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Aries E, Seider M. The role of social class in the formation of identity：A study of public and elite private college students[J].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7, 147(2):137-157.
从左至右：
Aries Elizabeth：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阿默斯特学院心理学教授
Seider Maynard：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人类学和社会工作系教授
摘译：孙婧瑄（苏州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
摘要：作者在一项访谈研究中探讨了社会阶层对身份形成的影响，访谈对象包括来自一所择优录取的文理学院的15名低收入学生和15名富裕学生，以及来自一所州立大学的15名低收入学生。就对身份认同的重要性而言，学生们将职业目标排在第一位，社会阶层排在第二位。富裕家庭的学生认为社会阶层对身份认同的重要性程度明显高于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他们更清楚促成成功的结构性因素，并且有更高的职业抱负。富裕家庭的学生约半数的人对社会阶层进行了探索，这一比例低于私立学校低收入的学生，高于州立大学的学生。收入较低的学生形成了一种使其社会阶层地位合理化的意识形态。
研究目标
在本研究中，我们的目标是研究社会阶层在身份形成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它既可以作为塑造身份的独立变量（例如，阶级地位可能塑造选择、自我概念和意识形态），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与个人身份相关的领域（即可以积极探索的领域）。为了评估身份，我们借鉴了Marcia（1966，1993）对Erikson（1968）身份建构的操作化，使用了Marcia的身份状态访谈（Identity Status Interview，ISI）。ISI考察了职业、意识形态（即政治和宗教）和性别角色态度领域中身份探索和投入的状况。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关注四个问题：：
研究问题1：与职业目标、政治和宗教信仰以及性别角色态度相比，社会阶层对身份的重要性如何？其重要性是否因社会阶层背景而异？
研究问题2：在多大程度上社会阶层是身份探索的领域？探索是否因社会阶层背景而异？
研究问题3：社会阶层背景与职业奋斗有关吗？
研究问题4：不同社会阶层背景的人为了理解基于阶级的身份方面会发展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研究方法
参与者：参与者是我们从三组群体中抽取的45名本科生。每组15人。两组（一组富裕，一组低收入）学生来自一所择优录取的文理学院（被称为“小常春藤”）。第三组由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组成，他们就读于一所州立文理学院（被称为州立学院）。所有参与者都是一年级或二年级的学生，按性别平衡各组。
测量方法：Marcia（1966）曾设计了ISI来确定个人是否处于四种身份状态之一，包括实现（achieved），暂停（moratorium），丧失（foreclosed）和迷茫（diffused）。研究人员通过两个变量来确定身份状态：这个人是否经历了探索期，以及是否做出了承诺。经历了一段探索期并做出了职业和思想承诺的个体是身份认同已实现的个体。那些仍处于探索期，尚未做出承诺的人是身份暂停。那些没有对父母和父母代理人所认可的价值观和目标进行审查就做出承诺的人，则是身份丧失。那些在职业或意识形态方面没有明确方向，没有积极探索这些领域的人则是身份迷茫。
访谈包括传统评估领域的问题：职业规划、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和性别角色态度。我们在访谈中增加了第五个领域，即社会阶层。在社会阶层部分，我们问参与者社会阶层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不同，阶级是否是他们和父母讨论的东西，他们是否质疑或改变了他们对社会阶层和阶级身份的看法，是什么让他们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以及他们是否期望自己对社会阶级在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看法会有所改变。我们在访谈中增加了两个额外的问题，以评估个人在处理其阶级地位和理解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时形成的意识形态：“你认为导致一个人在美国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假设你和你的家人可以重新选择，你愿意出生在与现在相同的社会阶层还是不同的社会阶层？”
结果
问题1：与职业目标、政治和宗教信仰以及性别角色态度相比，社会阶层对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如何？其重要性是否因社会阶层背景而异？
我们发现各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isher最小显著性差异检验（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est）显示，小常春藤的富裕学生比州立大学的学生和小常春藤的低收入学生认为社会阶层对认同更重要。这两个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富裕的学生似乎很清楚他们的经济特权地位在形成他们的身份和塑造自我的累积利益方面所起的作用，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则更有可能在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识中把阶级放在一边。
