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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名皇太子？
约200名。亦有160余名说，140余名说，等等。而在大部分统计标准下，太子当上皇帝、“成功就业”的幸运儿，仅约有一半。另一半人，或被废，或早逝，或死于政变、谋反，或当了亡国太子，等等。由于过低的“就业率”和过高的“工伤率”，不少人形容皇太子为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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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陈列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康熙帝传位遗诏，康熙晚年所遭遇的九子夺嫡之痛，最终以胤禛上位而告一段落。雍正帝后来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使皇子之间为争夺储君之位而起的腥风血雨自此消弭。摄影／blue
储权与皇权，相伴相生，彼此需要，又始终猜忌，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悖论。手握重兵却选择自杀的公子扶苏、被百官和天下拼死护下的刘盈……为了保证皇位的顺利传承，围绕立储，日益严密的“游戏规则”被制定和逐渐完善，然而，意外和例外，仍频繁光临.......扶苏
“天下第一太子”的自杀之路
扶苏出自《诗经》中的“山有扶苏”，形容树木枝繁叶茂的样子。曾几何时，他也是父亲寄予厚望、宠爱无比的孩子。史载，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一直为秦始皇寻仙问药的侯生和卢生，因为始终没有求得仙药，害怕会被处死，悄悄溜走，引发始皇的雷霆之怒，下令审问所有在咸阳的方士（一说包括儒生），最后圈定460余人，将他们挖坑活埋。![]()
▲秦始皇嬴政。公子扶苏犯颜直谏，认为天下初定，若用严刑峻法惩罚诵法孔子的儒生，恐将引发人心动荡、天下不安。始皇更怒，将扶苏发配上郡（辖地约今陕西省中北部毗邻内蒙古部分），去监督大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理长城、抗击匈奴。当然，这只是父子矛盾的总爆发。在此之前，裂痕早已存在。史载扶苏“刚毅勇武，信人而奋士”，种种迹象又表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即使在强势如秦始皇之下，也勇于表达自己的见解，屡次上书直谏，这必然与重法轻儒的秦始皇产生激烈摩擦。与此同时，秦始皇还宠爱与自己同样痴迷法家的儿子胡亥。史载始皇有子20余人，胡亥位居18，乃少子。始皇曾赏识一名叫赵高的宦官，只因他精明强干、通晓刑狱法律，便让他担任执掌乘舆的中车府令，甚至让他私下教胡亥决狱之事，让胡亥和自己一样成为法家的信徒。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东游，胡亥随行。不料，年届五旬的皇帝，突然在途中一病不起，旋即逝世于沙丘宫（位于今河北省邢台市）。临终前，他命赵高拟下一封遗诏，给远在上郡的扶苏：“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你速速放下手中军务，交予蒙恬，赴咸阳来主持朕的丧葬大事吧！
此时，幼子胡亥就在身边，秦始皇却让千里之外的长子赶回来主持丧事，显然，是有意传位于扶苏。这并非秦始皇临终前的突然决定，也非毫无征兆的回心转意。其实，回看两年前对扶苏的安排，本就意味深长。当时始皇将扶苏发配去边疆监军，明面上是惩罚，但又暗暗存着历练儿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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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替皇帝带兵出征，看似合情合理，实则暗藏凶险。太子所率重兵，可以开向前线、抵御外敌，也可以回师向内、威胁皇权。因此，皇帝在太子的兵权问题上，不得不慎之又慎。绘画／陆曼陀
