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十三陵这两座帝陵首次对公众开放,每日人数上限为20人,赶紧约起!

文化   2024-12-09 18:01   北京  
▲ 嘉靖帝的陵寝永陵。摄影 / 洛卡奇

最近这几天,世界文化遗产明十三陵的永陵思陵首次对公众开放,得到许多历史文化爱好者的特别关注。

2024明文化论坛公布,明十三陵景区将逐步扩大文化遗产开放范围,到2030年实现明十三陵帝陵全部开放。计划共分为三期,其中一期为2024年至2025年,开放思陵、永陵、景陵;二期为2026年至2028年,开放茂陵、泰陵、德陵和新行宫遗址;三期为2029年至2030年,开放献陵、裕陵、庆陵。截至目前,明十三陵已有长陵、定陵、昭陵、康陵、永陵、思陵等6座陵寝向公众打开大门。

考虑到文物保护安全及参观服务质量,明永陵、明思陵两座陵寝严格限制预约人数,参观者仅能通过预约讲解服务进园参观。试运营阶段,每日预约人数上限为20人,部分日期预约人数上限为10人。

永陵是嘉靖帝的陵寝,是十三陵中第二大的帝陵,规模仅次于永乐皇帝的长陵,之前有推文介绍过点击可跳转阅读)。思陵则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和孝节烈皇后周氏、恭淑皇贵妃田氏的合葬陵寝,这座明十三陵中规模最小的帝陵,有哪些看点?帝陵主人有过怎样的人生?


天子信奉天主教?

1691年,距离明朝灭亡已近半个世纪,一位叫王誉昌的秀才,通过前代“白发宫监”们的口述,完成了他的《崇祯宫词》。这是一部歌咏崇祯朝宫廷秘史的作品,涉及了帝后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信仰:

赫濯声灵果骇闻,引衍心许六宫分。清香一炷殷勤祝,半是君王忏悔文。

“忏悔”这个词轻易用不到皇帝身上,这首诗写的其实是宫中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内侍们奉崇祯帝旨意,撤除自永乐时代起就供奉在内玉皇殿里的神像。而在他们打开殿门的那一刻,忽然出现异象,供桌自行翻倒,飞尘满室。

 图为思陵石碑。多尔衮为崇祯定庙号“怀宗”,谥号“端皇帝”。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廷又将“端”字改为“愍”,即“在国逢难”。 摄影/洛卡奇

让宫廷如此纷扰的源头,就是风行于明朝上下的天主教。崇祯朝东阁大学士文震孟之子文秉所著《烈皇小识》称,崇祯帝朱由检即位之初,在礼部尚书徐光启的建议下,为表示自己一心信仰天主,“将宫内供养诸铜佛像尽行毁碎”。《明史》中写道,崇祯因“虔事上帝”,还一度要求群臣名字里带“天”字的通通都要改名。刚中进士不久的陈天工,从此更名陈良谟。

身为中国皇帝,却接纳天主教,难道不会被士大夫斥责为数典忘祖吗?因为晚明朝局的一大特征就是,“言路”的空前强大。自崇祯的祖父万历帝开始,日常负责弹劾一切可弹劾之人、掌握朝廷舆论的六科给事中们,其权威远超前代言官,成了各部的实权人物。

明末举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了一句当时的俗语:“官升七级,势减万分。”意思是说,如果京城的给事中愿意到地方上做官,能以正七品直升从三品。但即便有如此优厚的条件,想到离京之后就不复享有身为言官的威势,竟也没人愿意。
如此一来,谁想有所作为,心理素质都必须强大,不然稍有差池,就要被言官们密集的实名举报搞出自闭症。一波接着一波的骂战,束缚了能臣干吏的手足,如兵部侍郎蔡复一所说:“三十年来天下之人才、政事皆为言路坏尽。”

是流传下来的崇祯帝手书“思无邪”。摄影/高庆斌

天主教要在舆论界堪比大潮汹涌的明末打出一番天地,不取巧是做不到的。像利玛窦采用的策略,就是将天主教包裹上知识的外衣,并塑造自身“西儒”的形象。其实,明末的舆论力量强大,也意味着统治者在多数时间并不执着于“文法”。
宽松的文化环境让明末思想界有了不输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气魄。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大木康在《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中统计出,现存的出版于清代之前的中国古籍。
有约60%诞生于正德至崇祯的这100年间。以16世纪末的风云人物李贽为例,他在讲学时不仅允许女子旁听,还专门撰写《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替女性发声,认为假若能让女子走出闺门,她们的成就会足以让“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李贽离经叛道的言论,不但没有让他成为公敌,反而吸引了无数铁粉,“登坛说法,倾动大江南北”。朝廷屡次下令禁毁其作品,反而让他名声更响,士大夫皆以读李贽之书为时尚

