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的精神》，1749年版，德国历史博物馆，“什么是启蒙”特展）
孟德斯鸠因为多种原因具有持久的吸引力。他被视为一场全球范围内政治体制大变革的先驱思想家。那次政治体制剧变是历史的转折点，我们仍然生活在那个时刻所创生的路径依赖当中。任何想要理解当今主流政治体制的人都将一遍又一遍地仔细研读他浩如烟海的杰作。孟德斯鸠和他的启蒙思想家同伴们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作用自然不用多说。他对于英格兰体制的推崇，包括某种程度上的误解，同样确立了英国人改进自身体制的目标和方向。最引人瞩目的是新世界对于他的分权思想的实践，这创造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没有一位政治学家会质疑孟德斯鸠思想对于美国国力强盛和政治稳定所具有的正面作用。他对于专制的分析在政治认知层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在19世纪末的中国现代化时期成为了改革派知识分子（尤其是梁启超）理解自身政府形式和文明的最重要的工具概念。
除了孟德斯鸠作为现代性先驱的人物之外，他产生的复杂影响也让人遐想。他到底是一个最早为商业社会背书的自由主义者？还是一个仍然对古代政治理想抱有冀望的共和主义者？或者，他其实是一个秉持着文化相对主义的极端激进分子？这些问题的答案当然与孟德斯鸠各种政体的性质与原则的分析息息相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取决于他分析社会世界的方法。经验主义的还是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不仅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他对于各个政体的评价，更关键的是，决定了在他心目中普世性的“最佳政体”是否存在。
分析方法与政体分类
亚里士多德根据统治者人数以及最重要的正义原则划分出了三种正统政体和三种变态政体，相比之下，孟德斯鸠更像是依据社会的整体架构以及是否宽和和自由归纳了历史上出现过的政体。孟德斯鸠没有明确说明如此划分政体类型的原因。然而，我们大体可以看出，共和政体的历史原型是古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意大利的大城市，君主政体的历史原型是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出现的大型民族国家，而专制政体的历史原型则是东方诸国，包括波斯、中华帝国和日本。分析孟德斯鸠的政体分类标准是有益的，我们既可以看到孟德斯鸠所打造的社会科学分析工具，也可以看到孟德斯鸠使用的崭新分析视角下政治社会的本质。
孟德斯鸠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君主制时步入歧途，后者的对政体的分类依据基于君主对于公共善的看法以及取得政权的方式。在孟德斯鸠看来，一个体制的关键不在于统治者是否有美德。统治者的品德并非变量，而是常量，因为“每个有权的人都倾向滥用权力，这是永恒的经验。”效仿孟德斯鸠在《罗马》的论述方式，我们可以说，在没有intermediate powers的情况下，即使偶然地出现一位为公众利益着想的君主，君主制变成僭主制是迟早的事情，至于政体退化的具体时间只是基于机遇罢了。“命运中的偶然事件是易于补救的；而从事件的本性中不断生产出来的事件则防不胜防”（第十章第13节）。因此，只要一个政体中只有一位享有绝对权力的君王，不管其的品行如何，这种体制本质是一个专制体制。
穴居人的寓言展现了孟德斯鸠对于社会起源问题的独特看法。无论人性如同霍布斯的设想一般是自私自利的还是如沙夫茨伯里的设想一般是品德崇高的，都无法直接构成社会长久延续的基础。一个复杂的社会有其自身的性质，并非由起源决定，而是由社会机构、道德原因和物理力量决定。因此，借郁斯贝克之口，孟德斯鸠否认了探究自然状态的必要性。
一般原因成为了孟德斯鸠对于因果法则的关键表述。“物理原因和道德原因”的结合将赋予一个民族一种精神，它将限制并构造该民族的政治可能性。非理性和偶然因素也许可以起一定的作用，但他们需要依靠一般原因才发挥作用。“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就是：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风俗、习惯。结果就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一般的精神。在每一个国家里，这些因素中如果有一种起了强烈的作用，则其他因素的作用便将在同一程度上被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孟德斯鸠跳脱了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传统，也区别于现代早期的自然状态学说。想要得到关于政治社会的法则不应从统治者的品德和对人性的假设入手，而应将可以观察到的社会事实和物理条件进行归纳和比较。
