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才迈出湖省门
行走，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
女儿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度暑假，在长沙住了一段时间，明天要去广州，从那里返回大洋那边。
又是一次离别，估计下一次见面，要等到明年暑假，心里禁不住生出离别的伤情。女儿却安慰我说，现在是大洋两边来来往往很简便，坐个飞机，十几小时就到了。你开心的话，啥时候都可以过去。
我笑了。她又问我，你们小的时候，出行是不是也有这么简便？
我感叹一声，别看我现在走南闯北很是平常，小的时候可是在封闭的天地里度过的，直到大学毕业才走出湖南省。那时候，我已经26岁了
（一）
我儿时生长在洞庭湖东汊的一个大型国营农场，现在是岳阳市屈原区。
十岁以前，我的生活半径只有十公里左右，独自走得最远的地方是祖父母家，步行约莫两三个小时。
记得最初的一次去外地旅行，是从营田街码头坐汽划子去湘阴县城，计划再转大船去长沙。不料转乘时误点了，眼睁睁地看着大船刚刚离开码头，只好转道坐汽车去一个叫做越江的小火车站，赶晚班车到达长沙已是半夜。
还有一次，不到十岁的我，瞒着外婆和父母，带着弟弟跃雄沿着洞庭湖大堤，去一个叫青港的地方看飞机。那是上头派来农场撒农药的那种安二型小飞机，我们看着飞机从远处飞来，降落在临时修建的简易机场。几个干部模样的人从飞机上下来后，我们一窝蜂涌到宽大的机翼下乘凉，直到工作人员吃过午饭后赶我们离开。我们没有吃午饭，饥肠辘辘，急匆匆行路回家路上中暑了，几乎昏倒在大堤上。好在遇见了我的一个表哥，给我们吃了一瓶十滴水，到食堂吃了晚饭。踏着月色赶回营田街的家，家长竟然没有问我们去了什么地方。这次行走经历，是我们过了四十岁以后，在一次闲聊中告诉父母的。父亲觉得好危险的，为他们当时没有管好我们而自责。在我们看来，那个年月，野孩子们外出玩耍一天，很晚才归来是常事。
十六岁高中毕业后下放，去的是我家附近的生产队，咫尺之遥，可以早出晚归，用不着哭哭啼啼远行。有一次父亲带队领着一帮学生去韶山参观，我从生产队开溜，也跟着去了，看的都是红色景点，八一路的清水塘，中山路的船山学社，那时好像还在街道里边，现在常常经过，门脸很显赫，我却没有半点兴趣再进去溜达一圈。
十八岁那年，被选为农场的农业学大寨办点工作队员，开始我的“干部”生涯。集中学习时，被安排了一次人生旅程的真正远行。上百人乘坐一个轮船边上绑着驳船的组合，我们老家叫“撬帮子”。这次远行是去安乡县学习取经，昼夜兼程，从湘江入资江再转沅江，到达目的地参观学习后，依原路返回。轮船的驾驶员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我便跟着他学轮船驾驶，居然在江湖中航行了好远一段，夜航中扳动舵轮，推进加油或是减速的把手，学得顺溜的。好在风平浪静，并无惊险。
十九岁那年，我被调到农场七分场做团委书记。虽然是干部的身份，但与农民差不多，经常下田干活，最多在农场范围之内开开会，行走也不过十来公里。两年多时间里，有过三次出差的机会。一次是去汨罗县范家园公社某个知青点调查手抄本《少女之心》的流传情况。走路去走路回，在知青点住了一个晚上，回机关领了五毛钱的出差补助。还有一次是去长沙，几个同事在与汨罗纺织厂工人的纠纷中受伤了，我陪他们到南区医院做检查。走了什么景点记不得了，只记得火宫殿的辣椒炒鸡和溜猪肝很好吃。另外一次是去岳阳，去做什么公干，记不得了。只记得在岳阳楼下的岳阳门看洞庭湖很有气势。而上一次到这里是父亲带我来出差，赶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我们从招待所赶到东风广场，参加晚间盛大的庆祝大会。口号不断，锣鼓喧天，是我此前未曾看多过的大场面。
（二）
走出湖南省，是我大学毕业以后。
1977年恢复高考，我原本是要考省外的学校的，却鬼使神差第一志愿填了湘潭大学。分数不错，挡住了出省的路。
四年之中，有过两次出外实习的机会。
第一次去的是平江县的黄金洞公社。我们坐长途汽车经过长寿街再进山，在那里住了两周。我与一个同学徒步十几里去了一个叫界板洞的深山老林，回校后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采用的录音通讯《访湘鄂赣革命老区的中心界板洞》，另一篇散文《山花》，刊登在湖北一家文学刊物《东风》上，后来被选入全国大学生作品选。
