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杰、张婧 | 内塔尼亚胡再次执政以来以色列宗教政党的崛起及其影响 | 现代国际关系

点击标题下方蓝字 关注+星标 “Political理论志” 

不错过社会科学前沿精彩信息哦

具体操作如右 →

前言

图1 有关宗教与政党政治的书目推荐

图2  第18届大选后以色列宗教政党的议席变化

      内塔尼亚胡执政不稳阶段：宗教政党获得了以色列建国以来最高的政治地位，转变为内塔尼亚胡组建联合政府的首选合作方，政治话语权大幅提升。第21届大选后，内塔尼亚胡因无法调节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与哈雷迪政党之间的矛盾而组阁失败，以色列首次出现大选后未能建立新政府的情况。2019年6月，内塔尼亚胡任命忠诚的阿米尔·奥哈纳（Amir Ohana）为司法部长，试图对司法系统展开重大改革。在内塔尼亚胡与司法系统斗争的过程中，右翼—宗教阵营初步形成了统一阵线。2019年9月18日，即第22届大选第二天，内塔尼亚胡就组建“右翼—宗教集团”发起了与沙斯党、联合妥拉犹太教和联合右翼领导人的会晤，参会成员一致同意组建联合协商小组，致力于在下一届大选后组建联合政府，所有政党均承诺不与本尼·甘茨（Benjamin Gantz）单独进行联合谈判，而内塔尼亚胡承诺将其全部纳入新政府。2020年3月第23届大选前，宗教政党领袖签署了对内塔尼亚胡的忠诚信，“右翼—宗教集团”正式形成。在2021年3月第24届大选中，贝内特以联合右翼主席的身份竞选总理，犹太家园党不参与选举但对贝内特表示支持，国家联盟—振兴党退出联合右翼，与犹太力量党和诺姆党组建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联盟共同参选。其后，贝内特加入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组建的变革政府并开启了首个总理任期。变革政府垮台后，贝内特宣布不参加下届大选并将政党领导权移交给了沙凯德。第25届大选后，内塔尼亚胡再次凭借右翼—宗教集团尤其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关键支持而第三次担任以色列总理。2019年4月以来，内塔尼亚胡执政地位不稳，但以色列宗教政党所获议会席位和政治地位都达到了历史高点，成为了内塔尼亚胡联合政府的首选合作方，进而推动了以色列政局发生新的变化。

      第一，以贝内特为代表的自由派和以本—格维尔为代表的保守派反复争夺国家宗教阵营的主导权，而胜出的保守派加速了国家宗教阵营的去自由化和去世俗化。第21届大选前，贝内特和沙凯德组建新右翼独立参选，国家宗教阵营内部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之争走向公开化。第21届大选后，犹太家园党先后以右翼政党联盟与联合右翼的形式参选，选举实力总体保持稳定但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第24届大选后，贝内特领导的自由派加入了变革政府，斯莫特里奇领导的保守派成为反对党，这标志着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社区的历史共识——以色列犹太属性和民主属性的平衡被打破。第25届大选后，国家宗教阵营的主导权彻底易手于保守派即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犹太家园党仅获得1.19%的选票而未能通过选举门槛。

      第二，国家宗教阵营的政治地位达到了历史高点，实现了政治影响力的最大化。第24届大选后，联合右翼加入了拉皮德的轮换政府，贝内特则开启了首个总理任期，这成为了以色列建国以来国家宗教阵营政治参与的里程碑事件。在本届大选中，国家宗教阵营共计赢得13个议席，打破了犹太家园党长期踯躅不前的选举困境。第25届大选后，国家宗教阵营赢得了以色列建国以来最多的议席，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成员也获得了财政部长、国家安全部长和移民与吸纳部长等关键职位。诺姆党领袖阿维·毛兹（Avi Maoz）于2023年2月退出政府三个月后，以总理办公室副部长（Deputy Minister in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的身份重返政府，并领导了新成立的犹太民族身份管理局。

