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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后的1860年10月18日，它遭遇历史上最惨重洗劫，英法联军纵火焚烧，三天时间，由5个皇帝150年积累的财富和文化结晶变成残垣断壁。
在许多中国人眼中，圆明园是一种伤痛的记忆，这种记忆太强烈，以至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这座万园之园曾经是大清皇帝工作、生活、娱乐之处。
1727年盛夏一天，雍正皇帝正在圆明园散步，他搬来这座“万园之园”还不到两年，政务之余喜欢四处看看。他忽然发现刚张挂的灯笼似乎有些褪色，他扭头问身后的侍从陈福、苏培盛：“此等上好事物不知如何收藏？未悬挂几日，为何如此褪色？”
于是，一场关于灯笼的审讯开始了。管理库灯的广储司皮库员外郎赫雅图、富德首先被询问，他们说这灯笼正月领取的，一直在库中存放，并未淋雨。直接看管灯笼的司库名为只鼎，是2月才调来的，那会儿灯笼已然入库。特派的司库保载说，当时交付给他的灯笼颜色有黄穗和彩穗两种，他都仔细地用布、纸包裹后放进库房。而库使班弟、德特赫3月才调任此处，称并不知情。
大家都说不出灯笼褪色的原因，但接下来的责罚并没有因此而减轻。内务府最终裁定：员外郎赫雅图、富德罚俸6个月，司库只鼎自掏腰包赔修褪色的38盏灯笼，保载获80鞭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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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明园秋色。摄影 / 范洪波
那么，在曾经的“万园之园”里，还有哪些“罪与罚”呢？
“在圆明园150年的历史里，不曾发生过像杀人和抢劫那样的暴力罪行。”著名中国近代史学家汪荣祖著有《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一书，在查阅圆明园史料的过程中，他发现档案上关于罪罚的记载，大多是工程质量、失火、失窃，或是荷花、麦子长得不够好等小事件。
几乎每天都在修修补补的圆明园，涉及工程质量的处罚司空见惯。比如“方壶胜境”建筑群内亮丽的彩画，于1770年2月开始迅速褪色、龟裂。这是11年前花费12418两白银完成的工程，于是内务府找上了当时负责此处油饰工程的官员。除却已经去世的郎中长海，其余直接负责的两位官员被罚俸半年。他们的主管、内务府大臣三和及其助手五福，因疏忽职守的罪名也被罚俸3个月。
次年11月，“舍卫城”内部楼阁柱子上的油漆又被发现有剥落的迹象，因找不到10年前负责的漆工，罚俸又落到三和与五福身上。这一年，三和的俸银估计没剩下多少——因为粗心大意，将柏木代替松木作为“双鹤斋”的建材，他又失去了3个月的工资。
圆明园园中有大量木结构建筑，火烛需要慎之又慎。1755年11月深夜，睡梦中的总管太监杨进朝突然被一阵急促的锣鼓声惊醒，他匆匆穿好衣服跑出去一看，自己管辖的建筑“春宇舒和”居然烧起来了。为了防止大火蔓延到附近的船坞，他带人砍断了“春宇舒和”的垂花门，将门拉倒后再灭火。火被扑灭后，他和在那里当差的太监都被带到内务府问话。
一位名为杨明的小太监在被严刑拷打后交代了实情：失火那天中午，他去“春宇舒和”的含清楼上取笤帚，曾在楼上偷偷抽了一会儿烟，可能是抽烟遗留的火种引发了火灾。这位小太监由此被流放到黑龙江的索伦部落当奴隶。
杨明的同事曹玉善是当天值班太监，按例巡视时在含清楼东游廊门口碰到杨进，听他说楼上已打扫过便没再去巡查，因为这个疏失，他被发往打牲乌喇当差。杨明的主管杨进朝，因怠忽导致数日内发生两次火灾，被判枷号两个月、鞭一百，并罚当苦差。五福等5位管理者也分别被罚半年到一年不等的俸禄。失火后的“春宇舒和”后被乾隆改建为“四宜书屋”。
因工程质量或失火获罪算理所应当，因无心之失而受惩罚或许就有些委屈了。除了前面提到的灯笼褪色事件，档案中此类记载不胜枚举。