以赛亚·柏林认为孟德斯鸠的政体划分方法完全借鉴了亚里士多德，因此具有目的论特征。然而我认为他们二人的相似只是表面现象。原则只是各种政体运作的原理和动力，并非其目的。长期稳定的、非人化的社会事实和物质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体的性质和原则，但它们没有为政体的发展设定最终目的。实际上，政体的性质和原则是特定的社会事实和物质条件的表征。在潘戈看来，孟德斯鸠开辟了一个新的自由主义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历史-习俗的权利取代了规范性的自然正当。当然，对于孟德斯鸠来说，历史规范仍然是对自然正当起补充作用：但他毫无疑问迈出了第一步。这是新科学由自然领域延伸到社会分析的表征。
相比之下，古典政治思想家更关注于规范：在他们看来，只需弄清人在既定社会中应该追求什么、避免什么就足够了。因此，他们试图了解的不是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起源，也不是这些现象的实际情况，而是这些现象应当如何。他们的目标不是尽可能真实地呈现自然的面貌，而是将一个完美社会的理念展现在我们的想象中，一个可以效仿的模范。涂尔干将古典政治思想家的努力戏谑地称为“艺术”。与此相反，孟德斯鸠的主要目的是认识并解释什么已经存在。
这种专注于实然而非应然的分析方法，在列奥·施特劳斯看来，从属于马基雅维利开辟的政治哲学传统。这一新兴的传统不够尊重伟大的古典思想：它认为后者将目标定的太高，对于理想政体的推崇实际上是不可行的。孟德斯鸠更进一步思考是否有普适性的政体。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就表达了一种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态度，这种态度引向了宗教宽容，也意味着怀疑普遍标准。他尽量不对异邦的风俗进行批判，因为他知道在异邦人看来欧洲的文化同样十分奇怪和不合理。同样，他也不会对不同气候所塑造的政体进行道德评判：如果在气候寒冷的英国允许自杀，那么，由于炎热的气候如此不可控制地推动着人的纤维和脾气，为什么不在亚洲允许奴役呢？
这种放弃价值判断，将自然正当定义为“在大多数时间里对所有人起决定作用的基本需求和冲动”而非“渴望达致美好生活的愿望”的现代传统被施特劳斯称之为“人的降格”。他认为孟德斯鸠的教诲与柏拉图的智慧全部背道而驰。
作为核心问题的专制
想要理解孟德斯鸠对于各种政体类型的价值判断，就必须理解孟德斯鸠最关切的现实问题。施特劳斯学派认为孟德斯鸠在专制之下不得不隐微写作，并以此来解释《论法的精神》一书看起来杂乱无章的篇章安排。然而，令我惊讶的是，在认识到孟德斯鸠的处境之后，潘戈居然认为共和主义是孟德斯鸠的主要论战对象。共和政府诚然相当合理的，它们的法律有很充分的理由，这些事实导致了它们的政治稳定性和政治风气。但是，共和宪法是特别脆弱的，因为它们依赖风格、习惯、和公民的态度远胜于依赖明确的立法事实上，这些宪法只适用于具有深刻传统性、一体性并且完全适合政治目标的社会每一种制度，无论是家庭的还是社团的，都必须为共和秩序服务，尤其是要为平等义的政治结构服务。这显然不是一种容易仿效的制度，孟德斯鸠也从未提议效法它。在一定程度上，法国面临的真正选择并非是否走上共和制，而是要在西班牙的发展模式和英国的发展模式下做选择。西班牙自然并非共和政体的典范，相反，它是彻底腐败的专制主义。
对于着眼于经验世界的孟德斯鸠来说，核心关怀一定是现实存在的政体——即，不断堕落的法国君主制。孟德斯鸠所归纳的专制政体，其实是将古代用来描述东方政治的专制概念和君主制的败坏形式———僭主制———结合成一个既可以描述和分析，又可对当时法国政治进行现实批判的复杂概念。这一概念首次严格地试图将东方和西方的政治制度及其生活方式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多次暗示法国的君主制与东方专制实际上十分接近。“法国国王年事已高。在我们的历史上，还从未有一个君主在位这么久，从无此例。据说他本领极高，能令大家唯命是从；他用一贯的天才，治理家庭、朝廷和国家。他对于东方政治极为重视，他常说世界上所有政府最合他心意的是土耳其政府及我们尊贵的苏丹政府。”通过两位波斯智识人之口，孟德斯鸠巧妙地告诉读者：法兰西王国表面上是君主制，其实是东方式的专制。
