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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野猪下山觅食愈发频繁，多地频现野猪致害事件，不但造成农作物受损，还出现了咬死家禽、街头伤人等事件。10月27日，一头野猪侵入南京南至紫金山东站间的高铁联络线，机械师下车处置时被邻线列车碰撞身亡。11月，南京地铁隧道里竟也出现了野猪身影，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据国家林草局2024年1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野猪危害防控的建议”指出，野猪在我国28个省份有分布数量200万头，且很多省份数量过高，其中致害省份达26个。到处撒野闯祸的野猪，与我们印象中憨态可掬的“二师兄”形象大相径庭。野猪和家猪有什么区别？野猪的生存环境经历了怎样的转变？古人的野猪崇拜又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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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仇英《秋猎图》（局部）。 供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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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六畜之一，在民间口碑中，形象却颇为不堪。其他家畜或多或少都有专属于自己的溢美之词，反观猪，称得上深入人心的代表人物，却只有猪八戒这一位，还是个好吃懒做、贪恋美色、志大才疏、意志薄弱的主。
不过，同为重要家畜，牛和马的祖先早已在野外灭绝了。但家猪的祖先就是野猪，并且只要遇到合适的时间地点，双方就可以愉快地制造下一代。实际上，从古至今的养猪户们，常会目击到家猪和野猪之间的“偷欢”，而现代分子遗传学研究更告诉我们，这种频繁的基因交流，实际上帮助家猪保持了遗传上的多样性。▲ 野猪。
这一事实也反映出野猪极为强大的生存能力。它们食性广泛，荤素不忌，不管是树上掉落的果实，林下长出的蘑菇，埋在地里的块茎块根，还是其他动物的尸体，乃至活的小动物，统统来者不拒。它们皮糙毛硬，骨肉强健，“武德”充沛。发达的犬齿伸出嘴外，形成獠牙，一旦被激怒，可通过冲撞与撕咬，给敌人造成严重伤害。因此，除了老虎和狼，野猪少有天敌，甚至在猎人口中享有“一猪二熊三老虎”的威名。此外，它们生长速度很快，出生后第一年就能长到40-50公斤，成年野猪体重能达到200公斤以上。繁殖效率更高得惊人，母猪一年可以怀孕生产两次，每胎4-6崽，最多时12崽，在没有天敌制约时，每年种群数量可以增加1.5倍！正是凭借着这些优秀的生存技能，野猪在自然界大获成功。历史上，它们的分布范围涵盖了西起英格兰和爱尔兰，东至日本列岛，北至北欧和西伯利亚南界，南迄印尼爪哇、巴厘、科莫多诸岛的广大区域，在非洲则是沿着尼罗河一路南下，穿越撒哈拉沙漠，到达苏丹南部的非洲腹地。![]()
▲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200——前2600）的家猪头骨。摄影/何数数野猪被人类驯化的历史极为久远。现代分子遗传学研究显示，最早的家猪可能在28000年前就已出现；欧洲和东亚的家猪，在基因上有明显不同，两者可能分别起源于西亚和东亚。东亚家猪源于东亚野猪，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还难以确定。通过研究中国、东南亚、印度的家猪和野猪的遗传谱系，绘制出系统发育地理图，可以推测，湄公河流域似乎是一个驯化中心，然后向西北和东北方向扩散。在中国境内的各类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广泛地发现了猪的骨骼。但这些“猪”究竟是野猪还是家猪？有时候不那么好判断，因为野猪的驯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和家猪在外形、骨骼上的差异，也是逐渐形成的。哪里出土的是最早的家猪遗存？现在还没有定论。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都是有力的竞争者，这表明中国驯养猪的历史，至少已有9000-10000年了。![]()
▲ 新石器时代猪纹陶钵，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摄影／Panda在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现了“葬猪”现象，也就是以猪作为陪葬品。有时是将一头或多头整猪与墓主合葬，有时则是随葬猪獠牙、猪下颌等部分骨骼。考古研究发现，葬猪的多少，并不与墓葬规模、其他陪葬品的丰俭直接相关。对此，有学者认为，葬猪活动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对墓主财富的夸示，而更可能反映了一种宗教化的观念，也就是将猪看成一种带有神性的动物，与墓主死后相伴。这种神性的来源，也许是惊叹于猪的孔武善战，以其作为墓主的“守护灵”，也许是羡慕猪的丰腴多产，将其视为“母神”的象征，与墓主的灵魂同归地母。如果说葬猪习俗的神圣意味还存在一些争议的话，那么，早期人类根据猪的形象做成的人造物，可以说是将猪“图腾化”、加以敬拜的明确证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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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韶文化时期 猪面纹彩陶壶 ，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黑陶猪纹钵，侧面雕刻的猪，长鼻前伸，眼睛圆睁，鬃毛直立，非常威武警觉。同样出土于河姆渡遗址的还有一只陶猪，腹部下垂似有身孕，四足交替作奔走状，栩栩如生。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猪长72厘米、宽32厘米，重量达到了88公斤，堪称“玉猪之王”。玉猪头部硕大，獠牙突出，很可能是一只野猪，或者是从野猪到家猪的“过渡形态”。对猪“图腾化”的巅峰，非“玉猪龙”莫属。东北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安徽的凌家滩文化都出土了龙形玉雕，被认为是中华民族龙图腾的重要源头。这两种龙都是长鼻立耳，带有明显的猪的特征。今天人们普遍相信，在华夏祖先创造龙的形象过程中，猪是主要的参考原型之一。![]()
