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界在国企民企关系的论述上缺乏创新。周其仁老师的一个讲话，眼前一亮。大意是，国企民企是一个资产所有权性质问题，这里的资产主要是指物质资产。然而，价值创造的核心是人（人力资源），而不是物质资产。有合适的经营者（如宁高宁），国企也能够创造卓越价值，没有合适的经营者，民企照样没出路。
此论有回避矛盾的嫌疑，但确实指出了关键。所有权是一个（产权理论所聚焦）因素，但执着于单因素是不是过于狭隘了？
价值创造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更是实践问题。理论家可以抓住一个因素不断深化，但实践不能这么来，需要更综合的视角。综合考虑多个因素时，就需要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周老师指出了主要矛盾。
对于不同群体，哪个主要、哪个次要是不同的，因为权限和效用函数不同。
权限是指你所能操控和直接影响的战略变量。如果一个因素十分重要，但你没有权限，把它当主要矛盾，实际上就是躺平——什么都做不了。政府有优化产权制度的权限，因而经济学家对政府大谈特谈产权理论（以及其他制度经济学）有其顾问作用。但企业（无论国企、民企乃至国资委）在该因素上没权限，就不能把它当主要矛盾。企业的权限或者说本分，是把企业经营得好一点、再好一点。其他的，可以期待，不能指望。
如果产权安排确对民企不利，民企就无所作为了吗？当然不是。
对国企民企关系的一个叙事是两者合作互补。在很多领域，出现了国企当总包，民企当分包的模式。有些人津津乐道，但并不值得，其本质还是国企吃肉、民企喝汤。很多情况下，国企能吃到肉，并非市场化因素。所幸国企间竞争日趋激烈，进而在非市场化领域引入了市场的力量，使得民企在下游市场有可能大展拳脚。尽管国企属性可能扭曲竞争者行为，但总体来说国资委的价值导向是明确的。
周老师的立论，延展开来，是一个更强的国企民企关系叙事。无须讳言，国企在要素市场上确实享有一系列“优势”。但正如周老师所说，整合这些要素使其最终创造价值的，是人。在激励人、培养人、使用人等方面，民企比国企更具备灵活性和创造性。可见，国企和民企在价值创造的不同环节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如果在自己具备比较优势的方面，民企做得更极致，完全可能获得超越国企的竞争优势。
这个直面竞争的叙事，在国家发展层面实现了合作互补，超越了前述低层面合作互补的叙事。该模式有助于实现国家复合竞争优势，应是政府期待的。处于立法程序中的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二章第一条，“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包括民营经济组织在内的各类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平等进入”，就是为了保障产品市场的公平。它的通过、落实和保障，正是在为这一叙事实现创造条件。
非常喜欢周老师的这个讲话，它是真正面向企业家的，是带来力量而非无力感的。我推荐大家阅读，链接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