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版“狂飙”:《清明上河图》背后的都市江湖

文化   2024-12-18 12:25   北京  

12月16日晚,由张颂文、白百何领衔主演的《清明上河图密码》开播。该剧改编自冶文彪的知名小说系列,《清明上河图》为基石,以赵不尤(张颂文饰)和温悦(白百何饰)一家的故事为主线,讲述他们如何一次次揭开奇案的真相,守护东京城百姓的安宁。

剧集对宋朝的街市还原度极高,仿佛让我们穿越时空,身临一个市井经济发达大宋胜景。繁华街道、热闹集市、熙熙攘攘人群,都仿佛是从历史的画卷中走出来的一般。

▲ 《清密》中,东京城内满城烟火,人间繁华。

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人最多的地方,是都市。千年前,北宋东京城开启了都市生活的灯光,但随着这些诱人的都市生活一起到来的,还有那刚刚露出端倪都市江湖……



大宋东京的侠客血脉

唐朝诗仙李白写有许多著名的诗,其中一篇是《侠客行》:“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侠客行》写的是战国时期魏国国都大梁城,即后来的汴州、东京,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诗中提到的信陵君魏无忌,其宅邸旧址就在今天开封市相国寺一带。这位以“窃符救赵”壮举名垂青史的魏国公子,同时也是战国末年名满天下的游侠领袖
和信陵君基本算同代人的刘邦,少年时的终极理想就是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追随信陵君的大侠。几十年之后,已经夺得天下的刘邦路过大梁故城时,犹不忘到信陵君坟前致祭,还特地赏赐了几家民户,请他们好好照管信陵君的坟茔。

▲  开封市万岁山大宋武侠城中的武侠打斗表演,连马都沉浸在剧情中,很有信念感。

从大汉天子念念不忘的少年情怀,到大唐诗仙脍炙人口的诗篇,不难看出在古人心目中大梁城不仅是古都名城,还是男儿的梦想之地侠客的精神故乡。然而在唐宋时期,这座一度充盈着江湖豪气的城市,却似乎在与“侠”与江湖渐行渐远——当时的汴州,因位于江南财赋通往洛阳、关中的要津之上,渐渐发展成了一个堪称繁华喧嚣的商业城市

东京梦华录》形容东京市民“太平日久,人物繁阜……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人情高谊……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

▲  《清明上河图》中的“孙杨正店”,汴京人有自己的五星级酒店。

这样的人情风土着实引人向往,但无疑也远离了仗剑横行的刺激、快意恩仇的传奇。不过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作为一个鼎盛时期长期居住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宋代东京城里的芸芸众生,真的就止于这般清平富贵,没有另外一面了么?




「暗黑版」的东京城

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夏季的一天,数名东京开封府捕快和一队军卒携刀拿杖,顶着炎炎烈日来到东京城城南的蔡河,沿着河边堤岸蹚着齐膝高的野草反复搜寻着什么。忽然间,一片被拨开的野草后面,露出了几个黑黢黢的洞口。紧接着几条面上刺字的大汉从洞里跳了出来,和捕快、军卒们扭打在一起,但架不住官差人多势众,大汉很快便被摁在地上捆得结结实实。
一个军官装束的人走上前挨个看了看几个人的面容,气的破口大骂:“果然张兴那厮不敢再扯谎遮盖。还甚底‘无忧洞’,此番却看尔等有忧无忧!”
原来,这几个人都是东京驻扎禁军中的逃兵,因为过够了吃粮当兵的清苦日子,就结伙逃出军营,在京城内城前的沟渠旁挖了数个土洞,白天藏匿洞中晚上出来打家劫舍为生

 无忧洞给东京的犯罪分子提供了藏身之处,而这些“洞主”组成了东京城里最具破坏性的犯罪团伙。

宋代的开封堪称是一座河流织出的城市,光穿城而过的大河就有蔡河汴河金水河五丈河四条,其余小型河道、沟渠更是数不胜数,这些河流水量随季节多少不一,丰水期河流可能会夺堤而出,所以很多河流河堤两旁没有任何建筑,这在繁华的都市城区中留下了空白,也成了东京城内的治安力量很难照管到的地段。因此这些逃兵在河边挖洞,竟很长时间都没被发现。

