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监国，即由储君代理国事、处理朝政。这个权柄是由君王所授意的，既是为君分忧，也是对储君未来执政能力的一种试练。然而，储权在辅助君权的同时，又是对君权的制衡甚至分割。
四年后，骊姬设计构陷，无处立足的申生自缢身亡，两个弟弟重耳、夷吾被迫出逃，晋国从此陷入内乱。晋献公死后，里克连弑二君，迎立公子夷吾为晋惠公，最终也落得身死家灭的下场。再历经惠公、怀公两代动荡，直至在外流亡19年的公子重耳回国，即位为晋文公，晋国才重归平静。世人皆知晋文公开创霸业，却少有留意，一切皆发端自“太子监国”。
▲ 北魏第一名相崔浩。
明元帝一生勤于征伐，用力过甚，常有小病缠身。又喜服药剂五石散，因致幻而屡见怪异之物，身体每况愈下。《魏书·崔浩传》记载，他遣宦官秘密问计于重臣崔浩，道出隐忧，一旦自己撒手人寰，“诸子并少，将如之何？”面对明元帝的“托孤”之问，崔浩将谋划和盘托出：“今宜早建东宫，选公卿忠贤陛下素所委仗者使为师傅，左右信臣简在圣心者以充宾友，入总万机，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六柄在手。”简言之，要实行太子监国制度，授予太子权柄。
▲ 图为今人复原的明初东宫太子婚礼场景，服饰参考自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荒王朱檀墓及明仁宗朱高炽第九子梁王朱瞻垍（jì）墓出土文物。 供图／王子澄
明元帝深感于自身得位经历之曲折艰难，对此颇以为然。泰常七年（422年）五月，他以长子、时年14岁的泰平王拓跋焘为皇太子，并将太子监国作为巩固皇权的辅助手段而制度化、常态化。北魏太子号称“国之副主”，临朝于正殿。其监国权力超乎历代，并非临时，而是常务性质，在皇帝未出巡、征战时，仍然有权决断国政。后人戏称的“常务副皇帝”，正是由此而来。
北魏太子监国的实质，是皇帝在生前将最高权力赋予太子，使太子的继承权成为既定事实，又令其在实践中得到锻炼，从而保证顺利继承皇位。为做到这一步，明元帝提前做了布局和决断。有研究指出，在他残存的六位皇弟中，年纪居长的前四位先后暴死，死时都很年轻。尤其是以武功著称的阳平王拓跋熙和河南王拓跋曜，均死于明元帝立储、太子监国前夕，疑与之有关。
英明神武的少年太子拓跋焘不负所望，处理朝政、统率百官皆成熟稳重。明元帝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南下攻伐刘宋，不再担心因“主少势孤”而出现内乱。他全身心沉浸于“游行四境，伐叛柔服”，惟求“得志于天下”，甚至有时群臣奏事，他索性大手一挥：“此非我所知，当决之汝曹国主也！”此时的“国之副主”，已与真正的“国主”无异。
泰常八年（422年）十一月初六，明元帝病逝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年仅31岁。三天后，15岁的太子拓跋焘继承皇位，此即名垂千古的北魏太武帝。这是北魏平城时代唯一一次没有政变相随的皇位更替，对于彼时凶猛剽悍的游牧民族政权来说，属于极罕见的特例。此后太武帝再次采用太子监国制度，连南朝也将其汲取为规制。
然而，谁能想到，太子监国制度在北魏竟仅此一次有效。原因在于，明元帝立太子监国一年即去世，皇帝与太子还没来得及形成“敌我”阵势。
延和元年（432年），太武帝拓跋焘立5岁的长子拓跋晃为太子，太延五年（439年）以12岁的太子监国，至正平元年（451年），太子已监国十余载，围绕太子形成的东宫集团，已然成为皇权的直接威胁。
立太子监国，提前将部分君权赋予储君，可保证皇位的安全传递；但是太子长期监国，又会削弱乃至侵夺君权，从而威胁皇位的稳固。君储之矛盾，自古即无解。最终北魏爆发“正平之变”，太武帝诛杀太子党羽，太子忧惧而亡，君权与储权两败俱伤。太武帝随后又在内廷被宦官所杀，北魏用太子监国来保证皇权传递的尝试，至此以失败告终。
不过是登基前的一道手续
此时的太子监国，在权力上固然大打折扣，但也非形同虚设。唐隆元年（710年）临淄王李隆基举兵政变，以诛韦氏有功立为太子后，同样以太子身份监国。