二、以色列宗教政党快速上升的

原因

      2019年4月内塔尼亚胡第二次执政以来，以色列宗教政党以内塔尼亚胡半制度化盟友的身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快速上升。其背景和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内塔尼亚胡面临的组阁困境、联盟双方的目标取向、宗教政党的策略、实力和潜力以及国家安全环境等。

（一）以色列的政治极化使宗教政党成为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唯一支持者。利库德集团在内塔尼亚胡的领导下逐渐放弃了自由主义根基，转变为右倾排外的民粹主义政党。内塔尼亚胡将犹太“人民”与其“敌人”截然两分，后者即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及其犹太盟友——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对手和批评者，包括中左翼人士、批判性新闻媒体和人权非政府组织等，内塔尼亚胡的支持者则被视为真正的“人民”。据此两分法，内塔尼亚胡选择性地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颁布歧视性政策法案，打击批判性新闻媒体。内塔尼亚胡右翼民粹主义的执政风格在社会上引发了大量争议。第20届大选后，是否支持内塔尼亚胡继续执政成为了以色列政党政治新的划分维度。通过对“上次选举主要是关于什么？”的答复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第21—24届大选后，均有超过50%的受访者表示选举主要是围绕内塔尼亚胡展开的。作为对选民诉求的回应，以色列的政党逐渐形成支持和反对内塔尼亚胡的两大阵营，后者最初与中左翼政党集团的边界大致重合，双方互不妥协，相互对抗，这大大提高了内塔尼亚胡与不同政治力量达成政治妥协或政治共识的成本，从而将组建政党联盟的选择局限于右翼政党集团。2019年4月以来，极右翼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和中右翼新希望党“反人不反党”的政治立场愈发明确，最终正式叛出内塔尼亚胡的政党联盟。在此情况下，宗教政党成了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唯一支持者和不得不选择的结盟对象。

（二）以色列宗教政党与内塔尼亚胡及其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的政治目标高度重叠。目标取向相同的政党开展合作，可以使双方以最小的政治妥协换取最大的政党收益。以内塔尼亚胡为首的利库德集团在执政期间主要致力于达成三个政治目标：或明或暗地实施侵略性外交和安全政策，破坏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的可能；建立以美国新保守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体制；在以色列本土和约旦河西岸建立以犹太人霸权为基础的新精英和新意识形态。利库德集团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激进民族主义取向和在社会问题上的保守主义取向与宗教政党大致契合，这是双方政治合作的重要基础。然而，在内塔尼亚胡及其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与宗教政党高度重叠的政治目标之中，削弱司法系统权力的共同目标取向才是双方伙伴关系升级的关键。

      以色列政党制度的脆弱性使其难以有效地化解教俗问题，司法系统遂成为世俗民众解决个人问题的替代性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色列最高法院将管辖权从保护具体的个人权利扩展到普遍的公共价值，并缩减了不可审判问题的范围。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的尊严与自由法》和《职业自由法》的颁布使以色列最高法院获得了利用司法能动影响议会立法的权力。最高法院的权力扩张遭到了宗教和保守群体，尤其是哈雷迪社区的抵触，他们认为代表世俗主义、自由主义乃至左翼力量的法庭试图干涉政治生活，削减宗教团体的权力，于是对司法系统表现出愈益明显的进攻姿态。2016年以来，内塔尼亚胡因涉嫌欺诈、失信和受贿而陷入漫长的司法调查，为逃避法律制裁，他公开挑战司法系统，希望发动司法改革以逃避刑事指控。内塔尼亚胡改革司法系统的迫切要求与宗教政党对司法系统的敌视恰好重合，正是这种利益一致性使双方建立半制度化盟友关系的选择获得了双赢的结果。