第二次是去衡阳冶金机械厂，我的任务是采访一个姓冯的劳模。那个时候不懂事，模仿徐迟的风格写报告文学，追求高大上，可惜没有写好。倒是借着在衡阳的便利，去常宁县水口山镇看望我多年不见的舅父舅母，这是我离家最远的一次长途出行。
毕业后分配到湖南日报社工作。第一年去了湘潭记者站，托运到长沙的行李又转回老地方。这一年只在湘潭地区活动。好在湘潭地区当时管辖的范围很大，北起浏阳，南到酃县，现在叫炎陵县，在井冈山麓。这几个县我全跑到了，在浏阳文家市镇吃过一次鱼。也在酃县群山中一个叫十都的小盆地住了一晚，和一批乡间文学青年聊当时流行的小说，趣味无穷。我还在茶陵县马江公社结识了当时的公社书记陈润儿，与他同在小溪上的平房里住了一晚。他后来成了封疆大吏，那是后话。
记得是在1982的夏天，我的导师彭燕郊教授，以湖南省民间文学研究会副主席的的身份，主持展开全省民间文学年会。他指导我的学位论文《试论民歌的结构方式》入选，便跟随他到岳阳洞庭氮肥厂开会。会议期间，安排了一次采风活动，乘船过洞庭到湖北洪湖，再经长江到蒲圻赤壁。虽然当天往返，却是我第一次走湖南。记得船过城陵矶时，我十分激动，站在船头自言自语，终于迈开了走出湖南第一步，感叹自己的活动区间，今后必定是五湖四海，风光无限。
后来我写了《赤壁游》一文，记录了当时思古之情，遥想未来岁月，年轻的我十分豪迈。这篇文章在省内一家报纸的副刊发表，先后收入了我的通讯集《到洞庭湖去》和散文集《寻觅天籁》。
赤壁之游，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三）
从湘潭记者站回到编辑部以后，因为工作的缘故，我有了行走大江南北的便利。
第一次以记者的身份出差，是跟随老记者李宁荪，坐一次特快列车去北京，采访这个模范乘务员队伍。进京后当晚住在铁路局的列车员公寓，后来转去王府井人民日报社招待所，那是闹市中难得的一个宁静小院，如今早不在了。这个招待所后来随报社搬到金台西路新院子去了。当时我在报社快讯组工作，编写的是短小精悍的新闻稿。老李与铁路系统关系很好，他多次写过这个模范团队，应邀而去的。他一路上教我如何观察，寻找细节，如何运用背景材料，把人物写活。回报社后刊发了我的第一篇通讯稿，还配发了照片。这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1984年，我转到报社政治生活部做编辑。除了承担大量的日常政务报道外，部里还多次安排我外去采访。这一年里，我出差111天，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外面跑，目的地也不止在省内。春天带着实习生去怀化某部采访，回程从通道县绕道经过湘桂边界的大山，去了桂林。在漓江边的大榕树下，偶遇我的师弟钟中，他当时带着一批日本游客。可惜这位我最亲密的兄弟，在去年的疫情高峰期中去世了。他那时风尘仆仆，意气风发的神情，仍历历在目。
这年夏天，我赶往内蒙自治区采访，第一次拜谒昭君墓，站在高台上一览大漠风光，茫茫草原尽收眼底。我穿越大青山，来到四子王旗，一路黄土，一片荒凉。这里后来多次成为航天器回归着陆的地方。
深秋以后，我跟随湖南团省委的一批青年干部，第一次跨海去海南岛。那时还没有建省，称为行政区，下设几个县市和一个自治州。我们从长沙坐火车去湛江，换汽车穿过雷州半岛，在海安登船跨海到海口新港，参加湘粤闽桂青年植树造林大会。此后的十多天里，从东海岸到五指山中的通什，和当地青年一起植树造林，留下了永久的回忆。回程我坐海轮从海口秀英港出发，路途遇上台风，颠簸得一夜无眠，到达珠江口后才风平浪静。在广州短暂停留后回到长沙。
这一年，我因为成绩突出，受到立功奖励。
此后，我多次参加记者协会组织的活动，跟随报社老社长金希光参加吉林日报社“人生之路”采访，游历东北三省，上长白山采人生，登上了天池。我还随中国记协采访团赴西沙群岛，是第一批上岛的地方媒体记者。我采写的“来自西沙群岛的报道”系列通讯，可以说是我的成名作。报告文学《致敬，西沙年轻的军人》，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创作竞赛一等奖。
更有意义的是，我参与采写大学生当农民的劳模李常水和扶贫司令彭楚政，有幸在报道取得很大反响后，跟随这两位典型人物进京，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专题报告会。
我还作为湖南省青年代表团的成员，1988年夏天与一批青年领袖一同访问日本滋贺县，从大阪入境，由东京返回。在那个年代能够出国访问，无疑是一种难得的荣誉。
（四）
在湖南日报编辑部工作六年以后 ，我调到湖南省记者协会和新闻学会担任专职副秘书长，活动面更加广阔了。
与此前我借调到省新闻职称评委会办公室，去上海南京等地考察学习完全不同的是，记协工作带有浓厚的学术色彩，学术交流是主要的方式之一。
