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通世界·光影耀长安”。
9月25日晚，随着“金丝路奖”的揭晓，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来自全球136个国家和地区的2065部影片参与的第十一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正式落下帷幕。持续5天的光影盛宴与电影艺术的深度交流中，丝路国际电影节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乃至全球文化交流与合作搭建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平台。
开幕式演出（图：《西安日报》）
除了参展影片数量刷新历届最高纪录之外，以各种“大使”身份出席本届电影节的嘉宾名单也是阵容强大：甄子丹、闫妮、魏晨、刘浩存、苗圃、张钧甯......亮相现场的还有张嘉益、刘佩琦、窦骁、娜扎、黄小蕾、耿乐、郭晓东等一百多位明星。9月21日到25日的西安，星光灿烂。
很热闹，很上镜，但电影节在西安举办，本应作为主角的西安电影却没能在家门口刷出什么存在感。繁华的背后，似乎也很少有人关注到，这次有几部西安电影参加了本届电影节，入围“金丝路奖”最终名单的24部影片中，又有哪几部是“西安籍”的。
甚至很多人可能都已经记不清，自己上一次走进电影院去看西安电影，是哪年哪月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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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版本的《中国电影史》，西安都是可以单独开出一个章节专门介绍的存在。
如今提到“西安电影”这个概念，多数人的印象都只局限在张艺谋身上，还有不少人嗤之以鼻“就出了一个张艺谋，就吹了一辈子”。事实上，西安电影取得的成就之辉煌，远非“一个张艺谋”就能概括的。
张艺谋无愧于西安电影界的牌面，但即使是如此牛批的一个人，也并不足以代表整个西安电影界。
成立于1958年8月的西安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建立最早、历史最悠久的几家电影制片厂之一。创办不久，就凭借《三滴血》《草原风暴》《碧空银花》《天山的红花》（与北京电影制片厂合拍）等一系列以大西北风土人情为主题的秦腔戏曲片为当时的影坛注入了一阵新风，也打响了西安电影甚至是整个西部电影的名气。
彼时，张艺谋还在乾县的农村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插队劳动的生活。当他在1982年7月以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的身份正式出道影坛之时，西影厂已经在他的陕西乡党吴天明的率领下成了中国电影界的“黄埔军校”。
吴天明，1939年生于陕西三原，1960年考入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训练班，1974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合办的表演导演系，师从北影著名导演、执导过《青春之歌》《小兵张嘎》等“爆片”的崔嵬先生，毕业后重返西安，先后担任助理导演、副导演，他首次“单飞”执导的作品《没有航标的河流》就为西影厂捧回了史上首个国际奖项——夏威夷第四届电影节东西方中心电影奖。
吴天明导演（图：网络）
44岁那年，临危受命的吴天明接下了西影厂厂长的重任，他以“全国最年轻电影制片厂长”的身份，搞改革、办培训班、提拔新人......几乎以一己之力把“文革”以来浑浑噩噩了十几年的西影厂带上了新的巅峰。不到两年，西影厂影片的拷贝发行量由全国倒一直接飙升到正一，利润更是翻了两番，说一句“妙手回春”毫不为过。
1984年，34岁的张艺谋和32岁的陈凯歌，为了拍摄电影《黄土地》来西安取景，在花光了所有的资金、步履维艰之时，他们投奔了吴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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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张艺谋的身份，大多数人都知道他是导演。但实际上张艺谋也是演员，并且演技不俗——中国第一个A类电影节影帝就是他。
当身无分文的张艺谋和陈凯歌硬着头皮闯入《人生》的拍摄现场、找到吴天明后，之前与两人素昧平生的后者立刻给予了他们毫无保留的关怀与照顾，先请二人饱餐一顿，又给了他们两千块钱（八十年代初的两千块是什么概念大家应该清楚），听说他们在西安拍戏有困难，还二话不说把剧组唯一的一辆吉普车也借给了他们。
“第五代导演教父”和“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就这样产生了奇妙的缘分。1985年吴天明执导故事片《老井》，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男演员扮演主角“孙旺泉”，索性直接让担任摄影的张艺谋“兼职”上阵。两人一个敢拍，一个敢演，张艺谋就这么凭借自己的“触电”首秀连续斩获了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第1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和第2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三个最佳男演员奖。
不久，在吴天明的鼓励和引荐之下，张艺谋开始了自己的导演生涯，其导演处女作《红高粱》便引发了巨大轰动，从此一炮而红，名声大噪。
改写二十世纪中国电影格局的一幕幕，在八九十年代的西影厂不断上演。
陈凯歌的《孩子王》、张艺谋的《菊豆》、黄建新的《黑炮事件》、田壮壮的《盗马贼》......那个年代的西影厂，不吹牛地说，真是拍什么火什么、拍一部火一部、拍一部拿奖一部。当时的西安就是中国影坛的“耶路撒冷”，北上广深的无数电影导演和编剧涌入西影厂取经，“西望长安”成了电影圈的潮流。
2000年6月，西影厂改组，被新的“西影股份有限公司”所取代，到2009年5月又成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理论上来说，西影厂只是换了一个名字和形式继续存在着，但它却已经许久没有什么出圈的作品了。大众熟悉的那个“西影”，早已随着”中国首个国际A级电影节的最高奖项”“国际奖项数量全国第一”“影片出口量全国第一”“获300多个国内外奖项”“出口影片80多部，占中国大陆出口电影总量的1/4以上”这一大堆炫目的光环，被尘封进了西安人的记忆中。