毕竟，扶苏监督的是蒙恬的军队。蒙恬，手握30万秦军，威震匈奴，其弟蒙毅官至上卿，随侍皇帝左右，整个蒙氏家族，可谓是大秦的坚实盾牌和长城。扶苏若能在“基层历练”中得到蒙氏支持，且在军中不断积累声望，自然能攒下雄厚的政治、军事资本。同时，军队的历练，或许也能就此改变儿子过于仁慈的性子？在始皇的20余子中，唯一有职在身的，就是“监军”的扶苏，这与秦国历史上不少太子或长子参与行政工作的传统，完全一致。
不过，秦始皇却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没有预立太子。
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天子及诸侯的法定继承人就被称作太子。尤其是西周以来，与分封制、宗法制紧密相连的嫡长子继承制，成为王位继承的“不二法则”。简单来说，王位由嫡长子继承，余子封为诸侯，诸侯君位也由嫡长子继承，余子为卿大夫，依次类推。这种制度深深地影响着中原诸侯各国。秦国地处西部，与少数民族杂居，嫡庶观念较为淡漠，但也逐步形成了长子继承制的传统。
秦王扫六合，一统天下，创立皇帝制度，制定垂范后世的诸多新政，却偏偏丢掉了先秦既有的预立太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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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秦彻》剧照。最终，遗诏未及发出，始皇驾崩。手握诏书的赵高，遂与胡亥、丞相李斯密谋，封锁皇帝逝世消息，并隐去真遗诏，换上假诏书，一道是让胡亥继位，一道是赐死扶苏和蒙恬。扶苏接到“遗诏”，痛哭不已，准备拔剑自尽。蒙恬怀疑遗诏有诈，劝扶苏请示始皇后再作决定。扶苏却道：“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公子扶苏，一生忠孝，而假诏书以不孝为辞，赐其自尽，可谓击中了他的软肋，而且一击致命。这位勇武仁善的公子，即使手握30万大军，也难免一死了。沙丘之变、扶苏之死，被后世认为是秦王朝短命而亡的原因之一。![]()
▲图为西汉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泰子”龟钮金印和“泰子”覆斗钮玉印，这并非皇太子印，而是王太子印。汉朝时，皇帝与诸侯王的继承人均可称太子，汉代以后，诸侯王继承人才逐渐改称世子。摄影／路客看见如今，当年上郡的郡治所在、今天的陕西绥德，有一座“扶苏墓”，被誉为“天下第一太子墓”。后人执着地以“太子”之名，来称呼这位本该继位却自杀身亡的悲情皇子。人们忍不住畅想，如果扶苏未死，如果始皇早立太子，偏向儒家的公子扶苏，是否会实行更多怀柔的政策，让严刑酷法下的百姓得到休息，而这又是否能为秦朝扭转二世而亡的命运？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后世王朝从中吸取的切实教训，是要早立储君。“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千余年之后，宋朝大臣韩琦仍在对自己的皇帝宋仁宗感叹。![]()
▲图为太子印底部篆文“泰子”二字。泰通太，泰子即太子，手握太子印，便是身份的象征。在君主专制时代，太子的确立，不仅关系到皇室血统的传承和延续，而且意味着国本的早日安定，关乎政局的长治久安，故必须有章可循，甚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以保证在非常时期不出现权力的纷争。刘盈
公元前205年，秦末纷乱中崛起的泗水亭长刘邦，已是逐鹿天下的汉王。在与项羽激烈的拉锯战中，他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立虚岁6岁的刘盈为王太子。3年之后，刘邦即皇帝位，国号为汉，随即以王太子刘盈为皇太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任皇太子。显然，刘邦吸取了秦亡的教训，早日立储，以稳固人心。刘盈虽非长子，却是刘邦与嫡妻吕雉的第一个孩子，即嫡长子。显然，与秦不重嫡庶不同，汉初立，就旗帜鲜明地继承了周代的“嫡长子继承制”。![]()
