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露天电影回放电影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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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一天，在德清庾村广场，我再次看了露天电影。电影放映前，见放映员准备工作就绪后，开始吃晚饭。在他吃饭的当儿，我和他攀谈起来。他说他已经退休了，放了几十年的电影，也成了编制人员。想当年，两人一个放映小队，要跑两个大公社的山路，而且是“挑担放映队”，条件艰苦。不像现在配有面包车，机器可以放，风雨有遮挡。放映员将近七十年龄，看上去身体硬朗，他边吃边笑说还有老婆给送饭呢。过了会儿，在电影《渡江侦察记》开映前，先放了宣教片《筑牢防火大屏障，守护绿水青山》。对电影，特别是露天电影的过往，我的脑际也开始回放。

人们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其实和物质生活是并重的。视觉艺术是人们最需要、最直观的大众艺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露天电影相应匹配，为人们提供这种需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小城镇、集镇乡村，露天电影盛行。

记得初中时，放学路过新市北街（现新北路）路口，每当周末，我总会驻足在一家水果店门口，看看挂在墙上的电影告示牌，了解当天放映的内容。那时候的露天电影票价是三分和六分，售票的“驼背阿汉”拎着小方形票箱，颇受欢迎。一些人会半路拦下他买票，免去排队的麻烦。

露天电影场地最初设在运动场，后来陆续改作水泥厂、幼儿园、第一完全小学的小操场、第二完全小学的小操场。吃好早夜饭，太阳还高高挂起时，我们便会搬上小椅子或长条凳，提前占领操场的位置。然后，小伙伴们一边玩耍，一边用向父母要来的零花钱买根棒冰或是山楂片、桃干吃，享受着童年的简单快乐。我的一位邻居小伙伴，他父母每天给他一毛钱，一个月总共给三元，这算是特殊的待遇了，可我们大多数伙伴用的都是临时的零花钱。由于当时卫生习惯差，等电影散场时，操场上一片垃圾。

当年放映的电影大部分是国内的战争片及友好国家的外国片。如国内的《铁道卫士》《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打击侵略者》《难忘的战斗》《闪闪的红星》等，还有根据“样板戏”改编的戏曲电影《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国外的有《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看不见的战线》《地下游击队》《回故乡之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对于国外电影，当年还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南斯拉夫电影蟋蟀叫叫，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当年，我还有趣地将电影影名编成一个小故事“银花盛开”，用现在的话说是“影名串烧”。

露天电影简易方便，有个空白场，拉块银幕就可放。小镇、集镇、乡村几乎都有露天电影，不仅新市和新市附近的乡村有，像桐乡的晚村、河山、民合、炉头、南日等都有。最早成立于1971年6月的桐乡河山电影队，配有8.75毫米放映机，至1978年换置16毫米放映机，为农村露天电影流动放映服务。乡镇电影队得从县城拿片子，像河山电影队在1972年就从石门乘船到桐乡电影管理站拿片。

电影《青松岭》上映的时候，我们一群伙伴从新市赶到北栅以外七八里地的原新联公社乐安大队去观看。露天电影设在大队部前的白场，白场前的一条河流，白场上几棵松树挺拔矗立，银幕挂在两树中间，我们坐在几块石头上，有些农民带来了自家的凳子，大部分远道而来的人都站着。这场景使我想起了一些农村会在有农家操办红白喜事时，由这些农家出资放电影，一些孩子爬在树上或是石头上观看，但若想弄点瓜子、零食吃吃却是一种奢望，这场景也颇似电影里青松岭的镜头。近两小时的被电影感染，返程路上，我们伙伴们齐声哼起了电影的主题曲：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吔，叭叭地响哎，哎咳依呀。赶起那个大车出了庄哎哎咳哟，劈开那个重重雾哇，闯过那个道道梁哎，要问大车哪里去吔，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哎。哎哟喂哎哟喂……….

在新市，露天电影最热闹的时候莫过于八十年代初戏曲电影《红楼梦》上映之时。尽管有剧院，但由于座位有限，人们依旧依赖第一完全小学的大操场进行放映。那时古镇热闹非凡，人群熙熙攘攘，甚至附近乡亲也纷纷前来。连续放映多天，昼夜不停，甚至需要在第一完全小学与剧院之间来回跑片。第一完全小学位于宁夏路南往东转弯胡家坟路兜底，每场电影结束时，进出的观众将狭窄的胡家坟路挤得水泄不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七十年代末，室内电影逐渐兴起，与露天电影形成了互补。不少城镇和乡镇相继兴建了电影院、剧院或影剧院。例如，新市镇在七十年代中于宁夏路北口的高登山地段建立了剧院。到了八十年代初，新市镇在北街原同昌地段新建了电影院，但因基础问题成为危房，最终被拆除。自那以后，剧院实际上承担了影剧院的功能。

