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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孙殿英，稍微懂点历史的人都会想起他的恶名——“东陵盗宝”。1928年7月，盗宝案发后，举国舆论哗然，这个窃贼竟啼笑皆非地狡辩“崩皇陵”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革满清死人的命。此后，他四处行贿，低调行事，很快从舆论焦点中消失。
6年后，孙殿英突然出现了，并做了一件惊动朝野的大事，引发了蒋介石、溥仪、唐绍仪、杨虎城、刘志丹等人的关注。昔日盗墓贼摇身一变，民国政坛的几支力量几乎同时向他伸出请帖。他究竟干了什么？
1933年1月，日军从伪满洲国进攻山海关，图谋进犯热河省（今辽宁南部），当时主持华北军政的是退守关内的张学良。在榆关失陷、日军谋攻热河之际，孙殿英主动向张学良“请缨援热”。孙部第41军当时有3万余人，开进热河后，于赤峰与日军接战。3月1日，塞外严寒，孙军阵亡1300人，冻伤800人，孙部附近的庞炳勋57军按兵不动，抗日义勇军也被日军阻击，孙军孤军奋战，支撑不住，只好一路撤往察哈尔省（今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地区）。孙的抗日行为博得全国一致好评，有助于洗刷“流氓军阀”的形象。各界纷纷对其捐款、送慰问品，捐赠物品名录可从《申报》和《大公报》上刊登数日的致谢启事中查见。热河人民送粮送水，救护伤患，令孙殿英深为感慨，《大公报》一篇战地报道留下他动容的话语：“友军不友，义军不义，都不及热河的人民。”![]()
▲ 张学良。
然而坊间有谣传，称孙接受伪满委任，未与日军接触即向后撤退。接替张学良的何应钦，惊疑之下，准备扣发孙军的给养、军饷。至今，仍有不少回忆材料提及此事，说孙氏“经不起日本的威迫利诱”，“不战而放弃多伦”。孙殿英主动申请“援热”的真实动机已不可考，但孙殿英的战绩是实实在在的，据当时伪满军张海鹏部战报，该军一个旅减员33%，丧失追击能力，才使孙军从容撤退。孙军的义举颇得舆论界的赞扬，北京大学学生前线慰劳团还授与孙殿英和41军 “尽忠报国”的红缎旗帜。孙氏也被褒为“抗日有功”的将军。然而，此后中日战斗的结果依旧是国军节节败退。4月间，热河全省沦陷，华北直接处于日军兵锋的威胁之下。5月22日，蒋介石派他的把兄弟黄郛去塘沽与日本驻北平武官永津中佐秘密谈判，拟定了《塘沽停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长城是中国与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的“国界”。消息一经披露，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遭到国内外进步舆论的同声叱责。当此前后，部分具有爱国思想的国民党将领遂自行奋起抗战。![]()
▲ 黄郛与蒋介石。
5月下旬，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察哈尔正式组建民众抗日同盟军，决心“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抗日同盟军出师不久，连克康保、沽源、宝吕、多伦等察北四县，一时声威远播，引起日方与南京当局的极大震惊。早在冯玉祥由泰山抵达张家口之后，南京便多次派人劝冯南返，甚至“不惜许以要职，冀冯就范”，却计不得售。南京见诱劝恫吓无效，竟出卑鄙伎俩，以大军围逼压迫同盟军。这次行动，史称“察冯事件”。当察冯事件酝酿上演时，本来与此事毫无干系的孙殿英却误打误撞的站在风口浪尖上。当时孙部驻扎在张家口以东的沙城，占有一百多里的铁道线（平绥铁路），正好挡在中央军进攻冯玉祥的去路上。为什么这么巧呢？因为拦路勒索是军阀谋生的重要手段，所以占据铁路是他必然的选择。而且，孙殿英一直也没闲着，同盟军崛起后，冯玉祥曾多次拉孙共襄义举，孙殿英突然发现，自己处于双方斗争的漩涡里。![]()
▲ 孙殿英身上集中了那个时代混世魔王的典型特征。帮谁打谁呢？孙殿英似乎陷入两难境地。但是，孙殿英知道，中央早有铲除他的意图，只是苦于没有机会，此番如果他支持冯玉祥察省抗日，中央即师出有名，可以借机消灭他。此外，蒋介石曾有意任孙为察省主席，以挑唆他攻冯。于是，孙殿英的天平开始倾斜了，他写信试探冯玉祥——有没有不战而降的可能。没想到冯的回答是：“誓死不离抗日前线，谁来和谁打！”冯原是孙殿英的老上级、老朋友，对孙有知遇之恩，孙殿英觉得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况且，日本侵华日益急迫，日军的苦头他是吃过的，为避免与日军再战，保存实力，还是走为上策，离开华北这块是非之地。问题是去哪里呢？![]()
