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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汉到明清，古代官职的演变记录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与沧桑。这场“职场大戏”中的官职们，有的威风凛凛，有的默默无闻，他们的故事和官职的变迁，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古代政治奥秘与社会脉络。
古代官吏分京官和地方官两大类，地方官体系有郡（太）守、郡尉、县令、刺史、州牧、知州、知府、巡抚、总督……通过了解这段历史及他们的逸闻趣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演变。
公元前214年，以任嚣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的三十万秦军征服了岭南地区后，秦始皇在岭南地区设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三个郡。率领秦军南下的总指挥官任嚣，被任命为首任“南海尉”，节制管理三郡。南海郡治所设在番禺（今广州），下辖番禺、龙川、博罗、四会四个县。赵佗任龙川县令，治所设在龙川城（今龙川县佗城镇）。约公元前204年，赵佗在任嚣治番禺近10年的基础上接手南海郡。
▲ 龙川佗城南越王庙内的赵佗像。
“南越王”赵佗的人生漫长又精彩。他随秦军平定岭南，先任龙川令，再任南海尉，在秦末乱世隔绝中原战火，并桂林、象郡，建南越国。历秦、汉两朝五帝的赵佗，政治经验丰富，两度称帝，又两度归汉。在赵佗治下，岭南地区实现了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赵佗也因此被毛泽东称为“南下干部第一人”。
郡这一地方行政区划，大概出现于春秋时期，以郡统县，始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于公元前221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的最高地方长官是郡守，兼管军政民情，还可以自行任免一部分吏人。郡守的副手是主管军事的郡尉和主管民事的郡丞，另外又有中央派驻的监察官，即“监”。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的秦简中，就有《南郡守腾文书》。![]()
▲ 睡虎地秦简《语书》。湖北省云梦县西郊的睡虎地，原来是一片高于平地的山脚地带。1975年底，由于修建水利工程，一个农民在挖水渠时，发现了一座古墓，便报告了相关部门。湖北省博物馆得悉此事后，迅速组织考古队赶到云梦，开始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除了那个农民发现的那座古墓外，考古队还在睡虎地山嘴一带发现了密集分布在一起的另外11座古墓。
按规矩，考古队工作人员依次将这12座古墓编号。11号墓主人叫“喜”，在他的随葬简牍中，有一组文书，发现于墓主腹下部的右手下面，共十四枚。一至八简是秦王政二十年四月南郡守腾发给南郡所属各县、道官吏关于公布与执行法律的文告，定名为《南郡守腾文书》（即《语书》）。
结合竹简内容所述来看，这位名字为“腾”的南郡郡守开篇记明年、月、日、时，并以“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领起，中间阐明法令之于国家社会个人的重要意义，劝戒吏民遵守法律。那么，秦始皇征服岭南地区后，为何南海三郡只设尉而无郡守呢？三郡刚刚纳入秦王朝的版图，需要强有力的军事管控，以掌兵的尉作为地方长官，也就将对新郡的军事管理提升到首要位置。同时，南海尉以一统三，可以避免较多的地方官员分散权力， 郡内民政等事务，可以由中央派出的监负责。这样的官员设置方式，因地、 因时制宜，有利于郡县二级地方行政体制在全国范围内的铺开。「州牧」代替「刺史」：
监察区成为行政区
战国、秦朝，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为郡守。汉景帝更名为太守，除治民、进贤、决讼、检奸外，还可以自行任免所属掾史。两汉太守位高权重，不亚于分封时期的诸侯王。汉景帝为何改郡守为太守？其实很容易理解，汉景帝时期刘邦分封的同姓诸侯王尾大不掉，酿成“七国之乱”，汉景帝平乱废了很大的力气。改郡守为太守就是为提高郡守的地位，打压诸侯王。“太”在中国古代经常和“大”通用，三公之一的“太尉”，九卿之一的“太仆”，可见汉景帝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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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守在郡得自辟属官（掾属限用本郡人），这几乎相当于太守有自己组织班子的权力。由于郡吏由太守征辟，所以郡吏对太守，其名分也相当于君臣。比如很多郡吏称太守为“府君”，一个“君”字足见其荣宠；很多郡中官吏，称自己的郡为“本朝”，这几乎把郡等同于一个独立的政府。政治、财政本来就是地方长官的重心所在，除此之外两汉太守还能够管理军事，这是极大的权力。到了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一个郡的太守就可以是一方诸侯。