当时，法国已经在结构层面上趋近于专制。孟德斯鸠多次直言不讳地批评黎塞留和路易十四。实际上，孟德斯鸠认为，法国的专制开始于路易十一（1423-1483）时代，各等级大会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不曾召开了，即使在召开的时候也是失败的。通过对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的高度操纵，君主制造就了一批对现状不满的公民群体，他们不仅不爱国，而且还觉得只有对国家不忠诚他们才能实现自我保护。此外，通过直接出售贵族头衔，王室已经抹去了贵族概念的荣誉特征。“旧贵族变成了廷臣，他们都是些道德败坏的人”。法国的贵族既野蛮又迷信，对外发动狂热的战争，对内压迫农民。另一种致使恐惧的势力——教士同样已经丧失其独立性，完全依附于国王。实际上，宗教与专制主义具有亲和力，因为对来世的信仰使得人们倾向于忍受此世的压迫。
能依靠的似乎只有上诉法院，这成为了当时法国最重要的“中间力量”。法院是司法机关，它的主要职能是记录国王的法令。但是，如果法院认为国王的法律不符合神圣法、自然法或实在法，那么就有权拒绝记录，这也就宣告国王法令无效。路易十四废止了法院的这项权力，摄政王为了争取贵族的支持，恢复了这项权力。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鸠似乎从未设想商业资产阶级或第三等级的下层人士能够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
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恐惧是不由自主的、无处不在的，以至于无法控制。它并非面对危机的临时反应，而是一种永恒的震慑。它对人类的身体和心理伤害极大，毁灭了对于生活的希望。在专制政体下，臣民没有美德、荣誉和知识。“绝对地服从，就意味着服从者是绝对愚蠢的，甚至连发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无须思想、怀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他的意愿就可以了”。按照孟德斯鸠的分析，一切君主政体都将像河流入海那样堕入专制政体。而一旦变成专制政体，其本身无法进行实质上的改良，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就依赖于永久地使用血腥与暴力。
毫无疑问，所有启蒙哲人都不愿意看到法国滑向完全的专制。不同社会阶层背景的人们都希望改革，但对改革的方式和动力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出生于中产阶级而不是贵族的启蒙哲人希望由君主来实行开明专制，例如伏尔泰和狄德罗。他们认为，对开明的专家言听计从的理性而全能的统治者能够迅速把法国改变成一个良好的社会。孟德斯鸠反对这样的幻想，正如上文所说，单凭君王的道德无法阻止君主制的堕落。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用郁斯贝克的人物形象生动地说明开明专制的致命缺陷：他看起来具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追求知识，热爱科学。他一边批评着欧洲的专制制度，一边用残忍的手段管理自己的后宫。这充分说明他言行不一。故事的结尾，他认识到自己并没有得到爱戴。他回到波斯，将自己与妻子们和太监们锁在了后宫里。最终，专制的嫉妒战胜了启蒙思想，哲人王变回了残忍的暴君。人的非理性和自我欺骗如此富有力量，当没有事物能约束它们时力量尤其强大，哲学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作为理想政体的宽和政体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多次将宽和政体作为专制政体的对立面。在一定程度上，孟德斯鸠认为，无论在何种条件下，专制都缺乏足够的合理性。即使是那些热带地区，一个好的立法者也应该抵制气候的恶劣影响；而糟糕的立法者则完全顺从物质条件。然而，现实恰恰相反，专制看起来无处不在，大多数人生活在专制统治之下。这可能是因为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任何宽和的政府，都必须进行极其谨慎细致的管理和规划，必须对政治权力进行最彻底的均衡和调节。与之相对，专制政府则比较单一和简单，因为只要有情欲就可建立专制政体。从理论上来说，只要不是专制政体，无论是适合于气候和习俗的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是可以接受的。
孟德斯鸠对于宽和政体的推崇来自于他对于人性的看法：没有一个唯一的标准足以评价人们的欲望，形形色色的条件下人们所追求的多种多样的目的需要被理解。只要这些价值不具有自我毁灭性，那么就不应当批判。很明显，专制因为依靠毁灭人的生命和品格进行统治而需要遭到批判。进一步说，假如这些目的相互冲突，需要研究它们如何能够相互协调？假如不能完全做到相互协调，它们之间能否取得妥协？比起发现相似性，孟德斯鸠更乐于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差别。尽管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自由可能使我们幸福，也可能使我们不幸，但是，如果没有自由，我们肯定是不幸的。