▲ 上图为思陵石五供与之后的城台。顺治年间建成的思陵“明楼、享殿之制未大备”,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廷扩建了思陵享殿。工部尚书金简提议,将思陵碑移至月台上,形成了今天的思陵样貌。 摄影/洛卡奇

在这般全民冲击旧式价值观的氛围中,掌握先进科学知识的天主教士,自然会得到开明官员的拥护。引导崇祯信奉天主的礼部尚书徐光启,与监察御史杨廷筠,以及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就并称为明代天主教中国化的“三柱石”。那么,得到了皇帝支持的西洋人,用高端科技为大明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

西洋科技在大明

1627年,崇祯帝登基,彼时刚过16周岁。他的母亲刘氏很早就失宠于其父明光宗。阁臣黄景昉在《宦梦录》中还提到,刘氏死时,遗体有“系帛痕”,实属死于非命。可想而知,崇祯的童年是在一种惴惴不安的状态中度过的。而徐光启介绍来的西方知识让崇祯看到了别样的世界。充满好奇心的年轻人,被新鲜事物吸引,再正常不过。

图为《天主圣教实录》书影。这是传教士来华后用汉文书写的第一部天主教教义纲要。为了得到在明朝传教的许可,他们不遗余力将中国需要的天文与火器知识翻译成汉字。摄影/朱子浩

今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收藏着徐光启暮年与汤若望合作,为崇祯绘制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14幅大小星图与4种天文仪器组成的宏大画面,在400年前俘获了崇祯的心。据汤若望书信,自1634年将它呈上之后,崇祯一直将其留在身边。

为什么要为皇帝制作星图呢?早在崇祯二年(1629年),一场日食就拉开了明末历法改革的大幕。明朝钦天监一直沿用由元代郭守敬《授时历》修补而成的《大统历》,因谬误甚多,导致对日食的预测失败。但徐光启一派则成功推算出了日食时间,这让崇祯下决心将修订历法的任务,交给徐光启及传教士们负责。
遗憾的是,徐光启在1633年,历法即将撰成时与世长辞,接手他工作的李天经在一年后向崇祯帝呈上了最后一批历书。至此,耗时5年的《崇祯历书》终于完成了。它吸收了自古希腊到16世纪末的欧洲天文学精华。全书以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新编天文学初阶》为中心,兼而涉及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开普勒《天文学的光学须知》、伽利略《星际使者》等著作。配合徐光启修历的传教士邓玉函,还与天文学家伽利略、开普勒是好友。

 《西洋新法历书》。

精英的团队,是徐光启与李天经对抗保守势力最强大的武器。不肯承认自己过时的传统历算家,如魏文魁、魏象乾父子,接连上书与徐光启进行论战。崇祯帝在舆论压力下,于崇祯七年(1634年)八月命魏文魁另组一局,称东局,跟李天经的“西局”相对。

不过,东局的水平属实难堪,当年的木星动态预告,及次年正月十五的月食预测,均告失准。技不如人的魏象乾,甚至在崇祯十年(1637年)十二月初一日候测日食时作弊。按理来说,东西局起码要提前一个月报告自己预测的日食时辰,届时检验准确与否。但直到日食发生,魏象乾才偷摸着把填好的揭贴塞给“监副”周胤。此事被周胤揭发后,崇祯帝终于在一个月后传旨解散东局。

然而,纵然西局最终取胜,《崇祯历书》也没有真正在明朝颁行。此时的大明,早已处于一片烽火狼烟之中。推行新历,已无心也无力。


无可续命的社稷

经历了万历怠政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火苗,在崇祯的兄长、天启帝朱由校驾崩前的一个月被点燃了。1627年,陕西白水县农民王二首举义旗。两年不到,响应的各路义军已经遍及陕西、甘肃。崇祯甫一登基,便要承担起祖父和兄长留下的恶果。

