上的烦恼。跳舞不仅仅是一种让身心充电的运动，还让我认识了很多工作和学习领域之外的朋友，社交圈的丰富和多样化是对心灵和人格很好的保养方式。

至于羽毛球，它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学生时代，也延续到现在。大学期间，我和附近几所学校的朋友会定期约在北外的羽毛球场打球。那时候羽毛球场成了我们的社交中心，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即使在紧张的考研备战期间，我也会每天抽时间打球，这不仅是为了锻炼身体，也是一种提高效率的方法。我发现运动后的精力和专注力都显著提升，所以这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一种事半功倍的生活方式。

（2017年北外杯结束后和院队队友合影）

总结来说，旅行、跳舞、羽毛球还有很多其他的运动和爱好让我在不同的环境中找到了生活的平衡点和快乐源泉。它们与工作和学习之间是相互滋养的关系，而且还能让我保持健康和好心情，提高了适应力和情绪管理能力。

我的时间管理风格可以用“随性中带点计划”来形容。平衡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并不是严格按照时间表，而是根据当下的状态来调整。比如，有时候早上醒来原本计划看文献，但状态不佳、脑子转不动时，我就会改做一些机械性、需要动手但不太费脑力的事情，比如填表格、处理教学管理任务之类的行政工作。如果突然感觉到状态不错，那就专注地啃书、写东西。总之，我会尽量找到一个能让自己顺畅工作的节奏，而不是逼迫自己按照时间规划硬做。

兴趣爱好上也是一样。我一般每周二、四安排跳舞，但并不是绝对固定的。有时候状态来了，周四可能改去打羽毛球，甚至什么也不做，换成一场放松的散步。我喜欢让兴趣爱好成为调节情绪的出口，而不是额外的“任务”。

（2024年冬天到越南避寒吃pho）

不过我也是一个非常离不开外部推动力的人。比如，导师给我布置任务和设置的明确截止日期对我特别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一个deadline，我写东西的速度会特别慢。回过头看，她安排的每一件任务都很有意义，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包括小说的写作也是，我需要有人给我一些写作主题，给我一个出版计划，我就能把东西写出来。

说到底，“完美平衡”是不可能的，我能做到的只是在日常中找到节奏感和满足感。如果非要总结，那我的时间管理就是“随性中有目标，压力中找动力，切换中寻新鲜”。这样一来，不仅事情能按时完成，生活也更有趣了。

目前我的文学创作暂时没有明确的计划。因为现阶段的工作和学业任务比较繁重，我需要先完成博士阶段的研究以及青年教师的各项工作。文学创作的契机可能需要等到未来有机会能安静下来，比如在保加利亚生活半年或一年时，才可能重新提上日程。

不过，文学翻译是我近期集中接触的领域。最近我参与了一些文学翻译工作，深感这项事业不仅对文化交流工作有帮助，对我个人的成长意义也非常重大。比起单纯的阅读，翻译会推着我完全进入并要求我去理解另一个人所构建的世界，我必须清空自己，完全任由作者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语言。翻译完一部作品，好像体会了一次全身换血，同时又觉得自己的思维被拓宽了，像是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理解世界的工具包。

谈到这里我还想说，我认为人工智能的崛起虽然带来了许多便利，但文学创作和思考的深度是AI无法替代的，是人类的自留地。特别是在外部环境不佳、危机频发的时刻，文学往往最能为人们提供精神上的慰藉和启发；而且我们也会常常发现，很多的烦闷苦痛，其实早就有文学作品提供了方案，或者给出了足够的共情。这种不可替代性让我更加坚定地想要在文学领域继续探索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