毫无疑问，孟德斯鸠非常推崇英国，因为其法律以自由为目标。这种体制很难被纳入三种政体类型当中，因为其基于的原则是一切激情。孟德斯鸠称之为“看起来是君主制，实际上是共和制”。这种说法仍然是可疑的，作为现代的商业共和国，英国与古代的商业共和国的典范——雅典——十分不同：它离弃了民主制美德的一致性、严谨和对别人事情的过分关心，却拥有更大的隐私权和言论自由。人民对于世俗财物十分热衷，这份热情使得英国不需要一个共同的宗教来将共同体成员维系在一起。虽然如此，孟德斯鸠并没有提倡将英国的体制移植到欧洲大陆。英国的岛屿、独特的社会结构（在英国，贵族放弃了一部分特权，但争取到了政治权力；在法国，国王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却允许他们保留贵族特权）、气候和法律传统都使得它如此特殊，以至于在政体分类中找不到它的位置。在这里，孟德斯鸠体现了他的经验主义路径，他不赞同激进的改革，因为它会引起无数的非预期后果。
孟德斯鸠没有将英国政制视为是一种普世性的最佳政治。如果考虑到各地在地理和气候方面的差异，从理论上来说不存在最佳政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鸠发现了一个新潮流：欧洲发现美洲后发生的扩张使它变得如此富有和强大，它与过去存在过的一切都有彻底的区别。正如施特劳斯论述的那样“因为在阿姆斯特丹,商品交易已经形成，这完全没有依赖那个大型的军事性君主国的权力，特别是西班牙；相反.那些军事性的君主国却依赖阿姆斯特丹的商品交易，这是他们无法控制的，货币市场，因此这里就出现了一种超政治的力量，超越了马基雅维利主义，这是他们必须遵守的一种力量。”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间位置描述了作为超政治力量的商业，它会打造出一种全新的政治生态：“由商业传播到各地的风习，不同于大规模征战强制人们接受的风习”。换言之，商业的发展构成了历史动力学的一部分。文明形态将要发生历史性转变：国家权力将不再像历史的过去那样依赖军事性力量，而是依赖商业化力量。贸易并不受全球地理和气候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它具有的普世性：“贸易时而被征服者摧毁，时而受君主骚扰，于是，贸易就远离遭受压迫之乡，走遍全球，落脚在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今天，贸易兴盛的地方，过去只有荒原、大海和岩石，过去贸易兴盛的地方，今天只有荒原。”
这种新的力量意味着过去西班牙的征服和法国试图统一欧洲大陆的战争都已过时。英国并没有因为其国家的政制成为新罗马，反而因为成功的商业帝国被视为是榜样。政治家必须在征服和商贸这两个极端之间驾驭国家政策。孟德斯鸠想要在逐渐堕入专制的法国和逐渐商业化的世界中取得平衡。这两种潮流都必须加以回应：他想要推动新贵族与老贵族的联合，恢复贵族权力对法国政治的主导作用，并以此构成中间力量来限制君主权力，同时，法国必须更加积极地参与世界商业贸易。这个方案的核心是基于审慎的原则改造法国，在孟德斯鸠看来，这无疑是最可行且最可欲的方案。温和的君主制成为古代古典共和国的现代替代方案。孟德斯鸠明确表示，君主制是十八世纪欧洲现代国家最合适的政府形式，这些国家偏爱奢侈品，存在社会不平等和占据着广阔领土。也就是说，一种好的政体便是适合于商业精神的宽和政体。
结论
孟德斯鸠用经验的方法归纳了已经出现的三种政体。即使形态各异，三种政体都反应了中间力量和权力制衡的重要性。然而，这三种政体更多属于过去，而非孟德斯鸠所观察的当下和未来。换句话说，这三种政体本质上是前现代的，因为它们都没有回应经济发展的要求。随着商业作为超政治力量迅速在全球产生影响，它将深刻且永久地重塑政体的原则和性质。商业原则已经在英格兰确立了一种新的共和体制，它与古典共和国如此不同；它们基于的原则也并不相同。当时，一个基于商业原则且良好运转的君主国尚不存在。孟德斯鸠希望法国可以在较少的政治变革之下容纳足够大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他没有归纳当专制政体与商业原则结合在一起时会发生什么，不过18世纪末法国体制的崩溃似乎展现了一种可能的答案。商业或许会使得三种政体趋同，但因为领土规模、气候和习俗的原因，无法完全消除其间差异。当经验尚未充分展开时，经验主义者的论述往往是不够完全的。虽然孟德斯鸠是一位经验主义者，但人性和商业在经验层面的普遍性仍然使他最终推崇的是适合于商业精神的宽和政体。凭借出色的归纳能力和洞察力，孟德斯鸠的分析结合了古今政府的一般规律和新兴历史趋势，为后人思考理想政体提供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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