图4  以色列街头，反对内塔尼亚胡司法改革的游行队伍

（三）以色列宗教政党根据政治风向能动地完成了政治调适。国家宗教阵营具有敏锐的政治神经，第13届大选和第24届大选前都根据政治风向的变化及时完成了政治调适并取得了选举突破。实际上，国家宗教阵营在第24届大选前完成的政治调适是对以色列加速右转的真实反应。进入后奥斯陆时代，以色列一直在缓慢而持续地右转，在第20届大选后加速右转。调查结果显示，以色列的右翼犹太选民比例已经从第21届大选前的46%增长到第25届大选前的62%。。面对这一趋势，国家宗教阵营内的保守派迅速与自由派划清界限，实行了宗教化与民族化的政治重组，持续推进以本土主义为底色的政策。例如比撒列·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发表了著名的《以色列决定计划》，强调自己是“一个信徒”，认为“以色列国是我们展开救赎的开始，是妥拉预言和先知愿景的实现”。斯莫特里奇找回了贝内特淡化的宗教要素，并以此为基础赋予其激进右翼立场以宗教合法性，这迎合了宗教原教旨主义选民的心理需求，也吸引了大量世俗民族主义选民的支持。相对而言，哈雷迪政党的政治敏锐度偏低，但却为政治调适预留了神圣空间。最典型的是哈雷迪政党均坚持生命之神圣性高于领土之神圣性的犹太教原则，认为需要与专家协商来实现两个犹太教律令之间的微妙平衡。正是上述犹太教原则使哈雷迪政党在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上实现了真正的“进可攻、退可守”，能够在不违背犹太教原则的基础上坚持实用主义的灵活立场。

（四）哈雷迪社区的高人口增长率和高投票率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哈雷迪政党的发展前景。第21届大选后，以色列进入了政治动荡时期，政党政治愈益极端化、碎片化和个人化，传统政党—工党和梅雷茨党持续边缘化，阿拉伯政党之间龃龉不断。相比之下，宗教政党呈现出稳中有升的发展趋势，还以对内塔尼亚胡的忠诚为旗帜强化了与其之间的盟友关系，将宗教政党之间的摩擦对阵营实力的损耗降到了最低。宗教政党不仅拥有强大的政治实力，还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中尤以哈雷迪政党最典型。哈雷迪犹太人口的加速增长始于20世纪80年代，年均人口增长率达到4%。尽管2019~2021年间，哈雷迪犹太人家庭中平均每名妇女的活产婴儿数从2003~2005年的7.5个降至6.5个，但与以色列其它妇女的活产婴儿数相比，这一数据还是惊人的。哈雷迪犹太人口占以色列总人口的比例2009年为 10%，2015年为11%，到2022年则已达13.3%，预计2030年将达到16%。此外，哈雷迪社区长期坚持“我投票，所以我是哈雷迪”的身份认同，它所导向的高投票率使哈雷迪政党能有效地将人口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尽管近年来部分哈雷迪青年脱离了哈雷迪政党的选民群体，但“犹太人至上”的极右翼理念还是使该群体的选票大规模地流向了国家宗教阵营，而这正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联盟快速崛起的原因之一。

（五）中东地区局势的复杂化加重了以色列犹太人的被围困感，极右翼宗教政党恰好成为以色列犹太人仇外心理的典型代表。进入后奥斯陆时代，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力量凸显，伊朗崛起并扶植反以的武装化非国家行为体开展对以战争。2007年6月巴勒斯坦内部分治后，“主战派”哈马斯在分裂的巴勒斯坦内部逐渐占据上风，巴以冲突转变为哈以冲突并日益复杂化、尖锐化和频繁化。尽管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就致力于推进中东和平潮，希望以沙以关系正常化为起点，形成遏制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力量的“美-以-阿拉伯统一战线”，大大改善了以色列的安全环境，但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穆斯林力量和巴勒斯坦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敌视态度，尤其是内塔尼亚胡二次执政以来哈马斯的强势崛起，还是持续刺激着以色列犹太人的“生存神经”，加剧了以色列犹太人的仇外心理。因此，以犹太力量党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为代表的极右翼宗教政党得到了大量极端民族主义犹太选民的支持。