▲ 商代猪尊，湖南省博物馆藏。摄影／Panda
在我们的祖先走出蒙昧的原始社会后，对猪的崇拜依然延续了一段时间。1981年，湖南湘潭农民朱桂武在平整新房地基时，挖出一件猪形铜器，经文物部门鉴定，确认为商代晚期的猪尊。2000年，山西曲沃也出土了一件猪尊，出自西周第一代晋侯燮父的夫人墓中。这两件猪尊造型生动写实，雕饰精美繁复，属于贵重的礼神酒器，在祭祀仪式中起着与神明沟通的作用。有意思的是，从商代猪尊到西周猪尊，头吻部长度在全身所占的比例明显缩小，獠牙也明显减小了，这正与从野猪到家猪的演变趋势相吻合，也反映出，野猪的驯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 西周 猪尊 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出土。
从上古到先秦，甚至到汉代，猪在人们心中的形象都是勇猛的。孔子的学生子路曾“佩豭（jiā）豚”，通过佩戴猪形饰物，表明自己的勇力。人们对猪充满了敬畏，还会把猪用在人名中——并非今天“阿猪阿狗”式的贱称。汉武帝刘彻不属猪，但却起了个带“猪”的名字——刘彘，直到七岁时，才因为“圣彻过人”，被父亲改名为彻。再往上追溯，他祖上刘邦手下有一员战将，名叫陈豨，后来反叛，给刘邦制造了不少麻烦。
物质上依赖，精神上尊崇，是中国人对于猪的特殊情感，然而，这种尊崇后来却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式微，以至于到明清时，猪的文化形象几乎是完全负面的了。![]()
▲ 图为甘肃嘉峪关出土的画像砖的临摹品（张朋川摹绘），原物制作于三国魏或西晋，砖上描绘了时人圈养猪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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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脏又懒？猪不背这个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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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测得，猪的体脂率从9.3%到24.3%不等，平均水平在18.2%左右，比大多数人类体脂低。在人类长久的驯化、改良、筛选的过程中，猪生命力强、适应性好、肉多脂肥、多产快长等特点被保留下来，但因为不再需要在野外挖掘觅食、防御天敌，甚至被故意圈养以育肥，猪的体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长而有力的鼻子变短，威猛硕大的头部变小，原本前部粗壮、后部纤细的“倒三角”体型，变成了大腹便便的臃肿体态，令人望而生畏的獠牙，退化甚至消失。
人们对此还不够满意，又发展出阉猪之法，对种猪以外的公猪一律加以阉割，大大降低了它们的攻击性，从此与世无争，安心长肉。
面对几乎面目全非的猪，人们渐渐消去了心底的畏惧崇敬，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全功利甚至渐生鄙夷的心态。 猪对于他们而言，已经是一种单纯的财富。猪的形象仍然普遍出现在墓葬中，只是不再具有神圣性了。
汉景帝及其皇后的陵墓——汉阳陵里，陪葬了累千成万的动物俑，其中的彩绘陶母猪俑，身躯肥大，四肢矮壮，大腹几乎下垂到地面，腹下有两排乳头，形神兼备，憨态可掬。对于那些不具备皇帝的财力和人力资源的普通人，更普遍的形式是“握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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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中期至南北朝时期，握玉从此前的龟甲形、长方形，变为柱状猪形，以象征逝者生前的财富。上图是西汉玉猪，西安市南郊山门口汉墓出土。摄影／Panda
中国人自古认为，人去世后不该空着手走，会在入殓时让死者手中握有象征财富的器物。新石器时代是手握兽牙，商代握贝，到周代开始流行握玉。从西汉中期至东汉、魏晋，葬俗中所握之物基本固定为猪形，但不像陶猪俑那样写实，一般为圆柱长条状，以便贴合手型。其上以古朴简练的线条，雕刻出猪鼻、大耳等典型特征，后世称之为“汉八刀”。