▲图为明鲁荒王九旒冕。皇太子、亲王均戴九旒冕，前、后各垂九旒，每旒贯五色玉珠九颗。摄影／泓伊然而，制度虽定，人心却易变。说到底，君主专制是一种人治的政治，任何制度在这里都具有弹性和伸缩性。其中极大的一个变量，就是君主的好恶。天下归于一统，刘邦有了更多和子女相处的机会，他日益发现，太子刘盈为人仁弱，根本不像自己。刘邦曾在定陶（今山东菏泽）得了个能歌善舞且会下围棋的妙龄女子戚姬，生了个儿子，被老皇帝视若珍宝，取名如意，天天抱在身上说，这个孩子太像我了，甚至放言：“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戚夫人遂趁热打铁，日夜啼泣，让刘邦改立自己的孩子。一来二去，刘邦易储之心日益强烈。废立太子，既是家事，更是国事，刘邦不得不与群臣商议，结果引来一片反对之声。其中反应最激烈的，是一位口吃的大臣——御史中丞周昌。刘邦问他原因时，他说不出来，又急又怒，遂道：“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或许是这个模样着实有些可爱，刘邦竟笑了，也暂时停下了易储的讨论。此外，张良、叔孙通等一帮大汉功臣、谋士，均纷纷力争，甚至死谏，可以说，整个官僚集团都在易储问题上与皇帝激烈对抗。![]()
▲图为明代《徐显卿宦迹图·金台捧敕》，展现了徐显卿参与常朝时的情景，图中皇帝是明神宗。最后的“绝杀”在一次刘宴会，太子陪侍。当这位储位岌岌可危的太子出现时，在场众人纷纷注意到，在太子身后，站着4个80多岁、神仙一样的老人。刘邦一直想招徕他们，四人均避而不见，如今，他们却心甘情愿站在年轻的太子身后。刘邦问起缘故，四人答曰，因为陛下轻慢高士，我们不愿自取其辱，而“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刘邦听罢，沉默片刻，只说了一句话：“烦公幸卒调护太子。”至此，再也未提换太子的事情。商山四皓，其实是吕后派兄长吕释之请张良献计，以珠宝玉帛、谦卑言辞请出来的高人。四个隐居不问世事之人，为何能比公卿百官的拼死劝谏还有效？这不仅是因其隐士的名望，更重要的是，他们代表着的，是社会层面上对刘盈的广泛拥护，是太子在民间社会的巨大影响力。此时的刘盈，年仅十余岁，未有寸功，究竟有何魔力，让百官公卿乃至天下人士纷纷守护？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其嫡长子的身份。这是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如前所述，嫡长子继承制源于西周，与分封制、宗法制紧密相连。而在东周之际，社会剧烈变革，分封制逐渐被郡县制取代，宗法制受到严重冲击，可嫡长子继承制却未被抛弃。“春秋三传”之一的《春秋公羊传》道：“立嫡以长不以贤。”这个说法，在汉代已成立储制度的理论依据。![]()
▲图为龙椅背上纹样，只见金漆雕出两条金龙，挟风裹云的老龙居于画面中央，用坚定的眼神望向下方的幼龙，引导它破骇浪驾祥云。中国古代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拥有众多后宫佳丽的君主，因此可能会诞育多名儿子，若仅按照“父死子继”的原则传位，诸子之间就容易发生纠纷，所以需先按母亲身份区分嫡庶，即正妻所生的孩子是嫡子，余为庶子。而在立嫡的前提下，长幼因素优先于贤德因素。于是按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将继承权压缩到嫡长子一人身上，可谓人选单一。嫡长子身份，由母亲身份和出生顺序而来，与个人能力、品德无关，为何却能成为皇位继承的根本法则？对此，王国维先生曾在《殷周制度论》中论道：“古人非不知官天下之名美于家天下，立贤之利过于立嫡，人才之用优于资格，而终不以此易彼者，盖惧夫名之可藉而争之易生，其敝将不可胜穷……而定为立子立嫡之法，以利天下后世……”。![]()
▲《甄嬛传》剧照。王国维先生说，立贤的好处大于立长，但终究没有采用立贤制，是因为担心如果允许通过贤能与否来决定王位继承人，而贤能的标准又是可变的、有争论的，那么皇子之间可能会因为争夺王位而发生纷争，其弊端将无穷无尽。嫡长子继承制的深入人心，成为刘盈能够调动官僚乃至隐士，为其打一场“太子保卫战”的重要原因。然而，法则虽有，立储之事却常有例外，比如——根本就没有嫡长子。刘荣与刘彻
如何“创造”嫡长子