三、以色列宗教政党崛起的影响

总体上看，内塔尼亚胡第二次执政以来，以色列宗教政党参与联合政府而直接影响以色列的内外政策，无助于以色列的民主机制、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还对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地区局势与国际安全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司法系统能对民主权力起到抑制和预警作用，使民主权力在个人基本权利面前难以越雷池半步。[刘练军：《司法与民主的三种关系》，《东方法学》，2011年第3期，第87页。]1995年以来，最高法院已利用司法审查权否决了22项法律和其他政府决定，宗教政党愤怒地指控最高法院实行“自由恐怖”统治。2016年以来，激进右翼阵营就吹奏起了司法改革的“前奏曲”。第25届大选后，以改变政府权力平衡、恢复治理、还权于民和加强民主为目标的宪法改革正式启动。假如司法改革顺利完成，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建与非法前哨合法化，废除“欺诈和背信”条款，哈雷迪犹太人兵役豁免和剥夺阿拉伯政党选举资格等争议性法案也将有望得到推进。但实际上，民主不仅是多数人的统治，还是一个复杂的民主价值体系和政府各部门间的制衡。民主的核心是在限制权力的同时，根据人民的意愿开展有效的治理。以色列的司法改革不仅破坏了权力平衡，损害了司法独立，还侵犯了人民权益，瓦解了民主基础。因此，司法改革法案自出台之日起就引发了巨大争议，给以色列的社会稳定及军队凝聚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内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持续不断，社会裂痕日益凸显，即使是美国也难以认可这次备受争议的改革。这可谓是近年来许多媒体和学者认为以色列出现了民主倒退的直接的和最新的证据。

      第二，社会撕裂加剧。以色列属于典型的“族群民主制”国家，即将多数选举程序、对法治和公民权的尊重与多数族群对社会的制度化统治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族群民主制”是调节族群冲突的重要模式之一，但却使少数族群成为了制度化的劣等公民。目前，在以色列人口中超过20%的阿拉伯人仍旧无法发挥与其人口规模对称的政治影响力，而宗教政党快速崛起则恶化了这种状况。国家宗教阵营深受卡汗主义的影响，坚持“犹太人至上”的极右翼理念，主张犹太民族是以色列唯一拥有完整公民权的群体，享有对以色列地的合法所有权，拒绝多元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想。例如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鼓励建立移民管理局将犹太人的敌人遣送回国，呼吁对以色列的敌人发动“全面战争”，而这些敌人包括99%的阿拉伯人。斯莫特里奇也表示，以色列阿拉伯人要么明确接受在犹太国家作为种族隔离的二等臣民生活，要么被驱逐出境。国家宗教阵营还将“不爱国的左派”等同于反犹太性的阿拉伯人，试图破坏犹太政党与阿拉伯政党建立联盟的可能。第23届大选前，联合右翼宣称人们将决定向“右”或“左”移动，并在竞选海报上将甘茨与阿拉伯政党领导人的照片放在一起。

      哈雷迪政党对现代性的排斥以及身份和资源特权同样招致了世俗犹太人和部分哈雷迪青年的反对。沙斯党新任精神领袖沙洛姆·科恩（Shalom Cohen）恪守塞法尔迪犹太教经典，厌恶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如反对年轻人使用智能手机，反对女性参与高等教育，质疑以色列军队存在的必要性等。然而，第三代或第四代哈雷迪青年不仅接受了犹太国家的现实，还广泛地融入了国防军队、高等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等公共领域，电子智能设备的普及更是打破了哈雷迪社区长期封闭的状态。以色列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加剧了哈雷迪青年与保守的宗教政党领导层和拉比委员会之间的龃龉，这影响了哈雷迪社区的团结。哈雷迪社区的资源和身份特权同样引发了大量争议，例如2023~2024年国家预算法对联盟基金进行了歧视性分配，新预算的联盟基金超过136亿新谢克尔，其中约37亿分配给犹太教经学院，10亿用于哈雷迪家庭的食品券。然而，哈雷迪犹太人并未承担起与权利相匹配的义务，这在国内引起了大量选民的不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4% 的以色列受访者认为哈雷迪犹太人的兵役豁免应该改变。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内塔尼亚胡试图推进第36届政府时期通过一读的哈雷迪征兵法案，该法案将哈雷迪犹太人的兵役豁免年龄从26岁降低到21岁,并设置了对犹太教经学院的渐进式征兵目标和的制裁措施，但该法案不仅因未能全面取消哈雷迪犹太人的兵役豁免权而遭到了反对党和国防部长加兰特的质疑，还因触及哈雷迪社区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了哈雷迪政党退出政府的威胁，引发了哈雷迪社区的动乱。

