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曹日新
光阴似箭，不觉已是耄耋之年。60年前的九月一日，是我考入汾阳中学的日子，那是我人生的新台阶和转折点。
1964年我十七岁，从三泉中学考入汾中高中39班，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道路。汾中是山西省重点中学，汾阳县唯一的一所全日制完全中学。我们入学时校门口挂的校牌:“山西省立汾阳第一中学”。这里有宽敞明亮的20座标准化教室；有一批毕业于全国名高校、投身于教育事业多年、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有十几栋形状各异的小洋楼点缀在假山凉亭、绿树成荫、百花盛开的校园内；有两座满足千人同时锻炼的大操场；还有藏书数万供两百师生同时阅览的图书馆；有充满理化生各种仪器供科学实验的理化楼；有冬季烧着暖气的舒适的学生宿舍楼……在我们入校前一年，汾中招生对象是汾阳，文水、交城、孝义四个县的初中毕业生，每年只招两到三个高中班。到我们这一届因国家1962年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方针，国民经济较前大幅度好转，汾中只招汾阳籍学生两个班共80人。这两个班城内学生占一个多班，全县农村籍学生只有20多人，我们这些农民子女上汾中是多么不易。汾中为我们提供了跃上人生顶峰的起点，我进入了一个好的学校。
汾阳中学武术队合影，1965年摄
我们高39班遇到一批优秀的老师。班主任谢天老师德高望重，性格豪爽，待人诚实，对学生和气坦诚相待，一视同仁，平易近人。语文老师顾国祥、张兴孝、李耀先、田生玉，数学老师张雅光、王健、田世栋，物理老师李佳珍，化学老师董士虔、智望等都是知识渊博、教学有方、尽心尽力的好老师，学生遇到好老师是终身受益的幸运。
我们高39班是一个团结正能量的好集体。学习主动奋发，体育锻炼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争先恐后。早晨抢先到教室，晚上迟迟不回宿舍。人人学习努力，个个奋发图强。全班绝大多数同学参加学校篮球、排球、田径、体操、武术、乒乓球等体育队。有的同学同时参加两个体育队。学校宣传队的七八个同学都是骨干队员，后来成为县文工团的主力。教室内外卫生从来都是主动自觉抢着干，没有值日生这一说。团、班干部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同学间交流谈心，互相帮助，互敬互爱自觉成风。
我们班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大家庭。刚入学一周后，我们就去三泉公社段家庄、团城、张多村三个村支农收秋，当时班里同学还相互叫不来名字。我虽生在农村，但我们家原是市民户口，1962年冬才被压缩为农业户口，没有参加过收秋等农活儿，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参加收秋，第一次干这么重的农业活儿。全班同学吃苦耐劳，团结奋斗，三个村的社员全给予我们一致好评，劳动结束时社员们依依不舍。高一第二学期到冀村公社尹家社帮种棉花，班里只有四五辆自行车，大部分男生和女生背着行李二路纵队步行五十五里土路到目的地，走到冀村公社的王家社和狄家社时，乡亲们端着热水瓶和水壶水碗夹道迎接，像欢迎当年八路军一样。1966年收夏时我们班到杏花公社的辛庄村支援夏收，一天午饭时天空突变，一时间雷鸣电闪，狂风暴雨倾盆而来，我们班全体同学与强壮社员们一齐冒着大雨冲向上午割倒的麦地，在大雨中往地外高处扛小麦，天上是倾盆大雨，地上是雨水加泥流，空中是狂风肆虐，近一小时的搏斗，终于将上午割倒的小麦抢救到高处。同学们被淋的一个个“落汤鸡”，全身湿透了，鞋袜都成泥蛋了。社员们看着心疼，把干净衣服和鞋送到我们住的小学里，我们和社员们的鱼水之情竞相体现。夏收完我们回校时受到社员们夹道欢送。我们班的同学思想进步，生活朴素，刻苦耐劳，学习钻研，遵守纪律，相互团结，集体主义精神特强。