▲ 摄于1928年2月，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荒凉的青海省进入了他的视野。而他这一西行，不仅没有脱离两派的是非之境，反而招来更多人的关注。孙殿英想去西北，本是无奈之举，也纯属个人行为，无碍他人。可又引发了轩然大波，这令他始料不及。为什么孙殿英的走向会让那么多人揪心呢？先看看当时社会的各路势力。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唐绍仪给孙发来亲笔函和西北防务督办的委任状，希望西北和东南联手武力夹攻蒋介石。汪精卫的南京改组派也向孙暗送秋波，希望能与孙联合媚日。最荒谬的是，“满洲国”执政溥仪亦派代表拜见他，封他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目的是叫他加入伪满。孙殿英清楚，东南的反蒋势力没甚实力且天隔遥远，日本势力尚不达长城以内，所以，他对各派“盟友”的热情，皆是客气地敷衍。![]()
▲ 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他曾思量投靠山西阎锡山，在绥远屯兵。因为青海和山西都盛产烟土，正合孙的老本行。阎锡山也曾怂恿过他，说华北相煎太急，不如来西边发展，西边地广人稀，西北马家军实力比不上东部军阀。这些情况，让孙殿英动了心。其实，孙殿英最希望和他的老哥们——同样是刀客出身的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联系。他也对陕北红军有些许憧憬，甚至想打通河西走廊，联系新疆军阀盛世才。他这些想法的目的，都是希图从新疆接受苏联的援助。为此，他在包头聘请曾任杨虎城秘书的共产党员南汉宸为高级顾问，复又接受国民党进步人士李锡九的建议，致电何应钦，把在押的中共中央委员韩麟符保释出狱，担任自己的政训处长，还把中共党员宣侠父任命为自己的秘书长。![]()
▲ 宣侠父。
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抗日救亡，扩大统一战线，不计孙殿英此前的劣迹，派了很多党员和左派青年到他的军中。通过南汉宸的联络，红军四方面军同意起草一份陕北红军、杨虎城和孙殿英三方合作的通电，准备孙部一到陕、甘边界时即行发表。孙为了表达诚意，还主动送给红军步枪2000支，轻机枪100挺，约定红军派部队到黄河渡口接收。后因马家军的阻隔，红军未能收到这批枪。思前想后，孙殿英电告南京，为了响应三十年代“开发大西北”的口号，主动要求去青海屯垦。青海在当年是绝对的荒蛮之地，过去被“封”到西北的内地军阀，全是因为政争失势。![]()
▲ 正在冲锋中的青海马家军骑兵。这支部队主要由蒙、藏、羌的牧民所组成，比宁夏马家军的骑兵作风更加凶悍。
这一次，老奸巨猾的孙殿英疯了吗？想退出政治舞台了？蒋介石此时正在抓紧部署对江西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只要孙殿英不再妨碍中央军进攻冯玉祥，便不再顾及这个老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遂任命他为青海屯垦督办。是时，孙殿英虽然遭遇日军重创，但他利用自己“抗日将领”的声誉，兼并了几股残军，全军人数已达七八万，对外号称十万大军，声势浩大，即刻开拔西行。孙的行动，在蒋介石那里不以为然，但对另一群人，却不啻为一颗炸弹，把青、宁、甘地区炸开了锅。原来，孙殿英的如意算盘是假道伐虢之策。作为军阀，他的唯一工作就是争地盘，西去青海，必然路过陕甘宁三省，这三省尚属人口稠密地区，他想以过路为借口，赖住不走，反客为主。而且，到陕北还有杨虎城和西北红军接应，他自觉胜券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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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虎城。
民国时期，青海、宁夏和甘肃北部广大地区被“西北马”回族军阀势力统治着，《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曾在1936年访问西北，他称那里“像一个中世纪的苏丹国，中国和中亚的野蛮落后都能在这里找到”，戈壁滩上的“四匹大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青和马步芳，经营着闭关自守的、家庭世袭的马氏“家天下”。
先说青海二马。自清末以来，青海一直被封建军阀马麒所统治，他病卒后，由其弟马麟继任。马步青是马麒长子，时任中央陆军骑兵第五师师长；马步芳即马步青二弟，任陆军新编第九师师长兼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二马握有青海马家军的实权。
得知孙殿英西行的消息，马步芳非常震惊，认为马家数十年的基业，将有覆灭的危险。马麟也感到大难当头，一面授权给马步芳动员全省一切力量，积极备战；一面电谕马步青在凉州作好防卫布置。本来他们叔侄之间有争夺权利的矛盾，但迫于当前情势的危急，不得不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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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麟。宁夏二马——马鸿逵与马鸿宾是堂兄弟，他们的出身并不显赫。马鸿逵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宁夏辛亥革命；马鸿宾之父战死在抵抗八国联军侵华的战斗中。二马握有宁夏军政大权，为了争夺宁夏省主席，也产生过龃龉。