庆幸之余,几个人给自己藏身的土洞起了个名号,唤作“无忧洞”,颇有几分睥睨官府的得意。时间一久,逃兵群体的规模也渐渐扩大,除了逃亡士卒,还收容了其他亡命徒,昼伏夜出,为非作歹,让主管京城治安的开封府官员头疼不已。好在连续数日的搜捕查访之后,官府终于抓到了这伙人的头目张兴,又从他口中问出了藏身之所,这才有此次的清剿行动。

 北宋东京城水系分布。

罪犯归了案,开封府知府的担忧却没有消除:东京城里这样的沟渠、河岔还多得是,这次清理干净了,以后怎么办?思来想去,开封府官员向朝廷上了一封奏章,请求“修闭京城里外渠口”,以免再有像张兴等人一样的逃卒盗匪“常集同类匿内城前渠中”。
但是这场河道无忧洞治理运动似乎成效不大。陆游出身官宦世家,父亲陆宰曾在靖康之变前到过东京,因此其文集《老学庵笔记》中记叙了很多故都旧闻,也提到了由一条条暗沟废渠、一个个“无忧洞”构成的东京“地下黑社会”:“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樊楼’。国初至兵兴常有之,虽才尹不能绝也”。
樊楼,是北宋末年东京城里规模最大、声名最响的酒楼。白昼不能露面的盗匪们,把自己与拐骗来妇女同居的藏身之地称为“鬼樊楼”,还真有几分黑色幽默,也可想见这些“无忧洞”,大的可能已经稍具规模。白天藏身“洞府”,醇酒妇人,那晚上这些洞主们又做什么?

 《清密》中,主角温悦从无忧洞回到地面。

南宋洪迈所著的《夷坚志》里,写过这么一个场景:北宋末年,有六名湖州士子来东京参加省试,结果晚上走在汴河堤岸上,野草丛中突然跳出了几个“蓬首黧(lí)面”的“黥卒”,也就是像张兴一样的禁军逃兵。他们看到这几个读书人随身财物颇丰,马上扭头打起呼哨,结果草丛里又陆陆续续站出来数个“挟槊持刀,气貌凶悍”的同伙。这颇得军队伏击战章法的打劫场面,想想就让人觉得心惊胆战。
陆游说的明白:像这类犯罪团伙,一直延续到“兵兴”,也就是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即使是能吏,也无法彻底清除之。可见犯罪分子们构建起的地下社会,是与东京城相伴始终的,而且连起个别号都要比着巍巍帝都中的“地标”来。两者一明一暗一升平一血腥作息相反行事相悖,恰似又起了一座“暗黑版”的东京城,向人们展示着大宋国都内的另一种人生状态



出家是一种江湖窍门

东京汴梁的“黑色镜像”之所以无法抹去,是有深层原因的——东京城实在太大了。作为当时的全世界第一大城市,宋代东京城仅城墙周长就达29公里,在中古时期,这种规模足以达到“京师街衢阔辟,东西人家有至老死不相往来者”的效应。
不光地方大,东京城的人也多。据史料推算,宋代东京城的常住人口峰值近150万人,再加上涌入京师的客商、士人、官员、僧道乃至各国使节,自然不免泥沙俱下,甚至一些过去被视为神圣的群体也不能免俗。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僧道之人。
在热闹的东京城里,本来应当远离世俗喧嚣的侣道士做僧官者有之,出入显宦门第乃至朝廷者有之,经营各类买、甚至有僧人在相国寺开“烧猪院”专卖猪肉菜肴者有之,至于交结江湖豪客违法犯禁的僧侠自然也有之。
 明正德年间度牒。

在古代,持有“度牒”的游方僧人,往往具有最大的人身自由,最早行走于江湖的,可能就是他们,而度牒作为一种身份凭证,对于一些作奸犯科的人改换身份,也极为有帮助,水浒故事里,鲁智深犯了事就上五台山出家逃罪,这也几乎是种江湖窍门了。