皇帝的嫡长子，需由皇后诞下。而据统计，西汉16个皇后中，无子者10人，比例高达63%；而东汉更是达到67%。以汉景帝刘启为例，他的原配皇后薄氏无宠亦无子，故只能从庶子中择人而立。庶子择立，遵循的仍是前述《公羊传》中的原则，不过主要是后半句——“立子以贵，不以长……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即在庶子之间，也要先看母亲名号身份的高低，而非长幼之序，即“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则是指若庶子得立，母亲身份也相应变得更为尊贵。所以准确地说，皇位继承顺序，是先嫡后庶、先贵后长、先长后幼。![]()
▲图为翼善冠。冠后立有一对朝上的折角。皇帝与皇太子、诸王的翼善冠造型一致。![]()
▲图为皮弁。外覆乌纱，皇太子、亲王均为九缝，每缝前后各用五彩玉珠九颗。不过在汉朝初期，后宫制度简单，宫中除了皇后外，皇帝诸妾并无明确的等级区分，皆称夫人。故景帝诸庶子也无明显的身份不同。于是，遂按“先长后幼”的次序，汉景帝敲定了太子人选——庶长子刘荣。景帝前元四年（前153年）四月，景帝立庶长子刘荣为皇太子。景帝前元六年（前151年）秋九月，废皇后薄氏。百年大计，似已落定。一日，大臣大行奏事完毕，援引《公羊传》中的理论，对景帝说：“‘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无号，宜立为皇后。”奏请立太子之母为皇后，谁知却触怒了景帝，不仅诛杀大行，还废太子为临江王。为巩固太子地位，将刘荣之母立为皇后，本是顺理成章之事。可问题偏偏就出在了太子之母栗姬身上。在本该左右逢源的后宫中，栗姬是个很“刚”的人。就在刘荣被立为太子后，刘启的姐姐、馆陶公主刘嫖曾主动联姻，希望将女儿嫁给刘荣为妃，不料栗姬一口回绝。原来，长公主曾多次进献美女给刘启，早已惹得栗姬不满。在栗姬处碰了钉子，长公主转而相中了汉景帝的另一个儿子——胶东王刘彻，遂与刘彻之母王娡定下亲事。自此以后，长公主一逮到机会，就在弟弟面前说栗姬坏话，又经常夸奖王夫人之子有多优秀，自然引得汉景帝与栗姬生了嫌隙。不过，储位已定，景帝并不打算轻易更改。一日，他把栗姬和儿子们聚在一起，指着那些已经封王的孩子说：“百岁后，善视之。”显然，景帝是打算立栗姬为后的，并将孩子郑重托付于她。谁知栗姬不肯答应，反倒出言不逊。景帝失望透顶，却怒而不发。在《春秋》大义“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原则下，要阻止栗姬成为皇后，就只能废掉太子刘荣。景帝前元七年（前150年）春正月，皇太子刘荣被废为临江王。夏四月，王娡被立为皇后，同月，王皇后之子、胶东王刘彻被立为太子。后来的汉武大帝，就此在政治舞台上登场亮相。刘彻的被立，揭示了嫡长子继承制的一个“变通”之法。按《汉书》载，汉景帝有14个儿子，刘彻乃庶出的“中子”，无论是从嫡庶还是长幼关系上看，他都毫无立储希望。为了立这个心仪的儿子为储，汉景帝便将其母身份变更为皇后，庶中子也由此成为嫡长子，其他诸子无论长幼，均被排除在了皇位继承权之外，可谓是“创造嫡长子”。刘彻自己当了皇帝后，同样的情形又几乎上演了一次。他先是废黜无子的陈皇后，在卫子夫诞下长子刘据后，立卫子夫为皇后，刘据身份由庶长子变为嫡长子，六年后，再立嫡长子刘据为皇太子。![]()
▲图为矗立在甘肃瓜州戈壁滩上的雕塑“汉武雄风”。摄影／聂大刚当皇后无子时，为了维护继承制度的稳定，废黜无子皇后、改立有子妃嫔为后，成为强势皇帝的一种残酷手段。然而，这种方式需依赖强大的皇权为保障。到了东汉中后期，皇权旁落，外戚专权，废黜无子皇后的做法已行不通，遂出现了皇后收养庶子、立皇后养子为储君的现象，用学者苏鑫的话来说，是“嫡长子继承制在特殊环境下的一种变通”。即使皇后无子，嫡长子继承制仍有补救、变通措施，而当皇帝无子呢？嫡长子继承制就彻底沦为空谈。为了维持皇位在一家一姓中稳定传承，遂只能按照与现任皇帝的血缘亲疏、伦理关系、个人才德，在诸侯（王）中择一人为嗣，即宗藩入继。唐宪宗李纯
没有妻子，何来嫡子
两汉时代，首开中国的皇太子制度，也奠定了后世的立储原则和变通之道。而在后世的风云变幻、社会嬗变中，作为立储法则的嫡长子继承制，不仅因现实情况而屡屡碰壁，还曾一度受到原则性的挑战。![]()