在两汉人心目中，郡守有时比朝廷更重要，只识太守不识天子。汉末广陵太守张超，被曹操所杀，张超的故吏臧洪当时在袁绍麾下任东郡太守。臧洪为救张超，曾向袁绍请兵，袁绍拒绝，臧洪居然公然和袁绍决裂，可见张超在臧洪心目中的地位极高。称职的太守可以兴起一片振兴局面，给百姓带来福音。如秦昭王时期的李冰太守，带领民众修建了都江堰，至今还在造福四川。西汉太守杨震，清正廉洁，自律甚严。一次，夜深人静之时，有故人王密怀揣十金相赠，以谢昔日知遇之恩。杨震拒而不受，并质问：“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急切之下道：“暮夜，无知者。”杨震正声而言：“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者？”此事一时传为美谈，杨震由此获得“四知太守”的雅号。太守权威太重，对中央政府自然不是好事。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除京师附近七郡外，汉武帝废秦制诸郡监察御史，于元封五年（前106年）把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域，即“十三刺史部”，亦称“十三部”“十三州”。“刺”是检核问事的意思，即监察之职，“史”为“御史”之意。当时刺史官品没有太守高，却担负着监督太守的重任，属于位卑权高的职位。
▲ 西汉十三刺史部。
刺史制度在西汉中后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对维护皇权，澄清吏治，促使昭宣中兴局面的形成起着积极的作用。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刺史改称州牧，职权进一步扩大，西汉中后期由监察官变为地方军事行政长官，品秩提升到郡太守之上。刺史还是州牧？争论持续数年，王莽篡汉后更以复古的名义，定十二州，以州牧为地方长官。虽然汉光武帝执政中期，恢复了刺史的监察本职，但刺史部（州）长官向州牧的转变已在悄然酝酿。▲ 王莽画像。图源/浙江图书馆《中国历代名人图像细览》东汉末年，为了应对黄巾起义，宗室刘焉向汉灵帝建议，在各州改置州牧，以中央高级官员出任，直接掌管一州的军事、行政、民政等大权，居郡守之上。州牧自此普遍设置，州从原本的监察区从此正式成为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区划的时代，由此开启。
隋唐时期，取消郡一级行政区划回归为州、县二级制，以州统县，州长官也回归为刺史。唐代将都城所在州改称为府，亲王担任府牧，实际主政的是府尹。有唐一代，州的长官叫刺史，是高层官员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在两唐书、墓志和碑刻等文献中，其出现频率非常高，几乎随处可见。翻看唐代大文学家们的履历表，你会发现，其中很多人都有过担任刺史的经历，比如张说、张九龄、岑参、高适、韦应物、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杜牧等。不少文学家在后世以刺史代称，比如，岑参世称“岑嘉州”，韦应物世称“韦苏州”，柳宗元世称“柳柳州”。还有一些诗人的诗文集也以刺史命名，如岑参的《岑嘉州集》和韦应物的《韦刺史诗集》。![]()
▲ 柳宗元画像。
唐太宗认为，刺史“堪养百姓”“治人之本，莫如刺史最重也”。地方行政是中央集权的体制基石，刺史作为一州之长，作用当然极为重要。对于文人来说，担任地方刺史，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一方面可以远离朝堂上的纷争，另一方面，作为最高的地方长官，也可以更好地参与到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从而实现自己的抱负。宋代州、府的长官改称 “ 知州 ”“ 知府 ”。宋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官员的官阶名称和实际职务是分开的。名义上，朝廷根据地方需求，差遣官员代管军政事务，所以各个地方长官被称为“权知某军州(府)事”，简称“知州(府)”。明代，实行以府统州、县的地方行政体系，除北京、南京所在之府长官为府尹外，其余仍叫“知府”“知州”，但官名已与官阶挂钩：知府正四品，知州从五品。明朝知府“掌一府之政，宣风化、平狱讼，均赋役，以教养百姓”，而且需要每三年考察僚属的政绩并上报。
▲ 南阳府署，始建于南宋咸淳年间，历经元明朝清民国，共经199任知府，是全国唯一保存完好的府级官署衙门。
明朝借鉴元代地方上的行中书省制度，设立高级政区“承宣布政使司”，意为“朝廷有德泽、禁令、 承流宣播，以下于有司”，长官为布政使，是地方最高行政机关。司法、军事则分别由提刑按察使司与都指挥使司管辖，长官为按察使和都指挥使。三者合称“三司”，相互制衡，有利于中央掌控地方，但遇到突发事件却因权力分散无法有效应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的地方官出现了——总督和巡抚。总督和巡抚在督、抚的地区内拥有综合权力，可以权宜行事。督、抚本是临时性的官职，但明代后期内外交困，不得不变成长期设置。清代，大多数省都设巡抚一员，而总督既有一省一员，也有二三省设一员或不设的，比如陕甘总督、湖广总督等。形形色色的古代官称背后，是中国行政区划两千余年的沿革变迁。官职名称与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的。行政区划的调整往往伴随着官职名称的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国家治理结构的逐步成熟和细化。
有意思的是，秦汉时，万户以上的县，地方长官称为“县令”；万户以下的县，地方长官称为“县长”，“县长”这个官名直到今天仍在使用。![]()
▲ 重庆合川钓鱼城有一座七百多年前的老县衙———石照县衙，有“南宋王朝最后一个县政府”之称。供图 / 健忘的行摄世界
县，在几千年的历史中逐步发展完善，见证了从封邦建国、诸侯争霸到大一统国家再到新时代中国的历史跨越。这或许正是中国县级行政区划的魅力：最亲民，也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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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林少波
编辑：方丽娟
撰文：周 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