宋仁宗时期,宰相贾昌朝就曾特地上奏,指出“京师僧寺多招纳亡赖游民为弟子,或藏匿亡命奸人”,要求朝廷改革寺院招纳制度,想出家的人必须先由籍贯所在地的保甲、里长出具担保文书,证明清白无罪,才能落发为僧。宰相亲自过问,足证不法僧人造成的影响有多大。

 《水浒传》中,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后,逃到五台山出家避祸。
佛寺道观中尚且藏龙卧虎,可见帝都的江湖水有多深。好在比起逃兵、大盗们组建的“地下黑帮”,大师仙长们的江湖还是要丰富的多,并不纯然是不法之徒的渊薮,也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真侠客。
江湖僧侠,既有大侠一样的高超武艺和热血豪情,又有方外之人无欲无求的淡泊和潇洒,这样的组合是文学家极好的素材。所以和尚、道士这样的方外大侠,就成了后世各种武侠小说中的常客。



《清明上河图》背后的生存法则

不过地下黑社会也好,世外高人也罢,都还是有些社会边缘人的色彩,真正堪称主流的“江湖门派”,还得数工商业行会
《清明上河图》中最引世人注目的是张择端妙笔定格的客商们,忙碌的他们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风景。但不管是行商小贩,还是有固定店铺的“坐贾”,都不是轻轻松松就能有这么一个露脸机会的。

 《梦华录》中,汴京行会总把头池衙内。

在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行会”这一组织迅速发展起来,不仅分布于商业流通的各个领域,还产生了诸多颇为严格的管理方法。而作为全国商业中心的东京城,行会势力更是空前强大,各种成文不成文的“规矩”很是复杂。所以要想在东京城里做买卖,那是相当不容易的:

——假如你是入京贩卖货物的外地客商,比如茶叶商人,那么你到东京城后,不能自己定个售卖价格就摆摊开卖,得先去拜访京师中经营茶叶的几家大商家,“馈献设宴”,请他们确定价位之后,才能开始销售;

——假如你是东京周边一个普通农人,只想挑点自家种的蔬菜瓜果或者砍的柴草,进城换些闲钱,那么你进入东京城后,多半得先找一个“牙人”,也就是中介,由他指点你到城中何处贩卖货物。不然一来你人生地不熟,未必知道哪个街口生意好;二来牙人作中介,是宋代大城市里货卖、雇工的惯例,如果不找人接引就卖,运气好不过受点排挤东西卖不动;运气差的话,被牙人团伙雇佣的无赖们揍一顿,都是有可能的。

——假如你是想在东京城内开一家独立店铺,那就更得谨慎了。首先,你要先到本行行会交一笔份子钱,是为“投行”,算是正式加入行会同时拿到经营许可,否则即使你只想卖几把梳子、几张炊饼,都可能因为没“系行”而“开张不得”;其次,商品服务质量也得保证,因为这里的各行各业大多有业内的一套经营规范,譬如饮食业的行规就是“凡百所卖饮食之人,装鲜净盘合器皿,车檐动使奇巧,可爱食味和羹,不敢草略”,一旦违反,就可能“众所不容”,买卖关张。

不过,行会作为商人帮会,也不是光约束,如果大家的生意有了麻烦,即便是和官府起了冲突,也要挺身而出,想办法罩住大伙的生意
不过,更多的时候,东京城里的商业、手工业行会还是会与官府保持合作。毕竟对于商家来说,政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长期、稳定而庞大的市场,是最为可靠的致富契机。



庙堂与江湖:剪不断,理还乱

官府与江湖之间,不仅仅是合作共存,连身份都会发生转换。譬如“盗”与“官”本是势同水火的对立面,但宋代负责维护城市治安的禁军、厢军巡检军士,常常黑白通吃,依仗排查治安隐患的职责,“以觇事为名,取求财物”。不但不能维护秩序,反而成了勒索良民的恶势力。

宋真宗时期,巡逻禁军就发生过一起极为恶劣的案件:当时被派遣夜间巡逻都城的禁军中,有人因赌博而负债,财物典当一空,情急之下,遂生恶念,“以五鼓未尽,伺击陌上行人,弃尸河流,取衣物贸易”,然后又拿变卖受害者衣物得来的钱,去赎回自己抵押到当铺的东西。