▲中国历史上，到底有多少位嫡长子被立为皇太子？唐朝第十二任皇帝、史称“中兴之主”的唐宪宗李纯，在立储一事上颇为耐人寻味。宪宗立储有三个人选：长子李宁、次子李恽与三子李宥。长子李宁的生母为纪美人；次子李恽的生母未在史书中留下姓名；李宥的母亲郭贵妃是宪宗的原配、后宫地位最高者。若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李宥是不二人选。然而登基4年后，宪宗却顶住朝堂压力，将17岁的长子李宁立为太子。安史之乱后继位的皇帝，在立储时，大多选择长子为皇太子。比如唐肃宗李亨，立长子李豫为太子，而另一方面，他又立淑妃张氏为皇后。张皇后有自己的孩子。庶子出身的太子，遂与嫡母、嫡子产生了激烈的斗争，最终以张皇后被杀、李豫继位为结局。唐宪宗立长子，可算援引成例。然而短短两年后，太子一病不起、英年早逝，宪宗不得不再次面临择嗣的问题。这一次，朝野拥立郭贵妃之子的呼声空前高涨，宪宗迫于压力不得不立李宥为太子，并改名李恒。李恒为太子后，前朝请立郭贵妃为后的声音也越来越多。郭贵妃既是原配，又是太子生母，立为皇后是势在必行。然而，唐宪宗却抛出了两个理由，坚决不立皇后：一是“上以岁暮，来年有子午之忌，且止”；二是“帝后庭多私爱，以后门族华盛，虑正位之后，不容嬖幸，以是册拜后时”。从天干地支上讲，所谓“子午之忌”，是指夫妻宫相冲，不宜娶妻。皇帝之妻是皇后，故不宜立后。这个说法，比较“玄学”。另一条理由更实际一点——怕立后之后，皇后干涉自己宠幸妃嫔。![]()
▲《甄嬛传》剧照。其实在唐朝皇帝中，宪宗的后宫规模并不算庞大，而郭氏也无“善妒”的名声，正位后会干涉帝王宠幸妃嫔的推测，纯属猜想。可见宪宗的这两条理由，多少有些勉强，其中若说有一点实在的信息，就是“后门族华盛”。贵妃郭氏，乃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郭子仪的孙女，又是代国公郭暧和升平公主的嫡次女，集功臣之后与皇亲国戚的身份于一体，是唐宪宗为广陵王时三媒六聘的正妃。正是这种强大的家族势力，让唐宪宗颇为忌惮。在唐早期，由于士族势力依旧强盛，皇室多与士族联姻，外戚家族势力强大，女主、外戚干政频繁，甚至出现外戚家族取代李唐政权的现象，即武周政权的建立。故而，自唐玄宗以来，为防女主干政，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不立皇后。隋唐以来，随着科举制影响力的日益深入，门阀日益衰落，再加上安史之乱等战争的严重冲击，士族的衰落加剧。故李唐中后期皇储的生母，出身高贵的仅有肃宗生母杨氏和穆宗生母郭氏。立储一事不仅摆脱了嫡、庶之辨，甚至摆脱了生母身份等级的影响，以长子为优先选择，出身掖庭衣冠子或宫人侍妾的皇储生母并不少见。![]()
▲太子在储时间排行榜。说回郭贵妃，终唐宪宗一朝，一直未被立为皇后。所以太子李恒，也一直未获得名正言顺的嫡子身份。7年之后，宪宗去世，李恒继位，即历史上的唐穆宗，而郭贵妃也终于被尊奉为皇太后，此后历经五朝，荣宠不衰。唐亡宋兴，科举制进一步深入，社会阶层的流动加快，嫡庶观念进一步淡化，再加上宋朝皇帝常怀“绝嗣”之忧，故以嫡子身份入居东宫者，屈指可数。而到了明代，似乎又“回光返照”，朱元璋甚至将“立嫡”写入《祖训录》，成为将皇位继承原则写入书面文字的第一位皇帝。而此时的社会，早已不是魏晋隋唐时期门阀鼎盛的天下，外戚势力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而不以个人喜好为转移的“传嫡制”，再度受到重视，彰显出其在国家最高权力平稳传承上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一个人的结局》——皇权争夺，注定是一场只能有一个人获胜的比赛。孑然一身，是他们为掌握最高权力而付出的必然代价。绘画／师引中国历史上，除了皇太子这样的常规储君外，还有皇太孙、皇太弟、皇太叔等另类储君，他们往往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出现，不仅出现概率较低，成功登顶率就更低了。皇帝立太子，目的是为了皇权在一家一姓的血统间传递，但皇权的本质是从上到下都陪着一个人玩的游戏，一切以皇帝的好恶为标准，但凡有人另起炉灶，必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中国古代史上，距皇帝宝座仅一步之遥的太子比比皆是，秦始皇太子扶苏、汉景帝太子刘荣、晋惠帝太子司马遹、隋文帝太子杨勇、唐高宗太子李贤……这个名单还可以列一大串，与最高权力擦肩而过，除了悲惨的命运，没有第二种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