问题2：在多大程度上社会阶层是身份探索的领域，探索是否因社会阶层背景而异？
对社会阶层的探索程度最高的是小常春藤的低收入学生（78.6%），最低的是州立大学的学生（26.7%），中等的是小常春藤的富裕学生（53.3%）。当被问及他们是否曾经质疑或改变过他们对社会阶级或阶级身份的看法时，州立大学学生的典型回答如下：“没有”，“我不这么认为”和“我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而州立大学学生的社会阶层迷茫比例（26.7%）是小常春藤富裕阶层学生（13.3%）的2倍，是小常春藤低收入阶层学生（7.1%）的3倍。一些州立大学的学生对社会阶层在他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相当多的思考，但这样的回答并不多见。相比之下，小常春藤学校的低收入学生对自己身份的阶级基础方面进行了大量思考。在小常春藤学校，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发现他们周围的学生主要来自富裕家庭，而在州立大学，这些学生发现他们周围的学生来自与他们相似的阶级背景。许多小常春藤低收入学生都认真思考过他们的世界观是如何受到阶级背景的影响的。
问题3：阶级背景和职业奋斗有关系吗？
通过ISI中关于职业目标的部分，我们让学生们谈谈他们的职业抱负。三分之二的小常春藤富裕学生渴望从事需要博士或专业学位的职业，而小常春藤低收入学生中有三分之一这样做，州立大学的学生中有14.3%这样做。富裕学生的志向与其父母的教育和职业水平是一致的。富裕群体的职业目标往往是那些能给他们带来更多权力、收入和地位的职业，而不是那些低收入群体的职业。例如，这一群体中60%的人期望成为律师，20%的人期望成为医生。小常春藤收入较低的群体期望从事能让他们超越父母的职业，三分之一的人想教书，20%的人想从事法律或医学工作。州立大学组对自己的目标往往比较模糊，而且更关注教学和咨询等入门级职业。
问题4：不同社会阶层背景的人为了理解基于阶级的身份方面会发展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我们对“你认为导致一个人在美国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进 行了编码，以确定两种类型的回答：个人因素（即努力工作、动机、决心）和结构性因素（即社会阶级地位、机会、关系、教育）。卡方检验比较了三组人个人因素的存在与否，结果显示各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每组中约有四分之三的学生认为个人因素对成功很重要。然而，在学生是否将结构因素作为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时，就出现了显著差异。93%的小常春藤富裕学生、69.2%的小常春藤低收入学生和40%的州立大学学生注意到结构性因素对成功的重要性。当被问及“假设你和你的家人有可能重新出生，你是希望出生在同一个社会阶层还是不同的社会阶层？”富裕的学生（92%）比低收入的学生更有可能说出相同的社会阶层。69%的小常春藤低收入学生和57%的州立大学学生说出同一社会阶层。
讨论
目前的数据表明，社会阶层无论是作为塑造身份形成的独立变量，还是作为身份探索的一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当被要求对身份的五个领域——职业目标、政治信仰、宗教信仰、性别角色态度和社会阶层的重要性进行评分时，大学生给了职业目标最高的评分，社会阶层次之。对于一半的富裕学生来说，社会阶级是一个探索的领域，有助于他们理解他们的社会阶级地位给他们带来的优势。相比之下，几乎四分之三的州立大学学生没有对社会阶层的领域进行探索或质疑，相反，他们在这个领域表现出最高水平的迷茫，这与他们对社会阶层对身份认同的重要性的较低评级是一致的。
私立大学的学生探索社会阶层领域的可能性是州立大学学生的三倍。数据表明，当个人遇到来自不同社会阶层背景的人时，社会阶层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探索领域。小常春藤低收入学生接触到的大多数学生都是非常富裕的，他们的阶级背景与自己的阶级背景相差很大，这促使他们思考自己的阶级地位，并找到合理的解释。州立大学的学生处于一个更加同质的环境中，周围都是其他工人阶级的学生，他们很少有动力去思考自己身份中基于阶级的方面。低收入精英大学生对社会阶级的探索并没有导致愤怒或怨恨，而是产生了使其阶级地位合理化的意识形态。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他们是否希望出生在同一个社会阶层，学生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揭示了学生们形成的意识形态。与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相比，富裕家庭的学生更有可能说他们希望出生在同一个社会阶层，这很符合常理。然而，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三分之二的小常青藤低收入学生和略多于一半的州立大学学生也会选择重生在同一个社会阶层。许多低收入学生不希望阶级地位发生变化，因为他们重视自己的性格特征，并且认为这是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而形成的。Erikson认为，青少年需要找到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后来可以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提供合理化的理由。低收入学生已经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将他们所面临的不利因素合理化并最小化。这些数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权力或地位较低的群体成员会发展自我保护策略，并找到一条通往积极认同的道路。低收入学生似乎通过降低他们对社会阶层在身份认同方面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对社会阶级成员发展的积极看法来保护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