还有一种随葬品，则让我们直观地看到了古人养猪的方式，那就是西汉末期开始出现、东汉时期大为盛行的陶模型明器。这些明器包括建筑物和器具，最多的是仓、灶、井等。其中的陶圈厕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是以墙围合的猪圈，圈里养猪；上层是筑在圈墙上的厕所，人类的粪便可以从厕所直接落入猪圈。这种“圈厕合一”的形制，可以在文献典籍中找到大量佐证。古代称厕所为“溷（圂）”（hùn），其字形为豕在囗中，明确地描绘了猪被圈养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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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长沙出土的东汉陶猪圈，虽为随葬品，却反映了汉代的一种养猪方式：在猪圈外高台上架筑厕所，厕所下部与猪圈相通。摄影／Panda从农业生产和生活的角度来说，“圈厕合一”非常经济实用：立体构筑，占地面积小，可以有效利用空间；人粪作为猪的辅助食料，可以节约饲料；饲养兼及积肥，人畜粪便共贮，方便收集和清运。明清时期，中国进入农耕社会晚期，土地高度开发，人口高速增长，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等传统农业区，全都面临着地少人多的窘境。“海角山头已遍耕，别无余地可滋生。”没有多少土地可供放牧，马、牛、羊等由游牧文明带来的牲畜很难生存繁衍，只有圈养家猪还是普通农户所承担得起的，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动物性食物来源。但对于猪来说，这样的生存状态实在是非常恶劣，而且严重违背其本性。自然状态下的猪爱运动、爱自由，也爱干净。野猪东北亚种的家域（即日常活动范围）可达50-300平方公里。作为参考，北京市丰台区的面积为306平方公里。换句话说，不受拘束的野猪，日常可以在丰台这么大的范围内出没。它们喜欢平缓的阳坡，喜欢清洁的水源。![]()
确实，它们也喜欢在泥塘里打滚（就像小猪佩奇一家那样），但那恰恰是为了健康卫生：猪的汗腺很不发达，夏季容易过热，浑身涂满泥浆正是散热的好办法——还可以消灭皮肤寄生虫。
千百年来，人们把猪限制在粪便横流的狭小猪圈里，却反过来对默默忍受下这一切的猪横加指责：肮脏邋遢，贪吃懒惰，不像牛可以犁地、马可以骑驮，没有羊的温顺，也没有狗的忠勇，连颜值都是家畜中垫底的。猪实在不该背这个锅。
猪鬃为国出力
明清时期，中国的养猪量是全世界最大的，猪种也最丰富。今天在世界各地普遍养殖的优良猪种，如约克夏、波中猪等，几乎都是19世纪欧美人将中国土猪种系带回本国，与当地猪种杂交后选育出来的。
清朝人袁枚的《随园食单》，被誉为中国古代的美食宝典，他把猪肉的做法单独列为一章“特牲单”，因为“猪用最多，可称‘广大教主’。宜古人有特豚馈食之礼”。他在这一章介绍了猪头、猪蹄、猪肚、猪腰等不同部位的处理和食用方法，以及白片肉、红煨肉、油灼肉、芙蓉肉、荔枝肉等几十种猪肉做法。而牛、羊、鹿三牲，则只能归在一起，挤在“杂牲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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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女工正在制作猪鬃刷。
猪的用处不仅仅在于提供肉食和肥料（后者对传统农业至关重要）。令人意外的是，猪可能是所有家畜中与近代工业乃至战争关系最密切的一种。这里说的主要是猪鬃，也就是猪脊背上长而硬的鬃毛。猪鬃根条均匀、软硬适中、油性大、韧性好、弹性强、耐湿、耐热、耐酸、耐磨擦，并有天然叉梢，吸附性能良好，是难以替代的制刷原料。在近现代战争中，机械化武器需要刷漆防腐，枪炮内膛需要经常刷洗，这些全都离不开用猪鬃制作的刷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作为武器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对猪鬃的需求也是最大的。它把猪鬃列为A类战略物资加以管理，还专门颁布了“猪鬃限制法令”。而作为世界第一养猪大国的中国，也是全世界最大、最好的猪鬃供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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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军使用猪鬃刷清理枪支。1937-1945年间，中国出口猪鬃外汇收入达3000万美元；1938-1944年间，苏、美、英三国先后向中国借款总数达11亿美元，而偿还方式就是向债权国出口包括猪鬃在内的指定物资。可以说，看似不起眼的猪鬃，凭着强劲的韧性苦撑危局，为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9年，毛泽东主席看到关于河北省吴桥县发展养猪业的材料，非常重视，专门写了《关于养猪的一封信》，提出“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他建议“大搞饲料生产”，实现“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并指出“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在谈论养猪的具体问题之外，毛主席还写下了这样一段看似“务虚”的话：“有人建议，把猪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马、牛、羊、鸡、犬、豕’，而是‘猪、牛、羊、马、鸡、犬’。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或许，这位出身农家，一生酷嗜红烧肉，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深刻理解的大人物，在写下这段话时，心中除了对现实利弊的考虑，也不乏帮猪这个陪伴中华民族从鸿蒙初开走到工业时代的老朋友鸣不平、洗污名，讨回天公地道的浪漫情怀吧。
最后让我们将话题拉回当下，面对野生动物“入侵”，我们该如何应对?
在保障人类的安全和生活质量的前提下，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野生动物视为“敌人”。它们也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同样拥有生存的权利。正如近日来北京参加活动的著名动物学家珍·古道尔说的那样：动物也有思想和感觉，要找出它们行为背后的原因，为它们保留足够栖息地。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