只有军阀最了解军阀，青海省主席马麟最先反应。他致电南京道“（孙殿英来青海）不仅关青海之治安，西北从此多事矣！”他发动全省各族人民十余万人，在西宁举行请愿会，倡议商界罢市，学界罢课。同时，他还派代表赴南京送血书，希望中央收回成命。
继马麟而起，反对孙军西来的还有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据马鸿逵回忆：“西北人士咸感震惊，全国皆知孙乃土匪起家，劣迹昭著。疑中央借刀杀人。”为此，马鸿逵请马鸿宾去北平探寻中央意见。结果，何应钦阴阳怪气地答复他：“（孙殿英）这个坏东西，你们兄弟把他干掉好了。”马鸿宾说：“希望中央不要移祸西北”。何说，这是中央的安排，不能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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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绍良。
此时，甘肃省主席朱绍良的态度颇为重要，因为朱不仅是一省之长，名义上还是青、宁、陕三省军事长官。朱绍良是福建闽侯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西北诸马回族军人并无渊源，是蒋介石空降西北的一根嫡系钉子。他认为，武力拒孙，一来可以讨好诸马，藉以建立他在西北的资本；二来，可以借诸马之手，替中央消灭孙，所以，朱绍良不遗余力策动事态扩大，10月11日，在朱的挑唆下，青甘宁三省主席以集体辞职相抗争。
当时，全国已是沸反盈天。10月，甫任新疆边防督办的盛世才与回族军阀马仲英混战迪化（乌鲁木齐）；11月，李济深、蔡廷锴在福建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苏区激战正酣；日本侵略华北日亟；广东军阀陈济棠也在联合唐绍仪反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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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廷锴。四处起火，蒋介石无从抽身，不愿再生事端，故电令孙殿英停止西进。而且，蒋介石风闻有“共党”在其军中活动，遂决计借马家军之手消灭他。
1934年1月，孙殿英一心西进，早已不把蒋介石的军令放在眼里。首先，他认为全国大乱之机不可失，先攻取宁夏。这样做的理由有三：他以为宁夏二马因争夺省主席而失和；孙部官兵也都希望早日取得地盘，升官发财；冬季黄河结冰，适宜孙部骑兵突袭。但是，孙殿英严重低估了西北诸马的抵抗能力，宁夏方面，二马不计前嫌，合谋拒孙。马鸿逵一面联合青海马步芳，一面请朱绍良联系中央军的空军。四马总共3万兵力，比起孙殿英的6万杂牌军，四马兵力虽稍逊一筹，但内部空前团结。加上朱绍良的援宁三纵队和空军的飞机轰炸，实力并不算弱。并且，在军事会议上，四马采纳了宁夏省保安处处长马全良的合理方案：诱敌深入，沿途埋伏骑兵和小股步兵偷袭，主力放在宁夏城以逸待劳，待敌弹尽粮绝时伺机歼灭。![]()
▲ 马全良。
从1934年1月起，历时两个多月的拒孙之役拉开序幕。这场战役在民国历史上，不算是场重大战役，但对于地广人稀，一向较为寂静的西北，却引起不小的震动。孙殿英军从宁夏北部石嘴山入境，向南攻打。一路上大小城池，孙军均遭遇马家联军的顽强阻击，每一战均付出几倍于敌的伤亡。当时的战法是在迫击炮火的支援下，步兵像古代一样架云梯攀城。孙军仗着人多，又是与日军交过手的老兵，奋勇攻击，不惜发起人海战术，用人浪来堵炮眼，因而死尸枕藉遍野。孙军最终被引诱至宁夏城下，马家军是保家作战，战斗意志十分坚定。城内是宁夏二马拼命死守，城外的骑兵在青海二马的率领下，包抄了孙军。孙殿英满以为胜利在望，却没想到城坚难破，伤亡惨重，粮草殆尽。孙殿英只好撤离宁夏城。在撤退途中，又遇到天外死神。陈学浩在《孙殿英犯宁记》中记载：“中央军的飞机亦赶来助战，见孙军主力向北而去，当即投下35磅炸弹两颗，炸死孙军骑兵二百余人。”遭此打击，孙军开始溃退。这时，孙军乌合之众的特点便显露出来，撤退演变成一场大逃亡，孙殿英根本控制不住，因为这些人本就是他收编的各路土匪。马家军趁势反击，蒋介石也对附近军阀下达了追捕孙殿英的军令。![]()
▲ 1934年3月，眼见孙殿英大势已去，阎锡山立即派晋绥军攻入孙殿英军的后方基地磴口，图为晋绥军傅作义部骑兵于3月17日进入磴口城时的情景。孙殿英后来被阎锡山的晋绥军逮捕，辗转押至太原晋祠，中央要求把孙送到南京公审，后经阎锡山斡旋，才免予问罪。孙殿英虽免于一死，但是由他西行引发的一系列事情，却有了不同的结局。红四方面军、杨虎城、孙殿英联合抗日反蒋的计划流产。西北的沙漠又恢复了沉寂，各派反蒋活动的高潮也随之走低，蒋介石借刀杀人之策得以完胜。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杨虎城联孙联共的活动为蒋介石所察觉，招致蒋的嫉恨与排挤，这也导致了“西安事变”后杨虎城的被杀。
[ 参考资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