时至今日，导演张艺谋、王全安、顾长卫，编剧芦苇，演员张嘉益、郭涛、闫妮......陕西的电影人仍然活跃在影坛，扮演着中国电影的中坚力量，但是他们却很少再与西影产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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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西影厂出品的《大话西游》收获了1.8个亿的票房，成为迄今为止最后一部斩获达到九位数的西安电影。但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大话西游》实际上是一部1995年的电影，这一次只是被翻出来“旧瓶装旧酒”卖了一波情怀而已。真正意义上的最近一部票房过亿的西安电影，还得追溯到2012年王全安的《白鹿原》。
而西影在改组后知名度最高的一部大制作《钱学森》，也是远在2012年的作品，并且并不叫座，虽然有陈坤、张铁林、林永健等多位大腕压阵，但票房并不理想，只有765万。2021年，该片入选了国家电影局开展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影片展映展播”片单，但问津者仍然寥寥无几，重映票房仅为4200元，按一张电影票平均40元的价钱算，相当于只有105位观众买单。
陕西电影已经衰落？一组数据似乎并不支持这种说法：2018年开始，陕西电影产量就一直位居全国前列，西部第一，票房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也是稳居第一梯队。就在去年，陕西影坛还取得了不少颇令人瞩目的成绩：
5月，陕西儿童电影《树上有个好地方》获得第十九届华表奖优秀少儿题材影片。电影中再现的陕西人的童年生活，让很多老陕直呼“爷青回”；
6月，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电影《远山花开》在全国各地电影院线公映。电影讲述了来自江苏的支教老师刘晓慧与秦岭深处的陕西留守儿童张承峰之间关于爱和成长的故事，情节感人至深。后来还获得了第三届陕西电影奖最佳儿童片奖；
8月，《爷爷的牛背梁》开启陕西公映。电影的主题是从省城来的网瘾少年唐明轩，在秦岭东南部主峰牛背梁与担任护林员的爷爷唐志宏共同打击盗猎、守护秦岭，最终爱上秦岭并被聘为校外辅导员，共绘秦岭生态教育蓝图的故事；
《爷爷的牛背梁》海报（图：豆瓣）
10月，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提名名单公布，清涧县首部院线电影《拨浪鼓咚咚响》一举包揽了最佳儿童片、最佳导演处女作、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和最佳剪辑等5项提名，成为最大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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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电影，论质量都是诚意十足的用心之作，然而在如今奉行“颜值即正义”、越发浮躁的中国影坛，没有“流量花生”坐镇的影片，注定入不了资方的法眼，更难得到“饭圈”的青睐。所以无论在圈内的口碑多炸裂，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在票房上遭遇了滑铁卢：《远山花开》上映66天的票房仅为88.3万，场均人次仅11人；《爷爷的牛背梁》上映6天更是只有惨淡的3.9万票房；《拨浪鼓咚咚响》稍强一点，但一个月的总票房也不过200万，排片率不到1%，上座率只有可怜的0.4%，仍然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成绩。
另一方面，近些年取得高票房的以陕西为背景的影片也不是没有，《长安三万里》（票房18.24亿）和《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票房26.34亿）都是“陕味”题材的作品，《邪不压正》（票房5.84亿）虽然演绎的是旧北京城的故事，但片中那让无数老北京们泪流满面、高呼“有那味儿了”的“北京城墙”，实际上是西安的明城墙。
这些电影要么以发生在陕西的故事为主题、要么有陕西企业的投资、要么曾在陕西取景，勉强都可以说傲人票房里有陕西人贡献的一份力量，但它们终究不是陕西的“自己人”。
陕西从来就不缺好的故事，但是，讲故事的人又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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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似乎也并非讲不好故事，至少在影视界的另一块版面——电视剧这方面，西安一直还是很能打的，像近些年的《白鹿原》《装台》《大秦赋》等剧集，都能做到收视率和口碑双丰收。但到了电影这里，西安也不是没有努力过，却始终有难以为继、力不从心之感。
2014年，吴天明因心梗去世。两年后，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百鸟朝凤》公映，吴天明在这部电影中大发牢骚，抱怨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拍电影已经赚不了钱，怀念当年的“小农经济”。但时代车轮滚滚前行，任何人都无力阻挡，西影的旧梦再美妙，也终究还是会有彻底醒来的一天。
2016年5月，传来了“中影国际丝路电影城落户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的消息，各路媒体的宣传中，它被描绘为“中国最大的影视城”、“以高科技大型数字影棚为核心的电影产业制作基地”甚至“西安的好莱坞”。按计划，它将于2019年正式开工，2022年建成。
2024年9月，在搜索栏里输入“国际丝路电影城”，最新的消息还停留在2021年9月。
这座至今悬在半空中的“电影城”，似乎就是近些年西安电影所面临困境的缩影。
文字 | 三无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