汾中学习三年，我除了和别的同学刻苦学习，还参加勤工俭学。学校安排农场的王老师负责联系社会上的活儿，农场提供工具，星期天和假期组织我们家庭比较困难的同学去干，挣的工钱补贴生活。在省运输公司和大修厂内、小南关等地挖过自来水管壕，在南关铺过沥青油路等。
我和刘德润同学是学校时事组成员，管理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山西日报》等报纸，每天负责更换校园报栏内的报纸。
我和马步洲、秦俊杰、田世健、李德山等同学参加学校无线电小组，学习无线电知识，问成立老师是我的启蒙之师。我从小爱好无线电，上初中时开始玩矿石收音机，高二开始组装单管收音机(用一只半导体三极管)。1964年我就订了《无线电》杂志，上汾中时去的最多的是新华书店和交电公司门市，也常骑自行车去孝义县新华书店和交电公司门市，省吃俭用也要常买无线电方面的书籍和电子元件。到外地串联首先去这两个地方，1967年春天我和马步洲同学几乎一周骑自行车去一次孝义买电子元件。几年的刻苦自学和多次实践，这年夏天我俩每人各自装了一台四管机(四只半导体三极管和两百几十个电子元件的收音机)，用三合板做底板和制作精美的外壳。是那个时代最豪华最高级的半导体收音机。全汾阳拥有者仅我们二人，我们是汾阳早期的无线电爱好者。
我和田世健、荆增华、马步洲、王富英、武桂兰等同学一同参加学校武术队。利用晨读前，熄灯后和下午活动时间练功。每天起床铃响前一小时起床，熄灯后一小时回宿舍。早晚在操场演功。冯育孔老师是武术队教练。
高一第二学期开始，我利用星期日和假期在南门街县维修队学习修电动机。这是朋友介绍去的，既不交学费也不挣工钱，吃住仍在学校。维修队队长张学武对我很好，既认真教又很呵护。开始时就是干拆线等脏累活儿，一年后开始打线圈学压线，三年下来我已学成熟练工了。
1966年“文革”开始，十月底，汾中“文革”领导小组开始初步放开学生徒步串联，我与两位同学首先报名，坐车串联首站到达北京，住在北京市崇文区北京女子十三中，这里距天安门广场不足一公里，距北京火车站也仅一公里多点。11月3日和10日两次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曾经见证历史的狂欢，近距离目睹伟人及中央其他首长的容颜，游遍清华、北大、颐和园。在北京住半个月后又到长沙武汉串联。长沙住在毛主席的母校—湖南第一师范。散步在橘子洲头，看够岳麓山的层林尽染，两次去往领袖的韶山故居。武汉住在武汉大学，参观过长江大桥和武钢，尽享东湖水碧波荡漾。三个城市共住了四十三天才乘火车返校。虽积极参加“文革”运动，但武斗一开始我便激流勇退了。我们班是汾中六个高中班中唯一没有参加武斗同学的班。
汾中上学时因我家兄弟姐妹九人，家庭十一口人，生活困难，国家每月发给助学金，高一时每月五元，高二时每月六元，第三年每月七元。有助学金者学费也免。当时每月饭费需五元多点，第二、三年除吃饭外还剩余买书、本子和文具，也就是说我上三年汾中是国家供给的，是党和政府出钱供我上完高中。我们一家都打心眼里感谢党和政府。毕业后，我扎根农村中学40年，默默耕耘，吃苦耐劳，兢兢业业，为祖国培养建设事业有用人才的实际行动就是对国家的回报。
作者曹日新
+我的汾中生活是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汾中是大学校，教会我怎样做人，教给我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汾中是大熔炉，锻炼了我的意志，确立了我的正确人生观。汾中培养了我，我永远爱母校。
我们这一代与共和国同龄，曾经是可喜可贺的汾中生，也曾经意气奋发激扬文字；也曾渡过艰辛岁月，饱尝苦难生活；也曾勤奋努力，埋头实干，兢兢业业为祖国做贡献，我们是共和国历史上的“老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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