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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诸君可点击以上链接，阅读李昕先生《书法的行迹》之原文，特此说明
李昕“丑文”批评
文/长安居
世间有“丑书”之说，在我看来，真正意义上的“丑书”应指苏士澍、吴雪、骆芃芃之流笔下毫无美感可言的毛笔字迹。因此，举凡没有审美价值的绘画、文学、篆刻作品等，也都可以命名为“丑画”“丑文”“丑印”等等。“丑”与“美”对立，却与假和俗息息相关。
中国书协驻会副主席李昕先生最近在某权威报纸刊出其大型散文《书法的行迹》，如从文学审美的视角观照此文，这无疑是一篇大悖散文创作之美的低劣文章。此文首先在于作者感情的虚假造作；其次，行文的技法也显得异常粗疏幼稚；再次，此文所阐述的内容，全是他者的观点，没有一丝一毫个人的独立观点。因而如谓李先生的这篇文章是不折不扣的“丑文”，当称贴切允当。
稍微谙于写作的人都知道，除了写作特定“公文”外，一切文学创作最大的天敌就是虚伪和作态。确切来说，李昕先生《书法的行迹》一文即一篇集虚伪和作态之大成的“丑文”。李先生这篇长达七千余字的“大散文”并没有一条贯穿始终的恒定主线，八个版块的内容均可各自独立，由此可见李先生并不懂得散文写作“形散神聚”的常理。而此文八个版块的内容也少见实际内容，基本是他各色“豪情”毫无节制地宣泄，故而此文通篇充溢着酸腐、空洞之气。在散文写作中，抒情过度就会流于滥情，从而失却散文的真与美。著名作家梁实秋先生曾说，“散文之美，美在适当”。所谓“适当”，第一要抒写个人情感之真，第二要避免没有节度的滥情。假如硬要从李先生的这篇“丑文”内部拽出一条“主线”，那么这条“主线”即此文从头到尾的滥情。
红笔标示的句子，都在病句之列，只李昕先生一个人可懂。诸如此类的病句，在此文中俯拾皆是
可以这么说，李昕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流露出的情感既装腔作势又张扬外露，即便是他笔下的自己，在本文的中也随着这种无比虚假的情感变得虚幻、摇晃起来。
比如，李昕先生在文中反复咏叹书法的伟大，以及他个人对书法的尊崇和挚爱，但现实中的他，对于当下书法界那些耸人听闻的学术腐败现象，却又会竭尽全力地包庇纵容之，由是，《书法的行迹》中的李昕和现实书坛中的李昕，就会在我们阅读过程中形成一个巨大反差。设若李昕先生在此文中对书法表达的挚爱情感是真实的，为什么现实中的他对于书法的态度，又是如此不以为然？《书法的行迹》一文通篇极度的虚假造作，以此可窥全豹矣。元好问有名句曰“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这一名句所主者是指，一个人写文章倘若不是出于自身的真情实感，又何必拿出来丢人现眼呢？李昕先生《书法的行迹》一文不唯是“丑文”，更是“假文”，艺术水准低劣若此的文章见之于世，的确只得到了丢人现眼的效果。
尽管李昕先生是出于名校的大博士，但其为文自始至终都充斥着一种十分肤浅、幼稚的“学生腔”。《书法的行迹》一文即“学生腔”满满的浅陋、粗劣之文。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先回眸一下自己既有的写作历程，我们在小学生初中生时代，即初学作文的那些岁月里，无不喜欢在文中堆砌各种华丽的辞藻，以炫耀自己的“博学”。
其实，当华丽的辞藻被四处堆砌之际，文章内在的精神锐度随之会大幅度抵消，故而凡辞藻华丽的文章，留给读者品味、想象的空间就会变得异常狭窄，而作者自油心性的抒发和真实内心的展示，也必然同时受到最大限度的束缚、消弭，所以辞藻华丽的文章几乎可与空洞划上等号。散文写作的精神锐度、深度等，是依靠作者个人的精神发现去展开、实现的，而不在华丽辞藻运用的多寡。比如以上截图所示的这种叙述方式——“甲骨文开阖揖让、稚拙生动……”，是为典型性高小学生或初一学生写作主题演讲稿的技法。李昕先生与在下同庚，都是年过半百的中年人了，但他说话行文的口气却像一个小女生小男生似的，这又何必呢？李昕先生为文的肤浅幼稚，实在令人哑然失笑。
一切写作的终极目的是向读者呈现个人的独立观点，最忌讳者是人云亦云、鹦鹉学舌般的无个性化。李昕先生之《书法的行迹》一文，虽然写得洋洋洒洒，满纸烟霞，但文中引用的知识，包括表达的观点等，均为寻常“教科书”中的成说（标准答案），在这篇七千多字的长文里，自始至终都听不见他自己的声音，看不见他自己的身影，李文最大的缺陷正在此也。
另外，李昕先生或许为了追求某种“正确”，在文中一口笃定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我们都知道，“文明”的概念得以确立，是基于文字、青铜冶炼技术和城市形成等三个要件的确立，用此三要件的概念来衡度中华文明的历史，最多3500年左右，上限不会超过四千年；李文又说“长城维护了民族安危”，那“五胡乱华”等一系列历史事实又怎么解释？“长城”从来没有维护过民族安危好不好。