      第三，经济恢复和发展受阻。新一轮巴以冲突冲突爆发前，约有20万巴勒斯坦工人进入了以色列劳动力市场，其中7.2万人受雇于建筑业。冲突爆发后，巴勒斯坦工人立即被禁止或限制进入以色列，来自中国、泰国、菲律宾和其他国家的数千名外国工人也在冲突发爆发回国。劳动力短缺、建筑交付延期、公司倒闭等现象日益严重，以色列经济，尤其是在该国GDP中占比6.2%建筑业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据以色列财政部估计，巴勒斯坦工人失业将给以色列经济制造约每月8.3亿美元的损失。面对以色列的经济颓势，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联盟试图将意识形态凌驾于经济利益之上，彻底摆脱对巴勒斯坦工人的历史性依赖。例如2023年底，斯莫特里奇在议会中投票反对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工人进入以色列，并推动议会通过了从印度、斯里兰卡和乌兹别克斯坦引进6.5万名外籍劳工以恢复以色列经济的替代方案。然而，这一方案衍生出了更多问题。以色列不仅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金钱来审查和培训外籍劳工，为他们支付更高的薪水，还要处理外籍劳工跨境流动可能引发的大量社会问题。更严峻的是，该政策实施后，仅有少量外籍劳工能在短期内迅速进入以色列的劳动力市场，超过50%的建筑工地还是迎来了被迫关闭的命运。由于经济前景负面，国际评级机构穆迪首次将以色列的信用评级从A1下调至A2。

      从外部看，以色列宗教政党的崛起对外交关系、中东地区局势和国际安全均产生了消极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巴以双边关系持续恶化。20世纪70年代初，全国宗教党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安全转向”，将在古老的犹太家园定居视为最重要的宗教诫命和笃信犹太教的必要条件，认为收复整个犹太家园是每位犹太人的神圣使命和光荣义务，最终形成了在领土问题上鹰派立场。第18届大选后，国家宗教阵营以“以色列地代言人”的身份参与了历届政府，始终致力于实现以色列领土最大化的目标。例如第24届大选后，联合右翼主席贝内特公开表示变革政府“不是一个会脱离[定居点]的政府，不会放弃土地，也不害怕在必要时进行军事行动。”在明确反对“两国方案”的基础上，贝内特称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随后启动了在东耶路撒E1建造3412个犹太人专用住宅单元的计划。第25届大选后，内塔尼亚胡在犹太力量党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的支持下，不断寻求约旦河西岸的更大利益。“立即和平”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新政府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了创纪录的26个新前哨站和12349个住房单位，还实现了15个非法前哨的合法化，为定居点道路投资拨款约30亿新谢克尔，占以色列道路投资总额的20%。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极右翼政府的挑衅行为持续触动着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哈马斯、杰哈德等极端组织的生存神经，这极大地恶化了巴以双边关系。