最早参加的一次会议，是1980年代最末一年的春季，中国新闻学会组织的三峡学术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学会代表，从武汉乘船逆长江而上，路过当时的葛洲坝，直达重庆。近百人在船上进行学术讨论，大家直抒胸臆，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与当时的气氛十分契合。此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场面了。
我还受中国记协的邀请，赴京参观当时还是雏形的航天员训练基地，了解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新鲜事。
后来，我作为中国记协秘书长团的成员，赴香港澳门考察。当时这两个地方尚未回归，由香港大公报社负责接待，考察了多家报纸和电视台。除了写一个系列访问记之外，我还了解了境外媒体的运作方式，对此后参与创办《三湘都市报》的工作很有启发。
在记者协会工作七年以后，我参与了《三湘都市报》三年工作以后，调任报社的发行处长。这个位置最大的特点是与各兄弟省级党报有紧密的联系，每年参加协作会议。三年时间里，到访过青海、甘肃、内蒙、湖北、河北、山西、福建、四川、 河南等省市党报，承办了省级党报首次发行工作论文评选活动。
这七年时间里，我与中国记协和各省记协、报刊发行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可谓朋友遍天下。
我到报社工作四十年，除了两次短暂借调到深圳商报和北京一家杂志社工作外，大部分时间在长沙。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到集团从事经营管理工作，有更多的机会到外地考察项目和工作交流，先后去过南京、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湖北、重庆等地报刊社，工作之余，都会被安排到风景名胜游览，免不了有假公济私、利用工作之便的嫌疑。
（五）
利用工作便利行走天下，是我做记者这个职业的很大优势。
但我还是乐于自费旅游的。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推行休年假制度，这个时候的我的两个孩子长大了，可以随同我们一同外出。每年的假期，我都会安排一次带孩子出外旅游。去过北京看升旗、登长城，去过西安看古董，去过深圳珠海看海，还去北戴河避暑。最有特色是带着孩子从岳阳出发，乘船去宜昌三斗坪，那时三峡大坝还在论证之中，我们是先睹为快。
学会开车以后，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江西等周边省份自驾游。至于省内的名胜景点，几乎没有漏过。全省只剩下新晃、溆浦两个县城没有去过了。
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以后，成了自由人，可以任性地做说走就走的旅行。前几年，先是去美国看女儿，后来带孙子去呼伦贝尔，再是陪老母亲坐邮轮去日本。虽然说不上财务自由，但余钱剩米还是有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跟团也罢，自驾游也罢、自由行也罢，随心所欲，开心就好。
每次远行，我一般会写篇千字左右的散文，记叙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这些文字，有些在报刊发表过，大部分发在自己的新浪博客和后来的公众号里。前些年，我在把这些文字结集成书，出版一本《寻觅天籁》。
在经历了几年痛苦的疫情折磨以后，我的体力明显不如以前，但远足观光的兴趣不减。去年解禁后不久，我们便去云南、潮汕、山西等地自由行，居然爬上了海拔4680米的玉龙雪山。年底还参加了新三届同学聚会的邮轮之旅。
今年春天，为了了却多年的心愿，首次踏上欧洲大陆五国游。回国后又急匆匆赶到香港接女儿和外孙回国。他们在长沙小住几天后，马上安排了一次邮轮之旅，一家三代去了日本韩国。朋友戏说我坐邮轮上瘾了。
不是上瘾了，而是觉得，能够走动，这是幸福的，快乐的。
一个洞庭湖边走出来的人，活到26岁才走出省门，少年闭塞，困居斗室，充满对外部世界无限的憧憬。年轻时失去了的东西，要尽力慢慢找回来。
余生还很漫长，要快快活活地过好每一天。行走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