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微信专栏】之 811 基础窦状卵泡计数对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辅助生殖技术后妊娠结局的影响

文摘   2024-12-09 13:44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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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2024年11月 第40卷 第11期

作者姓名:陈咏,肖玉红,张倩,何泽平,于月新

通信作者:于月新

基金项目:2021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计生专项科研课题(21JSZ11)

作者单位: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生殖医学科



峰会主题


摘要:目的    探讨不同基础窦状卵泡计数(AFC)患者辅助生殖技术过程中的不同临床特征,并分析其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    纳入2020年5月至2023年1月在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生殖医学科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不孕患者,共154例。患者按照基础AFC分为≤22枚(n=63),23~27枚(n=45)以及≥28枚(n=46)3组。所有患者均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结果    不同基础AFC患者的基线血清睾酮、抗米勒管激素(AMH)、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HSS)风险、新鲜周期取消率等指标,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体外受精后,AFC≥28枚组患者的可利用囊胚数(4.3±0.8)个,均显著大于AFC 23~27枚组的(3.6±0.7)个和AFC≤22枚组的(2.3±0.5)个(P=0.012);AFC≥28枚组的优质囊胚率(44.6±12.2)%均显著高于AFC 23~27枚组的(41.2±5.9)%和AFC≤22枚组(27.8±8.3)%(P=0.041)。胚胎移植后,AFC≥28枚的患者临床妊娠率为80.4%,显著高于AFC 23~27枚组(64.4%)和AFC≤22枚组(57.1%)(P=0.038)。结论     基础AFC较多的PCOS不孕患者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后,可用囊胚数、优质囊胚率以及临床妊娠率较高,对妊娠结局具有积极影响。但随着基础AFC增高,OHSS风险和新鲜移植周期取消率也增高,应该注意防治OHSS和新鲜周期取消风险。

关键词:窦状卵泡计数;多囊卵巢综合征;辅助生殖技术;临床妊娠率

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PCOS)影响全球约3%~10%的育龄妇女[1]。多囊卵巢综合征与生殖代谢疾病密切相关,常导致无排卵性不孕、流产、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早产等严重健康问题[2-4]。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IVF-ET)是中国PCOS伴无排卵性不孕患者的常见治疗选择,然而,临床妊娠率很低。影响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妊娠结局的因素很多,包括年龄、抗米勒管激素(anti-Müllerian hormone,AMH)水平、窦状卵泡计数(antral follicle count,AFC)、促性腺激素天数、周期治疗选择、精子质量、卵巢功能状态、子宫内膜厚度、胚胎移植数等[5-10]。其中,AFC与患者的卵巢储备功能相关,影响患者促排卵效果[11]。目前,不同AFC对PCOS患者接受ART后妊娠结局的影响在中国尚缺乏研究探索。鉴于此,本研究比较了不同基础AFC的PCOS不孕患者的临床特征、IVF周期的获卵数、受精卵以及胚胎移植后的妊娠结局,探讨AFC对PCOS患者接受ART后妊娠结局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设计和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2020年5月至2023年1月在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生殖医学科接受IVF-ET的PCOS不孕患者。纳入标准:(1)确诊为PCOS。(2)确诊不孕。(3)年龄≥23岁。(4)同意接受IVF-ET治疗,并签署参与本研究的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肾上腺增生、雄激素分泌性肿瘤、库欣综合征、严重胰岛素抵抗综合征或可能导致高雄激素血症的高催乳素血症的患者。(2)肝、肾功能异常的患者。(3)并发严重感染性疾病或卵巢肿瘤的患者。

本研究共有157例患者符合入组标准,根据AFC的三分位值,对AFC进行3等分。将AFC分为≤22枚(n=63),23~27枚(n=45)以及≥28枚(n=46)3组。本研究根据《赫尔辛基宣言》进行,并得到了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审批号:202H2019PJ004)。