      内塔尼亚胡第二次执政以来，以色列右翼政治愈益走向极端化，而以色列宗教极右翼与巴勒斯坦极端派的相遇共同导致了巴以双边关系的持续恶化。2007年6月哈马斯夺取加沙地带控制权以来，巴以冲突转变为哈以冲突并衍生出新冲突模式，即以色列采取进攻性的对巴政策，哈马斯以发射火箭弹等方式报复，以色列以空袭等方式回击。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哈马斯的下属组织卡桑旅的军事负责人穆罕默德·戴夫（Mohammad Deif）称军事袭击是对以色列“亵渎”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的报复。尽管宗教因素在这场国际冲突中的比重难以直接衡量，但伊朗外交部长一阵见血地指出，这场军事袭击是“巴勒斯坦民族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极端主义内阁持续犯罪和挑衅行动的‘自然反应’”。随着冲突的持续，政治领导层对巴以和平前景的悲观态度逐渐蔓延至普通民众。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相信巴以双方能和平共处的以色列犹太人的比例已经从冲突爆发前的32%降至19%，达到了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以色列外交的困境凸显。第37届政府就任以来，宗教政党的公开言论和行动就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广泛争议。例如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开展了圣殿山之行，此举招致了美国、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但本-格维尔仍致力于“慢慢地、悄悄地改变圣殿山”。2023年10月7日之后，以个人政治生存为行动引擎的内塔尼亚胡在宗教政党的推波助澜下，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加沙人道主义灾难，血腥暴力的种族灭绝行径使以色列从冲突伊始的“受害者”转变为“加害者”，以色列的外交形势遂急速恶化。例如针对美国提出的人质协议，本-格维尔和斯莫特里奇曾多次表示，摧毁哈马斯是以色列军事行动的首要目标，人质只能通过军事行动获释。尽管哈雷迪政党基于生命至上性原则对人质协议表示赞成，但若拥有13个议席的犹太力量党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退出联合政府，内塔尼亚胡苦苦维持的64个议席的议会微弱少数将彻底被打破。因此，对政策制定享有决定性权力的两大宗教政党对人质协议的反对和对激进军事行动的支持，严重迟滞了加沙人道主义灾难的结束。截至2024年6月14日，加沙地带已有超3.72万巴勒斯坦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另有8.49万人受伤，大片土地成为了废墟。

      为了迫使以色列尽快实施人道主义停火，大量国家召回驻以大使、降低与以色列的外交等级、暂停与以色列的经贸关系，甚至与以色列断交，以色列的外交危机持续升级。加沙人道主义危机还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自决权的重新关注，掀起了一股承认巴勒斯坦主权国家地位的潮流。截至2024年6月4日，联合国146个成员国承认了巴勒斯坦国，包括大多数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其中，西方尤其是欧盟国家的态度分流和转向最引人注目。在加沙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欧盟国家对巴勒斯坦的态度形成了三派，第一派承认巴勒斯坦国，包括瑞典、匈牙利、波兰、西班牙、爱尔兰、挪威和斯洛文尼亚等；第二派尚处于观望状态，如英国和马耳他等；第三派与美以一道，拒绝在双边和谈结束前承认巴勒斯坦国，如德国、法国和挪威等。这种态度转向打破了美西方国家处理巴以问题的一贯准则，即在巴以通过和谈就棘手问题达成协议之前，不会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这显然是对以色列在国际社会“失道寡助”的孤立局面的现实写照。对此，斯莫特里奇公开挑衅道：“世界各国可以夜以继日的承认巴勒斯坦国”，“我们将在当地确立事实，保证巴勒斯坦国不会建立”。