图为明军用红夷大炮对抗来犯敌军的复原图。只可惜,先进的武器也只能延缓明朝的败亡。

更恐怖的是,东北的女真开始挺进关内。崇祯二年(1629年)末,皇太极绕道长城大安口等地,包围了北京,史称“己巳之变”。

此后女真入关劫掠竟成常态。如何拯救日薄西山的国家?早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徐光启就谋划派人前往澳门,采购葡萄牙人仿造的荷兰火炮(红夷炮)。辽东的惨败,让徐光启造西洋炮的提议为朝野所重视。1626年,努尔哈赤猛攻宁远。明军借助西洋炮的威力,成功守卫了这座堡垒。已巳之变后,徐光启再次提出,要召集西洋铳师入京训练新军。汤若望还曾出任火炮监制,并由他口述,完成了《火攻挈要》一书。

只是,积重难返的大明,光靠西洋科技无法逆转局势。晚明是一个相当割裂的时代江南繁荣的都市生活,以及崇祯十二年(1639年)前朝廷征剿起义军取得的诸多胜利,让当时的人完全意料不到国家即将灭亡。像刊印于崇祯十年(1637年)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还在序言中骄傲地写道:“幸生圣明极盛之世。

 一般认为崇祯帝与太监王承恩是在煤山(今景山)自杀的,图为景山。 摄影/龚跃贤

不可否认,崇祯是一个勤政的皇帝,在残留的明代档案里,能见到很多他理政至凌晨的记录。然而,崇祯多疑急躁的性情,让他并不具备善用能臣的能力。卢象升、孙元化、傅宗龙、汪乔年、郑崇俭、孙传庭……这些名臣或战败或被冤杀的结局,都跟崇祯的个性有脱不开的关系。

上天似乎也不愿让明朝再延续下去,每次镇压义军取得重要成果后,华北的灾情都会让李自成他们死灰复燃。崇祯十六年(1643年)三月,李自成称“新顺王”,十月杀死明军“三边总督”孙传庭,随即开始北伐。明朝的精锐军队在前年与清军的松山、锦州之战中伤亡殆尽。崇祯无力组织任何有效的反抗让李自成停下脚步。

▲ 明朱由检《九思》,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占北京全城。不久后,他们在煤山上找到了崇祯的遗体。关于崇祯的死状,时人有多种不同的记述。员外郎赵士锦听说,崇祯在左手上写了两个字:“天子”。杨士聪又称,太监周某告诉他,崇祯在衣袖上写了两行遗书,“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百官俱赴东宫行在”。孰是孰非,已经无从考证。
清军入关后,李自成败走,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官民为崇祯“哭临三日”。崇祯与周皇后的遗体,此前经北京士绅募款,葬入了昌平田贵妃的墓穴中一帝一后“屈尊”合葬在妃子坟,让这处墓园颇显凄凉。

清廷为招揽人心,下令扩建田妃墓,定陵号“思陵”。整修思陵的工程,在官员推诿、经费短缺之中,进行得很不顺利,致使其规模在十三陵中最为逼仄

目前,思陵主体建筑全部无存最显眼的建筑遗存非石供器莫属,思陵内的石供器设有两套,前套供器由五件组成,石器身上满布精美纹饰,供器之下配有石雕案座,装饰以云纹和龙纹。后套供器由分别代表石榴、佛手、桔、柿和桃五种供果的供器和一座供案组成。

 清代,西法重新得到官方的青睐后,钦天监官员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造了一套六件天文仪器,于康熙年间进呈朝廷,图为这套天文仪中的浑天仪局部。仪器虽为中国传统浑天仪造型,原理却采用了西方地心说。摄影/郭俊儒

思陵建成后,史书里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幕。顺治十七年(1660年)冬狩期间,顺治帝特地来到思陵悼念崇祯皇帝,“尤增悯泣”。据说顺治还曾在思陵一边痛哭一边喊道:“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

时过境迁的崇祯朝,其改革遗产最终被清朝接收。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他将未及颁行的《崇祯历书》删改后,更名《西洋新法历书》,献予清廷。晚明的光怪陆离,终只剩下吴梅村《萧史青门曲》里的一句:“只看天上琼楼夜,乌鹊年年它自飞。”


图文章来源: 中华遗产·十三陵增刊
撰文:李万川  编辑方麗娟
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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