载有如此重要人物的船只涉险，这不是一桩小事，和珅专程写了一篇奏折呈送乾隆。他用了一系列的反问句，表达自己的愤怒：既然看到起风，总管萧得禄、刘秉忠为何还要任由船只横渡福海？总管萧云鹏、张进喜为何置身事外？总管刘进忠等人怎么不派人前往照应？
根据内务府档案记载，并没有任何人在这次事件中溺亡或受伤。但接下来的惩罚却可谓兴师动众：总管萧得禄、刘秉忠以及船长被罚去两年的俸银，萧云鹏、张进喜等4位总管以及御舟首领王进忠、于文都被罚1年俸银。3位驾船的太监遭到毒打。最终，皇帝为了表示其仁爱宽厚，将上述受罚者的刑罚减半。
▲ 《弘历观画图轴》中捧着各种古玩的侍从。有对这些珍宝动了歪心思的人，往往会受到杖刑、流放之类的重责。供图／故宫博物院
▲ 一幅表现乾隆皇帝宫廷生活的作品的局部，曾张贴于圆明园某殿内。一位侍从正在喂庭院中一对美丽的孔雀。画的主要部分应出自宫廷洋画家郎世宁之手。供图／故宫博物院
在超过一个世纪的“小心火烛”之后，圆明园最终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这场火灾之后，居然也有责罚。
大火之后没几日，步军统领、左右翼总兵文祥等人，就给皇帝呈递了一封请罪的奏折。折中说自己原以为圆明园另有重兵把守，所以一直驻守在京城，稳定人心，以防内变。火烧圆明园之后，他也曾派人去查看，得知英法联军不仅焚毁了园林，还趁乱抢劫。
这是驻守圆明园将士的失职，建议将中营副将陈良才等4人从重治罪，而自己未能事先预防，也应治罪。
咸丰帝在其后用朱砂笔批道：“陈良才等四员革职留任，并摘去顶戴，饬令严击土匪，如再不知愧奋，即行严参。文祥着革职留任。麟魁、庆英均属降四级留任。”随后，针对另一批官员的处罚也出台了：在通州抗击英法联军的僧格林沁、瑞麟统带重兵却节节退步是懦弱无能，看到圆明园被焚被抢却不去救援，咎无可辞，两人均革职留任。
▲ 火烧圆明园之后，英法联军给出征的将士们颁发了纪念胜利的功勋章和纪念章。而清延这边，只有几个大臣被剥夺了荣誉但仍保留职衔。
看起来，罪是治了，但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皇家园林被焚的涉案官员所获得的刑罚似乎并不重。咸丰皇帝心里很清楚，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人应该受到责罚。于是，他选择了一个维护颜面和避免尴尬的解决办法，就是剥夺部分官员的荣誉，但仍然保留他们的职衔。结果是，没有人因火烧圆明园而受到惩处。
事实上，1860年之前，这座园林的管理已经出现了松散的迹象。1832年，两个太监发现在安澜园工作的老太监王德顺鬼鬼祟祟地站在安澜园土山下，似乎在找什么东西。等王德顺一走，他们上前查看，发现在土山下的草丛里放着3个纱卷。
原来，因侄儿成家要用钱，54岁的王德顺盯上了库房的纱卷。4月22日晚，他从僻静处翻墙到库房，将库房后窗的引板搬活了一块，伸手进去偷了14卷纱，又从原路返回。
▲ 金色圆明园。摄影 / wangwayne
由于偷得太多，怕人看见，王德顺在南船坞的松树下埋了4匹，安澜园的土山下埋了8匹，剩下两匹藏在自己床下。碰到有机会出宫时，就将纱卷缠在身上带出去典当，依此法他已卖掉了5匹，得了41吊钱。26日，他又请假出宫，本想将藏于安澜园的纱卷取出，刚拿出两匹，听到有人说话，便急匆匆走了。跑到汇芳书院时，听到有人从后面赶来，于是将纱胡乱藏好，没想到还是被人发现了。
在总管太监张进贵那儿，王德顺交代了偷盗的经过。他看到房间里只有总管太监和自己，便拼命磕头恳请自己这位远方亲戚放了他。张进贵一心软，就答应了。事情败露后，张进贵被革职严惩，出逃的王德顺也被缉拿归案。
偷窃和隐瞒，暴露了道光年间在宫苑里工作、为数众多的太监纪律松弛的现象。1837年，5个被分配到圆明园工程处的太监，被发现用鱼竿在高水河钓鱼。第二年，一名64岁的台湾籍太监郭耀，竟然在圆明园里造谣。
罪与罚里，或许看不出国运的变化，但至少能看出这个“万园之园”的兴衰。迅速没落的圆明园不断有缺口让外人进入，盗窃案频发。大量奏本显示，从1861年到1871年这十年间，窃贼和私闯者从未间断过。