巡逻之职,在这里反而成了罪犯避开官府耳目实施犯罪的便利。事后虽然朝廷震怒,下旨严查,但与藏身“无忧洞”中的匪徒一样,由于驻扎东京的禁军数量十分庞大,始终无法杜绝。

 电影《满江红》中,南宋禁军复诵满江红。

不光是武人,即使是宋代最受人尊崇的文官子弟,在流动性极强的宋代社会中,也难保不会有一日沦落江湖风尘之中。譬如南宋初年因多次出使金国而闻名的王伦,原本出身于著名的三槐王氏,叔高祖是北宋名相王旦,祖父、父亲也俱为朝廷官员,可谓家世清贵。但到他这一代,家境衰落,王伦不得不经商谋生。然而王伦本人并不以此为意,只管“往来京、洛,放意自恣,浮沉俗间,以侠自任,周人之急。数犯法,幸免。闻士大夫之贤者,倾心事之”,颇有几分汉唐时期长安游侠儿的气质。

类似于王伦这样的“官二代”们,丰富了宋代东京城江湖的色彩,同时也使江湖人士与庙堂之间,又多了一层联系的纽带。

 《五鼠闹东京》是清代古典长篇侠义公案小说《三侠五义》中的高潮段落,讲述了北宋仁宗朝开封府的故事。“五鼠”其实是五位侠客,他们行侠仗义,深得人心,也被称为“五义”,最终五鼠被包拯感化,同归开封府为国尽力。

王伦特殊的江湖身份,最终使他在靖康之变的东京围城中,做出了颇为惊世骇俗之举。而宋代京城江湖中的人与事,包括他们与朝廷、官府之间复杂纠结的关系,也在东京城的末日之中,走向了两个极端。

宋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公元1127年1月9日),围困东京的金军攻破了东京外城,但因兵力不足,迟迟未敢入城,直到二十七日,才“渐有三三两两下城劫掠者”。

 影视剧中的宋代角抵艺人。

危难之际,本处江湖之远的侠士现出英雄本色。靖康二年正月,宋钦宗被金人邀至城南议和,迟迟未归,许多东京市民忧心如焚,遂在一名叫李宝角抵艺人带领下到开封府请愿,要求官府发放兵器组织民众抵抗金军。李宝原以角抵闻名都城,“都人号为小关索”,显然是东京江湖上有一号的好汉。

可靖康之变中的开封府官员怕民众的反抗激怒金军,所以不但未接受民众要求,反以“结集私造”“语言诳众”为罪名,将以李宝等十七名倡议者“戮于市”,“各以长枪签其首,令弹压往来四壁令众。”

官府的血腥镇压,并没有阻止江湖人士投身到反抗行动中。原本被人称为“侠邪无赖”之徒的王伦,就在此时发挥了他既是江湖中人又熟悉官场的优势,钦宗入金营前,王伦找到已被罢职的徽宗宠臣李邦彦,逼他找机会带自己入宫面圣。待见到宋钦宗后,王伦极力斥责宰相何栗等人的议和之策,斥骂何栗“万一天子蒙尘,虽诛相公数百辈何益!”同时对皇帝声称自己已经募集到“豪侠万余,悉愿效死”,恳请钦宗放弃和议之念,跟随自己突围出京。

徽钦二帝不听王伦等人之议,入金营议和,这时西军将领吴革秘密筹措举事率东京军民拥皇太子突围,吴革暗中招募“勇士数万”,其中不少是像王伦及其党徒那样散处民间、有些甚至和官府做过对的江湖中人。

王伦也好,吴革也罢,最后都没能挽救东京城中的危局,吴革也因被奸人出卖而殉难,但这一番壮举,却给东京城里亦正亦邪的都市江湖作了一个不完美却不失英雄气概的收场。一个都市的江湖如此,一个国家、朝代的江湖岂不也是如此?


图文参考:中华遗产2015年11期

撰文:李闳弼  编辑方麗娟
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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