1.2  辅助生殖技术  患者首先接受促排卵治疗,促排卵方案包括:长效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改良长效GnRH、GnRH拮抗剂方案、黄体期超排和其他超排方法。在超排卵期间,临床医生根据阴道超声和血清激素水平来评估卵泡发育状况。IVF或卵胞质内单精子注射(ICSI)在取卵后4~6h进行,受精后16~20h观察受精情况。受精72h后,对胚胎的质量进行评估,并选择1~2个胚胎进行移植。接受黄体支持的患者在胚胎移植后2周测量血清β-hCG(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水平,并在移植后33~35d进行超声检查。本研究中患者优先进行新鲜胚胎移植。当患者在促排卵或取卵阶段有腹水,中、重度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HSS)等不适合新鲜胚胎移植时,进行冻胚移植。
1.3  变量和定义  研究收集的变量包括患者一般特征、生化参数、IVF-ET相关变量和妊娠结局。PCOS的诊断标准包括:患者表现为:(1)临床或生化高雄激素血症。(2)月经不规则和无排卵。(3)多囊病变的超声证据。临床妊娠定义为:除生化指标外,有临床可见的证据表明妊娠,包括超声可见的宫内妊娠囊,异位妊娠,流产或刮宫可见的绒毛膜组织等。通常在孕45d左右,超声检查可以见到子宫内有妊娠囊,甚至可见到胎芽和心管搏动。临床妊娠率=临床妊娠数/移植周期数。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6.0进行统计分析和数据处理。正态分布或近似正态分布的连续性变量以均数±标准差的形式展现,偏态分布的变量以中位值、25分位值和75分位值[M(P25,P75)]的形式展现。分类变量采用例数和百分比的形式进行描述。3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者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3组间分类变量的差异比较采用卡方检验(χ2)进行比较。组内两两比较使用LSD法或者Mann-Whitney U检验。所有的检验都是双侧检验,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AFC患者的一般特征  3组患者的中位基础睾酮(T)水平、抗米勒管激素(AMH)水平、OHSS风险、新鲜周期取消率指标,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指标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研究对不同基础窦状卵泡计数的PCOS患者的激素水平以及子宫特征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AFC≤22枚,AFC 23~27枚和AFC≥28枚的3组患者的FSH、E2和P水平组间比较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组患者的子宫内膜厚度和不同子宫内膜形态特征的组间比较差异也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AFC≥28枚组患者的获卵数为(20.6±9.4)个,大于AFC≤22枚组(17.4±8.8)个和AFC 23~27枚组(18.5±3.6)个,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85)。

2.2  3组患者辅助生殖技术治疗情况  研究发现,3组患者在取卵周期数、不同促排卵方案的使用比例、不同辅助生殖技术方案的比例、促性腺激素(Gn)使用总量以及Gn使用天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2。另一方面,不同促排方案以及不同辅助生殖技术方案对AFC数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3。

2.3  3组患者受精和胚胎发育情况对比  研究发现,AFC≥28枚组患者的可利用囊胚数(4.3±0.8)个,均显著大于AFC 23~27枚组的(3.6±0.7)个和AFC≤22枚组的(2.3±0.5)个(P=0.012)。AFC≥28枚组的优质囊胚率(44.6±12.2)%,均显著高于AFC 23~27枚组的(41.2±5.9)%和AFC≤22枚组(27.8±8.3)%(P=0.041)。

3组患者的正常受精率、卵裂数、正常卵裂率、D2~4细胞数、D5~8细胞数、可利用胚胎数、优良胚胎数、优良胚胎率、囊胚培养数、囊胚形成率、优质囊胚数等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4。

2.4  3组患者的妊娠结局比较  AFC≥28枚的患者临床妊娠率为80.4%,显著高于AFC 23~27枚组(64.4%)和AFC≤22枚组(57.1%)(P=0.038)。3组患者的生化妊娠率(7.9%,4.4%,4.3%)、异位妊娠率(1.6%,0,2.2%)、流产率(3.2%,6.7%,13.0%)、活产率(62.2%,62.5%,71.8%)、早产率(26.1%,28.0%,32.1%)、胎儿畸形率(0,3.0%,0)以及低体重儿出生率(27.6%,27.3%,28.6%)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结果表明,患者的基础AFC不同他们的临床妊娠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3.1  AFC与PCOS患者妊娠结局关系  PCOS是育龄妇女最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之一,会影响卵巢功能和卵母细胞质量,甚至导致不孕。IVF-ET是PCOS不孕患者的常用治疗方法,但临床妊娠率较低。研究影响PCOS不孕患者妊娠结局的风险因素,对于提高此类人群辅助生殖技术后的妊娠率,改善妊娠结局有重要的临床意义。AFC是PCOS的诊断特征和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的参数之一,在不孕不育治疗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12-14]。

本研究结果发现,AFC≥28枚组患者的可利用囊胚数和优质囊胚率均显著高于其余2组。胚胎移植后,AFC≥28枚患者的临床妊娠率也显著高于其他2组。这与既往研究发现的趋势一致。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不孕妇女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后临床妊娠率随着AFC的增加而增加,该研究认为AFC联合其他特征可预测不孕患者辅助生殖技术后的临床妊娠结局[15]。另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也证实AFC可预测IVF的结局,AFC高的患者活产率较高[16]。一项前瞻性观察性研究发现,经IVF或ICSI治疗后,妊娠率和活产率与AFC呈对数线性正相关。对于PCOS患者来说,治疗效果更好,且不依赖于排卵状态[17]。Meta分析显示,基础AFC越多,获卵数、临床妊娠率等妊娠结局指标就越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8]。上述研究表明,AFC与接受辅助生殖技术的患者(尤其是PCOS患者)的妊娠结局可能是正相关关系。但也有研究认为AFC与AMH水平都是体外受精期间卵巢反应的良好预测指标,却无法预测妊娠结局[19]。