图5  以色列空袭后的加沙，图片来自联合国官方

      伴随着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升级和外溢，中东地区的动荡不安进一步加剧。一方面，国家宗教阵营在约旦河西岸问题上的争议性政策和举动瓦解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合法性，加剧了地区动荡，并为哈马斯和其它极端势力填补权力真空埋下了隐患。首先，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公共安全供给能力被弱化。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村庄的大规模袭击，巴勒斯坦官员公开表示是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极右翼政府武装和训练了以色列非法定居者，使其发动了“有组织的帮派犯罪”，随后公开斥责本·格维尔称，“全世界都看到（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向定居者分发自动武器”，“他在整个西岸和耶路撒冷分发了1.6万多件武器”。2024年第一季度，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及其财产进行了546次袭击，包括砸毁或焚烧156辆汽车，枪击致死至少13名巴勒斯坦人。约旦河西岸动荡不安的局势表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根本无力阻止冲突爆发期间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极右翼政府对约旦河西岸公共安全的破坏。第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财政服务能力被瓦解。冲突爆发以来，巴勒斯坦的经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显示，2023年10月至2024年1月，巴勒斯坦的经济损失已经超过 23亿美元，50多万人丧失工作岗位。2024年6月14日，以色列民政处冻结了约8万份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工人的工作许可证，这对巴勒斯坦的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冲突爆发后，以色列政府还扣押了每月代替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征收的约1.37~2.2亿美元的税款，直到2024年2月才重新转移这部分资金。但2024年6月11日，斯莫特里奇再次扣押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3500万美元的税款，并决定将其分配给军事袭击的受害者。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税款不仅要支付约旦河西岸甚至是加沙地带政府雇员的薪水，还要维持100多万巴勒斯坦人的生计。因此，宗教政党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财政服务能力的削弱势必会加剧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最终令以色列自食恶果。

      另一方面，巴以冲突升级为“抵抗轴心”与以色列之间的军事冲突，域外大国卷入中东地区事务的程度日益提升。“抵抗轴心”是以2003伊拉克战争为起点、由伊朗逐步打造的、以反美反以为旗帜、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为核心，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人民动员武装、叙利亚政府与什叶派民兵、巴勒斯坦哈马斯和伊斯兰杰哈德以及也门胡塞武装等武装化非国家行为体的网络。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抵抗轴心”彻底卷入巴以冲突，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频繁的武装冲突，伊朗对黎以军事博弈的干预更是为中东地区局势的剧变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域外大国的干预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抵抗轴心”的对抗意识，进一步升级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例如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也门胡塞武装公开表态支持哈马斯，频繁对以色列发起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还在红海水域连续袭击“关联以色列”的船只，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侵略”。随后，美国和英国在澳大利亚、巴林、加拿大、荷兰的协助下，联手对也门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展开空袭，试图摧毁胡塞武装的进攻能力，这又引发了胡塞武装的激烈报复行动。

图6  “抵抗轴心”，图片来自凤凰新闻

20世纪70年代以来，宗教在中东、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复兴的趋势。进入21世纪，宗教政党深度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甚至成为执政党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以色列同样面临宗教政党深度参与政治带来的影响及其非意图性后果。总体而言，宗教政党在以色列的政治生活中长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内塔尼亚胡第二次执政尤其是第21届大选后，宗教政党政治地位快速上升趋势愈益明显，进而加速了以色列右翼政治势力的极端化——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的一大根源正在于此。需要注意的是，宗教政党在政治上的快速上升凭借的是内塔尼亚胡半制度化盟友的身份，也有右翼政治日益极端化的作用。当然，这种畸形的上升难免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及其强烈冲击，如在巴以冲突形势急剧恶化背景下内塔尼亚胡联合政府失去了国内外关键盟友的支持而轰然倒台，进而是本尼·甘茨的强势崛起甚至中间派掌权。概言之，当前以色列宗教政党快速上升的现象可能在新一轮大选后才会有较大的变化。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有待进一步观察。

Jeffrey Haynes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Thir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Guy Ben-Porat, Yariv Feniger, Dani Filc, Paula Kabalo and Julia Mirsky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n Contemporary Israel,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Atalia Omer, R. Scott Appleby, and D. Little(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Religion, Conflict, and Peacebuild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Daniel Byman, Riley McCabe and Alexander Palmer,Six Options for Israel in Gaz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24, 47(1): 7-23;

巴里·鲁宾：《以色列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安妮塔·夏皮拉：《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中信出版社 2022年版；

丹尼尔·戈迪斯：《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伊恩·布莱克：《敌人与邻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

转载 | 贾思雨

审核 | 何升宇

©Political理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