不过，唐玄宗之后，诸帝以太子监国，则多系权臣和宦官相逼。唐肃宗李亨病重，自知不豫，便下诏太子李豫监国。20多天后，唐肃宗崩，李豫成为唐代宗。唐代宗晚年病重，一息尚存时也发布诏书，命太子李适监国。19天后，唐代宗崩。唐顺宗李诵即位仅186天，就被权宦俱文珍胁迫发布太子李纯监国的诏书。5个月后，唐顺宗崩……
老皇帝命在须臾，新皇帝以“监国”为登基前最后一道手续，皇位传递往往仓促草率到形同儿戏。有唐一代，该制度实行270余年，21帝中有17帝曾以太子监国。监国期间，行政建立在东宫体制之上，中央行政中枢用东宫班底，以东宫系统的行文格式，向全国发文。这个东宫集团拥有相当完备的权力体系，更有一定的独立性，形同“准朝廷”。有鉴于此，宋代时改革东宫官制，以朝廷重臣兼任东宫官职，削弱了东宫的独立性。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八月，朱标奉旨巡抚关洛，为朱元璋筹划中的新都选址。朱标属意于洛阳，不料回京后感染风寒，病情日重。他在病中仍坚持上书言筹建都城事，却不知此事早已因自己的病情而搁置。第二年，朱标去世，年仅36岁。朱元璋痛哭不已，性情自此愈发暴戾。
到了明成祖时代，太子朱高炽的监国，令后人津津乐道。
朱高炽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由朱棣亲自册立为燕王世子，当时朱元璋喜赞“孙有君人之识”。燕王靖难举兵时，世子留守北平，其间团结部下，归拢士卒，仅以万人之军抵挡住明廷大将李景隆五十万之众来攻。北平赖以保全，朱高炽功不可没。而且朱高炽自幼接受儒学教育，性情仁厚淳爱，颇得文臣尊敬。朱棣靖难功成，登上皇位，册立世子为太子原本顺理成章。然而朱高炽却面临有力的竞争对手——自己的同母弟、明成祖嫡次子、汉王朱高煦。
朱高炽体形肥重、有足疾。而朱高煦呢，身高七尺有余，善骑射，作战勇猛，屡建军功。靖难之役中的白沟河、东昌等几番血战，都是朱高煦解救朱棣于危难，并助乃父转败为胜。长年征战，更使朱高煦与勋贵武将关系密切。明成祖对朱高煦颇为激赏，称赞其“类己”，甚至明言：“勉之，世子多疾。”外人看来，这无异于以帝位相许。
早年间，太祖朱元璋对太子寄予厚望，前后命礼部三次奏定相关事宜，对监国礼仪和太子权限作出极为详细的规定。到太子朱高炽监国时，他大力任用本分务实、以民为上的贤良，惩戒失职不才的官员，同时大施仁政，凡遇水旱饥馑灾荒，立即遣官救灾，蠲免徭役，开仓赈济。
内阁首辅解缙有违此条，竟被汉王朱高煦告发下狱。六科官员要将朱高炽处理政务的情况按月记录，事事注明前因后果，据实上报明成祖。但凡父子间意见相左，朱高炽必须妥协，更常因父皇的申斥而“忧惧成疾，面无人色”。
这种情况下，皇长孙朱瞻基带有监国性质的留守北京，便显得弥足重要。明成祖此举，一方面让年仅13岁的朱瞻基得到实际的政事历练，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太子监国的权力。这本是出于权术制衡，但是皇长孙成功扮演了明成祖与皇太子的中间人。朱瞻基沟通南北两京，充当父祖之间的缓冲媒介，有助于太子储位的维持和监国的长期施行，乃至日后“仁宣之治”的开创。
明代监国地位至重，被视为皇帝的代理人和继承人，甚至明武宗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起兵造反，借口都是“太后有密旨，令我入朝监国”。就本质而言，太子监国的储权，与皇帝独断的君权，是辅助和制衡的关系。储权辅助君权，也是对君权的制衡甚至分割。一如前文所言，君储之矛盾，自古即无解。这背后乃是历代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流变的宏大问题，至今仍为人所深思。
文章来源：中华遗产2024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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