附近的县城和乡镇也纷纷效仿，如桐乡人民电影院、乌镇电影院、河山影剧院等相继建成。此时，室内和露天电影并重，像1983年10月河山影剧院建成，配备了35毫米电影放映机，室内外同时放映。随着八十年代后期，电视的逐步兴起，人们从集中观看电影转变为分散观看影视节目。最明显的变化是从观看电影《新闻简报》转变为收看电视《新闻联播》。我家在1980年6月购买了一台14英寸彩电，当时出了小风头。每当傍晚，前屋里摆满了自家和邻居的凳椅，八仙桌上放着彩电，供大家一起观看影视剧。特别是当年排球世界杯赛、世锦赛，中国女排夺冠的时刻，以及国产片《霍元甲》和日本片《排球女将》等影视作品，都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

随着电视的普及，电影开始进入商场，小型电影院兴起。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人们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公益性质的文体中心、公园广场、广场舞台在各城镇、乡镇纷纷建立，甚至在许多村庄也有了文化礼堂。广场舞、戏曲、音乐和美术等文化活动逐渐普及到普通百姓中。随后网络电视的出现使得室内电影，甚至传统电视的市场份额都逐渐缩小。因此，影剧院和农村电影基本停映，许多影剧院被关闭或改建。如今，剩下的影剧院寥寥无几，即使存在，也往往被改作他用。就这样，露天电影和影剧院电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虽然露天电影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那些电影器材所留下的深刻记忆，依然在人们心中难以磨灭。在桐乡的洲泉马鸣村，有一所名为《光影故事馆》的展馆，馆内陈列着150余台各式老式电影放映机，它们静静地诉说着桐乡四代电影放映员的放映故事。特别是第四代放映员朱强，他对“老五四型”电影放映机怀有着深厚的情感。

德清、桐乡这些人文荟萃的地方，不仅放电影，还拍电影。浙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人小志大》，取材于1956年春天，桐乡河山的几个少先队员办起小小合作社“平香社”，学着大人模样，平整荒地，改造成田，1958年夏天，试验田开镰，喜获丰收的故事。影片于1958年开拍，片中人物都由河山的生活原型担任演员，洲泉、崇福、河山是主要外景拍摄地。影片于1959年摄制完成，在全国公开上映。影片中生扬的演员由原型姚生扬扮演，他也是我多年的同事，一生劳动不辍，以劳动为荣。

《蚕花姑娘》是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于1963年摄制的，电影取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德清士林水北村（现属新市镇），养蚕嫂子沈月华和她姑娘共育蚕种、“姑嫂养蚕”的故事。电影的外景地取自于新市古镇西河口和士林水北蚕种场（新中国第一个原蚕制种基地、第一个蚕桑试验场）等。如今，沿着桐德公路从新市向西，在水北村路口有一座蚕花姑娘雕像，正是该村 “蚕花姑娘”沈月华的原型，也正是电影《蚕花姑娘》的原型，姑嫂养蚕的佳话流传至今。

改编自茅盾短篇小说《倒闭》的电影，讲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冬天，江南某小镇店家“林源记”老板在困境中挣扎的故事。面对债务重压，小镇上的商铺纷纷打折甩货。上海商行的催债接踵而至，林老板试图通过贿赂商会会长来获取出售日货的默许，借此挤垮小同行。然而，因为钱庄不肯放贷，反而要求还清陈债，林老板不仅承受着钱庄的高利盘剥，还要应对国民党官、警、宪的敲诈勒索。最终，在这场大鱼吃小鱼的争斗中，林家铺子倒闭，见证了从兴起到衰败的全过程。电影中的许多场景，如西河口商业街、太平桥、觉海寺等，都是在德清新市古镇实地拍摄的。这部影片拍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于1959年在全国上映。

以上这些电影都在露天电影放映过。时光流转，电影世界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城镇和乡村的露天电影场。以河山镇为例，十多年前，该镇就重新购置了16毫米放映机，在全镇各村巡回放映，随后又添置了数字电影放映设备，至今每年放映场次达120余场。

跟随这一台台放映机走过来的陆一鸣，是一位坚守者。他从1985年成为放映员起，只要能放映，多少个傍晚，他都伴随着放映机，陪伴着忠实的观众。和老陆一样，德清庾村广场的那位放映员，也是几十年如一日，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如今，露天电影的场地已从农家谷场、村边空地换到了公园广场，放映员们从在职到退休，观众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不变的是露天电影的特殊魅力，与余晖同放异彩！

图片：作者提供

章云祥，出生桐乡，德清人，文字工作者。2018年12月出版《一方水土几代人》，2021年1月，编辑河山镇《峥嵘岁月——来自河山老兵的战斗故事》，2020年5月至2024年3月，编辑《桐乡河山镇志》。目前，参与桐乡河山及德清新市某村的村志的编辑筹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