总而言之，李昕先生的《书法的行迹》一文，是一篇文学审美、创作水平极端低下的浅陋芜杂之文，但是，整个书法界在面对这样一篇不堪芜文表现出的态度，却又是那么让人失望。书法界的很多朋友出于对李昕先生“官位”的崇拜，竟然对此芜文赞不绝口，称赏不已，书法界同仁的公心和智识堕落至此，又岂止于悲哀，他们在李昕先生这篇芜文面前表现出的诸多谄媚之态，实在可笑，更兼可悲。
书法一艺之所以被人们称为“国艺”，之所以在世界艺术之林中葆有不可替代的崇高价值，即在于这门艺术是一种与平等、自油、尊严，乃至正义、理想等息息相关的高级精神现象。因而，没有什么比谄媚权*势更有害书法的了，无论反观历史，抑或着眼现实，书法与权势一向犹如冰碳，不能兼容。珉国时代的大书法家如马一浮先生，谢无量先生，胡小石先生，每每以书法、文章为利器，用此表达对泉贵人物的藐视、蔑视，这种风骨即为今天被我们津津乐道的“珉国风骨”。
当代书坛的实际“当家人”李昕先生写了一篇只有初一中学生水平的“小作文”，用为欺人欺世，整个书法界居然没有一人敢于站在阳光下，对此进行否定、批评，当代书坛中人骨头的软媚，已然达到了历史的最“软”点位。可以这么说，书法家一旦折服于权*势，自然就会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书法家也必定会沦为没有尊严的人，他们笔下的“书法”最多也不过是一种无聊的点缀。当代书风日渐衰飒，是否与大多数书法家的媚态、媚骨充盈有关呢？
与之同时，李昕先生更要扪心自问，这家权威报纸以一个整版的版面刊发阁下的这篇“大文”，是“大文”确有无比高明的水平呢？还是因为阁下的“身份”“地位”特殊，才得以享受到如此隆重的待遇？设若阁下以普通作者的身份，通过正常投稿渠道正常投稿，此权威报纸还会刊发您这篇芜杂稚嫩的浅陋之文吗？于此一项，李昕先生心中自有答案，全体书坛中人的心中也自有答案。
以上红笔标示的句子出自贡布里希，原文是“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原文一读即懂，但经由李昕先生乱改一气，只他自己能读“懂”了。李昕为文的草率和荒诞，以此例可尽窥之矣
李昕先生不同于我长安居，也不同于其他一般书法作者，我们这群书法草根在书法界公共空间发表的一切个人观点，只能代表自己，因此我们只要做到对自己负责即可。身为中国书协法人代表的李昕先生就不同了，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光是代表其个人，更代表了中国书协的社会形象、学术形象。由是，李昕先生《书法的行迹》一文在此权威报纸隆重刊出所产生的消极、负面作用也就凸显出来:
第一，假如李昕仅仅是如我一般的普通作者，如通过正常投稿渠道，向这家权威报纸投寄这样一篇水平低劣的文章，是决无发表可能的。李昕先生此文能够顺利刊出，而且是隆重刊出，是李先生特殊“身份”“地位”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种做派也可以解读为李先生是借助个人“身份”以邀赏邀誉，即满足个人的某种欲望（如名欲、虚荣等等）。这种做派显见是消极的，是需要严厉批评的；
第二，李昕先生的这篇文章的确写得不忍卒读，而这家权威报纸面对的对象又是整个知识界的读者，如果文学界、美术界、戏剧界等各界专家，阅读过李昕先生的这篇“大文”，大抵会暗自哂笑今天的书法界“无人”“无文”，所以此文在很大程度上折损了中国书协的专业形象。难道不是吗？
中国书协在去年岁末发布的《声明》中，有“感谢广大网友和书法爱好者长期以来对中国书协工作的监督和支持”一语，这句话说得好极了。监督书协，首在监督李昕，因为他是书协的法人代表，又是书协最高的行*政长*官，他的一切都将在我们的监督范围之内。在此，本人还需要特别说明一点儿，本人对李昕先生《书法的行迹》一文的批评，仅仅代表了本人的浅见，李昕先生如有不同意见，可以专门著文进行反批评，或者组织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评论委员会的“专家”就此拙文进行反批评，这是本人最乐见的。
但绝对不要再像前番一样，讲理无能，就对拙文“山萜”，这篇拙文如果又得到来自中国书协或李昕先生的“山萜”待遇并不足惜，关键问题是中国书协一方面公开宣示“感谢监督”，而“监督”真的来了，却又被“山萜”。我是担心中国书协再次自扇耳光响亮，再次自取其辱不是。
最后，本人谨向神交李昕先生敬拜早年，向中国书协机关的诸同仁敬拜早年，祈愿中国书协在新的一年里能改变旧有风气，尊重会员应有的权利，尊重来自普通会员的批评、监督，唯如此，中国书协才有可能涅槃重生，创造新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