很多贫困的满洲旗人因曾在圆明园居住或工作过，知道在哪儿能找到值钱的东西。曾经的匠役鲁雨子就伙同其他12人，在1866年12月9日以黑夜作为掩护，经下水道潜入河神庙，偷走19尊青铜佛像，并将它们全部砸烂，当做黄铜碎片卖给海淀一家店铺。最开始，这些盗贼还能偷些铜佛，后来只能去锯铜管、偷建筑零件或刨挖地上的碎铜。同年10月10日，3名来自宛平城的盗贼，在西洋楼的喷水池里锯掉18公斤青铜管，以60贯的价格卖给锡铺。第二次，他们又以同样方式成功盗走14公斤破黄铜，直到第三次才被抓住。1871年，一个名为张群儿的盗贼被擒获，一问才发现，这位27岁的小毛贼居然6次潜入圆明园中偷盗，因为可偷的东西已所剩无几，甚至园户的小棉袄、破羊皮袄都成了他偷盗的目标。
私闯圆明园的外国人，也困扰着清政府。1862年12月11日，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来到圆明园福园门外，想进去游览一番。被守卫的官兵阻拦后，他便从西边无人看守的矮墙处跳进园内，在一间屋里翻看书籍。看守的太监请他离去，也无济于事。他说自己是任职于天津海关的英国人张勉行，以不知道规定而声称无辜，并表示以后不会重蹈覆辙。新成立的总理衙门，因其没有偷盗行为而宽恕了他，免去了私闯禁地的刑罚，并知会北京的4个公使馆，声明圆明园仍然是禁绝游客的御园。
1874年7月，刑部大牢里关入了一个死刑犯，这个名为李光昭的死囚与圆明园一桩蹊跷的木材案有关。
李光昭原本是广东商人，花钱捐了一个监生，从此和官府拉上了关系。1873年，当同治皇帝提出要重修圆明园又苦于经费和建材时，他向内务府提出愿意捐出其收藏了数十年、价值数十万两白银的数千根木材。他还许诺能在10年内再募集到10万两白银的木材。他摆出姿态：不要赏赐，只有两个条件：其一，运输木料期间免税；其二，请官员与之同行去全国募款。果然，一年后的7月，他向内务府备报，说自己在海外购买了1500根洋木、550片厚木板，总价值30万两白银，很快便能运到天津。内务府的官员一听欣喜若狂，按之前协定，打算豁免这批用于修缮圆明园的木材的赋税。
▲ 圆明园。摄影 / 追光逐影
此时，人在天津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发现其中藏有猫腻。他听说李光昭确实在法国商人那里购买了木材，但数目却远远没有30万两白银那么多，仅花费了5.4万个外国银元，使得他能利用这个差价，躲避价值二十多万银元木材的赋税。同治皇帝听闻李鸿章报告的此事，龙颜大怒，不仅将李光昭革职，还在圣旨中用“无耻已极、尤堪痛恨”来形容他，并要求李鸿章“迅速确切根究，按律严办，不得稍涉轻纵”。
经李鸿章查访，更多细节浮出水面。李光昭购买了木材之后，为了瞒报还曾与美国、法国公使馆的人见面，请他们帮忙隐瞒真实交易值。他还打着自己是“圆明园监督”的旗号，去各地以“奉旨采办”招摇撞骗。李光昭还供出了内务府的几位大臣，此事隐隐约约还牵连到皇帝。相当尴尬的朝廷只得立刻处决了李光昭，并将陪同李光昭去南方的内务府笔帖式（办理文件、文书的人）成麟撤职，严惩李光昭提到的内务府大臣桂宝和崇纶。
▲ 圆明园晴雪。摄影 / 肖逸彣
这一桩蹊跷而轰动的丑闻，令朝廷上下议论纷纷。原本反对重修圆明园的大臣不少，经此一案，更多人认为这都是皇帝沉湎于重修圆明园造成的，这园子修不得。恭亲王连同其他大臣也联名向同治皇帝上书，请求罢修圆明园。他们恳切地在奏折中阐述了理由：户部无力应付2000万两白银的修缮费用；翻建北海、南海、中海给两位太后颐养天年更实际；尤为关键的是，朝廷上下对重新圆明园怨声载道。皇帝尽管万般不情愿，但最终还是下了停工的圣旨。宣布20年之内暂缓所有圆明园的营建工程，直到朝廷的财政实力复原为止。
然而，仅仅半年后，19岁的同治皇帝就突然驾崩，他没等到朝廷财政实力的复原，而大清和圆明园以及圆明园里曾经的罪与罚也渐渐荒废、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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