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小平——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然而，这时候就有知青通过上学、当兵、进工厂、借调机关、病退等直接或变相地离开农村回到城市。
知青或者还有部分干部以及下放户到农村落户的时候敲锣打鼓，动静很大。“上调”的时候却悄无声息，暗流涌动。往往当大家知道有人“上调”的时候，有些人已经办好手续一溜烟走了，那情景仿佛走慢了就走不掉了似的，可见“扎根一辈子”的口号绝大部分人都是喊在口头上，骨子里他们并不想待在农村。
知青“上调”的过程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男知青一般采取向生产队和大队两级干部行贿送礼，以期获得他们开绿灯放行，然后托人做公社有关部门的工作，其手段其实也是大同小异。厉害的是县政府直接下指标把人调走，连“上调”的形式也免了，这叫“朝中有人”。下面也没有办法，只得放人。
女知青能够提前“上调”总觉得蒙着一层诡异的面纱。她们是怎么走的？用的是什么方法？外人当然不得而知。
本大队有一个姓张的漂亮女知青上调回城来向我们道别的时候，我们都为她高兴，后来才知道，原来她是做了公社会计的情人，是会计帮忙做了工作才得以离开，期间她居然还为会计打过两次胎。
当时，我们所下放农村的镇江东郊谏壁公社长岗大队，插队人员主要是以上海、南京、镇江本地知青为主。
上海是大城市，曾经的十里洋场，上海知青家境比之其它地方知青要优渥，所以上海知青运作自己的“上调”普遍身段柔软，手法多样……他们是当时农村走得最快最早的那一部分人。
南京是大中型城市，还是六朝古都，当过中华民国首府。但南京知青普遍像北方汉子，个个孔武有力，他们争取“上调”的手法也相对要简单粗暴。我就亲眼目睹一个邻村的南京知青对大队干部采取“盯人”战术，即你到哪我到哪，你吃饭我吃饭，你上厕所我也上厕所，你回家我跟你回家……大队干部被“盯”得哭笑不得，无可奈何，只得答应安排该知青尽早“上调”。这位知青对大队干部的名言是：你就当我是个屁，把我放了吧！
镇江本地知青人员组成比较复杂，有干部子弟、工人子弟，小市民子弟，还有一部分没有读过几天书的“社会青年”，他们也滥竽充数般地被下放农村当作知识青年，但他们只是青年，并没有知识，充其量只有小学毕业。
干部子弟“上调”往往渺无声息地就走了，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个中的缘由旁人用脚指头想想也略知一二。“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句话其实在任何时候都适用。
其它工农子弟托关系找门路也各显神通，陆陆续续走了一部分，但也有沧海遗珠。
我们村子隔壁西湾生产队有个知青点，当时下放的时候有男女知青十几个人，慢慢地都调走了，只剩下一个姓王的瘦瘦的男知青。他没钱没势，也没有关系，便守着几间知青点的小房子默默地参加劳动。每天上工收工，影形相吊，茕茕孑立，孤单落寞得让人同情。看他那个样子，像是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了。
然而春雷一声震天响，忽然间就有中央文件颁布，知青可以应走尽走，原则上全部回城，原来从哪里下放，就可以回到哪里去。
宛如蜇伏的冬虫，在惊蜇雷以后慢慢地苏醒过来。很多原来并不指望自己能够“上调”回城的知青们凄苦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云破云开般地笑容，他们不再自卑和难为情，相互见面便公开打听对方何时“上调”，安排什么工作。有人想到马上就能回城，兴奋得晩上睡不着觉，半夜里起来去和其它知青串联狂欢。
这次中央文件颁布，最受益的是那些普通工人、小市民家庭出身的知青和所谓黑五类家庭出身的知青，以及原本是城市“社会青年”，不是知青却又被充作知青的下放知青。
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甚至还被打入了另册，没钱没势，原本以为就扎根一辈子了，没想到老树开花，枯杨生稊，一天阴霾被风吹散……他们不用求告托人，也不用花钱打点，就可以无差别地上调，再次实现了城乡户籍的转换，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他们所熟悉的那个叫做“城市”的地方。
我们村里有三个女知青，其实她们没上过几天学，属于城市里的“社会青年”。她们因为是嫁给了当地光棍农民才到这个生产队插队落户。她们都已经生了小孩。她们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回到城里，甚至带着自己的农村丈夫和孩子一起回去。
当时，有很多知青和充作知青的“社会青年”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回到城里参加了工作，他们谢天谢地谢人，发自内心地感恩党和国家的政策，下定决心要努力工作报答政府和社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他们做梦都不知道，他们其实还要感恩和报答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上海籍云南知青丁惠民。
关于云南知青冒着坐牢枪毙的风险上访请愿“我们要回家”终获成功，最终导致国家改变上山下乡政策、让所有知青悉数上调回城的故事已经报道很多了，我这里就不再赘述，我们需要诘问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回家”运动没有发生在上海和北京知青人数最多的新疆或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而是发生在云南？答案很简单，因为这里有丁惠民！
毋庸讳言，我认为历史就是英雄创造的，丁惠民就是那个时代的知青英雄！
在那个年代，知青的任何上访请愿都可以解释为带头闹事，冠以破坏上山下乡的大帽子，就可以逮捕严办。
当时丁惠民能够豁出去做“出头鸟”，毫无疑问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他是准备去杀头或坐牢的，他是作为一个殉道者在挑这个头。所以他在当时知青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其历史地位也是不容替代的。丁惠民和诸知青领导云南知青上访请愿终获成功，也惠及了全国知青，现在对他们作如何评价都是不为过份的。
我个人认为，当年知青悉数回城对国家和社会有几大好处：
一，消弥了不安定的因素。对知青本人的蜕变和再造就不在文中交待了。
二，对农民而言，少了知青在原粮食产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分食他们的口粮，减轻了当地农民的负担。
三，杜绝了农村干部因知青上调等一系列暗箱操作越来越公开的寻租、收贿和奸W女知青。
四，给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增加了几千万建设生力军和压舱石。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是改革开放的初始年，实行四个现代化最重要的力量就是这些不怕苦不怕死只要在城里活下来就啥都肯干的几千万知青。没有他们的燃烧和奉献，也许就没有今天的经济繁荣和满目的辉煌和璀璨。
如果考虑到知青回城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那么当年丁惠民等人领导知青回城的意义和其历史地位就还需要予以重新评估。
惊悉丁惠民已于2024年9月22日18时10分不幸逝世，享年71岁。但丁惠民和他的战友，不愧为知青心目中的英雄。他们是知青历史中矗立的一座丰碑，他们的名字是全体知青的荣耀，必将镌刻历史，长存不朽！
为知青英雄丁惠民致哀！
丁惠民千古！
2024年9月25日
附：
唁 电
镇江市知青作家协会
2024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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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楚江
统稿：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