3.2  AFC与卵巢储备功能的关系  AFC与患者卵巢储备功能有关,是PCOS的诊断特征和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的参数之一。在本研究中,不同基础AFC的PCOS患者超排后获卵数没有显著差异,但基础AFC较大的患者IVF后可用囊胚数和优质囊胚率明显有优势,而且3组患者之间的AMH水平和睾酮水平存在显著差异。AMH由原始卵泡中的颗粒细胞和卵泡膜细胞释放,反过来AMH也会参与卵泡发育,并在不同发育阶段影响下丘脑-垂体-性腺轴[20-22]。血清AMH浓度与AFC密切相关,AFC少可能导致血清AMH水平低。而且AMH是公认的反映女性生殖潜力的生物标志物,反映了初级卵泡的数量及其对外源性促性腺激素的反应[22]。AFC与AMH之间的关系,是女性生殖健康评估中的两个关键指标。AFC作为超声检测下卵巢中直径2~10mm大小卵泡数量的统计,直观反映了女性卵巢内潜在可用于受精和发育为胚胎的卵子数量。而AMH作为一种由卵巢窦前卵泡和小窦卵泡的颗粒细胞分泌的糖蛋白,其水平的高低则直接关联着卵巢的储备功能和生育潜力。AFC的增加往往伴随着AMH水平的升高,这提示着卵巢储备功能的良好和生育能力的旺盛。反之,当窦状卵泡数量减少时,AMH水平也会相应下降,可能意味着卵巢储备功能的衰退和生育能力的降低。因此,在评估女性生殖健康和预测生育能力时,AFC和AMH水平的检测常常被同时采用,以提供更全面、准确的诊断信息。研究发现,在体外受精周期中,基础血清AMH水平与AFC、刺激后获得的卵泡数量和回收的卵母细胞数量显著相关[23-24]。总睾酮与卵巢体积和窦状卵泡计数相关[25]。高水平睾酮通过抑制FSH信号通路抑制卵泡发育[26]。反过来,这也可能是不同基础AFC的PCOS患者血清睾酮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而AMH、AFC以及血清睾酮水平对PCOS不孕患者制订合适的辅助生殖技术测量提供参考。本研究虽然证明了基础AFC与PCOS患者的临床妊娠结局有关,或许可作为临床妊娠结局的预测因素,但未对AFC进行定量其诊断阈值为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但是,通过Meta分析表明周期前监测窦状卵泡可作为重要的预测工具,以帮助临床医生制定最佳的刺激方案,加强卵巢反应的敏感度,提高体外受精的成功率,并可作为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的重要指标之一。此外,在辅助生殖技术过程中卵巢过度刺激也会对患者造成很大的危害,甚至会导致重度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的发生,从而诱发腹水、胸水、呼吸困难、电解质紊乱及心肺功能异常,导致脏器衰竭,甚至危及生命。本研究结果显示,3组间OHSS风险和新鲜周期取消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且随着基础AFC数量增多,OHSS风险和新鲜周期取消率具有增高趋势。这可能是因为AFC越高,卵泡个数越多,OHSS风险越高,新鲜周期取消率越高。对PCOS患者提前评估基础AFC,可有助于调整FSH或尿促性素(hMG)的使用剂量,降低OHSS的发生率,改善临床妊娠结局。

综上所述,对于PCOS不孕患者来说,不同基础AFC、AMH水平和睾酮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但刺激后获卵数没有差异。IVF后,AFC较多的患者可用囊胚数和优质囊胚率以及临床妊娠率高于其他2组患者。但随着基础AFC数量增多,OHSS风险和新鲜周期取消率具有增高趋势。总之,PCOS不孕患者基础AFC与影响辅助生殖技术结局的各种因素密切相关,高基础AFC对妊娠结局可能有积极影响,或可作为预测妊娠结局的参考指标,但应注意预防OHSS和新鲜周期取消风险。


参考文献 略

今日围产
“今日围产(UpToDate Perinatal Medicine )”是由漆洪波教授担任主编,致力于为围产工作者提供最新的围产医学、母胎医学的学术资讯,包括最新全球指南解读、原创佳文分享、会议信息发布和文献速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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